逆行齋主:茅于軾 中國的脊樑

【新唐人2011年6月18日訊】最近茅于軾因為一篇關於毛澤東的文章,受到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毛左派的猛烈攻擊,據稱全國已經成立了多個公訴團,準備對茅老提出公訴。

我想用魯迅先生的一段話來表達我對茅于軾老先生的敬意: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茅老于軾,當之無愧可以列入上述,是中國的脊樑。

對於茅于軾的理論和觀點,有過一些瞭解,諸如“10億 畝土地紅線”、“經濟適用房不建廁所”的說法都曾掀起悍然大波。這些論點,乍聽來,好像確實有些離譜,有些違背常識,離經叛道。其實,這是一個對中國國情 和人情世故有著深入瞭解的老人,著眼于解決種種現實問題而提出來的,絕非那些坐在書齋裡,照搬書本理論教條的人能說出來的。

例如,關於經濟適用房,茅于軾提出“經濟適用房不建廁所”。有些人一聽這話,立刻勃然大怒。你茅於軾也太不把窮人當人看了,難道窮人就不應該住有廁所的房子嗎?

難道這真是茅于軾的本意嗎?

其實不然。茅于軾的本意是,在中國目前沒有對公權力實施有效的監督的情況下,經濟適用房已經成為權力階層獲取不當利益的又一各工具,開著賓士、寶馬住經濟適用房的現象不絕如縷。既然無法從制度上控制經濟適用房落入富人之手,便考慮從技術上防止富人掄購經適房。

茅于軾還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為富人說話的少,辦事的多;為窮人說話的多,辦事的少。所以我選擇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

這話有點意思。

富人、窮人、說話、辦事,四個詞語,不同的排列組合,勾勒出當今中國的社會形態和生存空間。

富人,在時下的中國名聲不太好(封建時代雖然也不太 好,但比現在要強多了),千百年來的文化傳統、歷史觀念,“為富不仁”的帽子早就擱在那了;建國後幾十年的妖魔化,黃世仁、劉文彩、周扒皮,已經把富人的 形象在國人心目中定型了。改革開放初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萬元戶”很是光彩了一陣。但隨著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暴露,社會差距的加大,富人又一次被推到社會審判席上(雖然富人們使出渾身解數,這裡捐款,那裡捐物,但好像沒多大作用)。現在,大部分社會民眾,包括部分學者,認為改革難以縱深下去的阻力,就 是官商勾結,既得利益集團。看看現在反腐倡廉的小說、影視,基本情節必定是企業家(百分之九十九還是民營企業家)和腐敗官員勾結一起,大肆鯨吞國家和社會 財富。經過這樣反復渲染,奸商的嘴臉就愈發凸現了。

在這樣的語境下,能站出來為富人說話,辯解,是需要很 大的勇氣的,一不小心,就要落得個全民公敵的下場,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所以,我們能理解為什麼替富人說話的人少了。只用那些站在民族利益立場上,希望中 國富強,希望改革開放深入下去,以理性和務實精神看待社會的人,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為富人代言。

由於體制改革的不均衡和政府機構改革的不完善,整體大 環境存在問題,有些富人,為了把企業發展下去,自覺不自覺地為官員、學者提供好處,希望可以得到一個較為寬鬆的發展空間(當然,也有的是企業家主動行賄, 為自己不法活動尋找保護傘)。而許多官員、學者,表面上對財富不屑一顧,清高的很,但暗地裡為富人忙,跑前跑後,不過是為了在盛宴上分得一杯羹罷了。

反過來,替窮人說話,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社會、何門 何派,都會得到喝彩。在古代,這叫為民請命,是要上史書的,像海瑞、周順昌那樣。在現代,這叫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烏紗、光環都會接踵而來。在 過去,為窮人講話可能還會有點麻煩,現在是講的越多,博得的喝彩聲越大,烏紗帽也就越大,光環也就越大。所以,當今為窮人講話的特別多,甚至殺富濟貧、吃 大戶的腔調都出來了。當然我們不是反對為窮人說話,我們反對的是僅僅說話而沒有實際行動,口惠而實不至。像茅于軾老先生那樣,辦學校,設立小額貸款,出力 費時又不會產生轟動效應,所以許多嘴上高喊公平、正義的人是不會去做的,從這裡人們也能看出這些人的嘴臉。

只有站在理性的立場上為富人說話,才能鼓勵富人繼續創業,鼓勵更多的人成為富人,最終增加社會財富總額;只有站在公平的立場上為窮人辦事,才能逐漸縮小社會差距,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使更多的窮人成為富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善哉!壯哉!茅于軾,中國的脊樑。

──轉自網易《逆行齋主》博客

(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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