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2009 中國社會的零度誠信

【新唐人2010年2月24日訊】

1、作為一名普通消費者,您對商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放心么?您相信商品廣告么?調查顯示,年輕人對廣告的信任程度更高,您怎麼看?

當然不放心。我們已經喪失了對本土商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的基本信任。國際大品牌的廣告,相對具有較好的信譽度。但本土產品廣告,還是有不少令人疑慮之處。最惡劣的是那些冗長的深夜電視購物廣告,它們幾乎成了公共詐騙的代名詞。

年輕一代更信任的往往是洗頭水之類的廣告,它們主要是外資或合資企業,投放廣告的歷史有的長達二十多年,恰好伴隨了年輕一代的成長歷史。如果他們連這個都不信任,那麼他們就要被迫面對一個 「被騙的童年」。

2、提到食品安全,我們也會注意到這樣情況,在2009年,很多企業或個人把自己塑造成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體健康的天使、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最後的結果卻是集體淪陷,這是不是意味著一種道德和商業、和人生是可以分裂的?

商業倫理的崩潰,是國民整體道德體系瓦解的結果。沒有任何領域可以倖免。在一個零度道德的社會,人們只能依靠謊言來維繫問題產品的公共形象。這不是價值分裂,而是用公共謊言來遮蔽產品有毒的真相。

3、 在被調查者中,「防範陌生人」幾乎成了通識。您平時相信陌生人么?陌生人之間為什麼會如此疏離和防範?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從信仰危機、信念危機到信任危機的三個波段。這是一條可悲的歷史下滑線。人與人之間發生猜疑和防範,是社會信任危機達到高峰值時的癥狀,它顯示了社會倫理的全面瓦解。

4、您在澳大利亞呆了8年,對澳洲那邊的誠信狀況印象如何?在西方國家,陌生人之間似乎更容易親近,也有人將之歸結于基督教民主平等、博愛等精神的紮根,您怎麼看待東西方的這種差異?

西方社會也有人際關係疏離的問題,但那可能更接近社會學範疇,跟道德沒有直接關聯。西方社會誠信制度的維繫,一方面依賴於基督教義的力量,另一方面還要依賴於對人類普遍價值的認同,而這兩方面我們都不具備。中國人自有的傳統儒家價值觀,當然也能部分地用於現代倫理建構,但就連這些老古董,經過文革和反道德的 市場化運動,現在都已蕩然無存。國學運動試圖對此加以修復,但是已經為時晚矣。

5、在這次調查中,人們的信任程度依照親疏關係出現差別,家人、親戚朋友、同學等是社會信任的第一可靠對象,排在最後的是媒體工作者和政府官員。對前者,有人認 為這是儒家中按血緣關係組成的親疏遠近的人際關係秩序,對後者,有人將之解讀成人們對社會公正和正義缺失的不滿。您怎麼解讀這個排序?

這個排序的內在邏輯,當然跟華夏文明的人治傳統有關,但同時也表達出對公權力的質疑。大量事例已經表明,公權力沒有扮演公民庇護者的角色,相反,它正在被到處濫用,肆意擴張,構成對公民個人權利的嚴重侵犯。我想這應該就是民眾懷疑、抵觸和抗拒思潮的主要源頭。

6、最近《小康》雜誌舉行的調查中,「小姐」的信任度在政府官員之上。在政界精英、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同時遭遇信任危機的同時,小姐、農民、學生等相對處於底層社會的群體信用度最高。您覺得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特的現象?

「小姐」作為「性工作者」,自然要遵循地下行業的遊戲規則,但民眾在問卷中對小姐所表達出的「信任」,與其說是一種職業評價,不如說是一種修辭性的嘲諷,用以表達對「上流社會」的鄙視。儘管社會精英佔有各種稀缺資源,但只有一種稀缺資源掌握在底層民眾手裡,那就是道德資源。這真是一場歷史性的諷刺。「上流社會」的形象正在變得醜陋可笑起來。

7、房地產機構和城管為什麼形象最差?

這當然是因為這兩類機構跟民眾利益的正面衝突最吸引眼球。房地產商的暴利(背後則是地方政府的暴利),直接威脅民眾的經濟安全,而城管的暴力,則直接威脅民眾的生計安全。

8、厚黑學和權謀文化流行,您稱之為「流氓意識形態」,您怎麼看待這種權謀文化的盛行?

這是數千年的歷史傳統。在跟基本道德的對抗過程中,這種厚黑學的權謀,緩慢地滲透到儒家倫理中,逐漸被國家倫理體系所接納。在帝國的晚期,它甚至成為社會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厚黑和權謀,都已經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風景。

9、在中國,人與人之間的這種鬥爭文化和相互的不信任有何土壤?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嚴酷的鬥爭關係您經歷過么?

文革應該是一個罕見的高潮。家人之間、親戚、朋友、同事之間,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都互相檢舉揭發。它徹底擊破了血親信任的歷史傳統。我記得我們家的親友之間突然間都不來往了。路上相遇也裝作不認識的樣子,因為誰也不知道對方的政治面目,生怕受到牽累。這當然不是一個孤例。只要社會出現嚴重病灶,這種信任危機就會不斷浮出水面。

10、作為50年代生人,您經歷的各個年代都留給您什麼樣的大致印象?我記得您在某個採訪中提過,80年代給您的印象是平和,而80年代也被很多人懷念,認為那是 個文化和價值復甦的年代,是這樣么?從90年代起,整個社會的道德指數和誠信狀況是否就走上了一路墮落的的軌跡?很多人簡單地把它歸罪於市場經濟,歸罪於 個人的逐利本性,您認為呢?

市場經濟本身並不是殺死誠信的兇手。改善了中國民眾生活質量的消費市場,同樣需要良好的商業倫理的支撐。誠信之死的原因,在於人類普遍價值的淪喪。我們在放棄平等、自由、獨立和民主信念的同時,也放棄了個人尊嚴、誠實和教養的道德底線。也就是放棄了作為一個完整健康的人格的自我塑造,轉而成為追逐實利的低級經濟動物。我們不幸擁有世界上最大數量的拜物教徒。

11、您是從事文化批評的,在您看來,現在的批評家們現在是否都能堅持自己的立場,說真話,保持良知和水準?

堅持這種立場的確很難。一方面要保持獨立性,一方面還要正確地說話,也就是堅守普遍價值的底線。批評家能做到其中一項就已經很不錯了。在利益交換的平台上,良知的重量輕如鴻毛,它隨時可以被一場交易的小風吹走。

12、誠信體系的崩潰,在中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甚至文藝界抄襲的行為現在都習以為常了。誠信的常識、尊敬規則的常識、是非曲直的常識,這些基本秩序在中國完全遭到了破壞,您認為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底線失守的情況,到底是哪邊出了問題?

基於厚黑、權謀和利益被尊重的原因,誠信只能在其中扮演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在許多人眼裡,被曝光和失去誠信,不是人格破產的標誌,而只是一次權謀方面的過失,也就是「不聰明」和「玩得不夠高明」的結果。這種用謀略代替道德的做法,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倫理危機。

13、作為一名高校老師,您認為現在的教育有利於學生和青年道德上的進化么?

當然不能。應試教育制度顛倒了考試手段和教育最終目標的關係,製造了結構性的惡弊。從行政官員、教師、學生到家長,所有人的努力都建立在衝刺考試分數線上, 為此可以不擇任何手段,作弊、抄襲、賄賂,都變得合乎情理起來。在這樣的環境里,任何培養健康人格的努力都只能是杯水車薪。

14、在您看來,這個社會怎樣才能實現價值重建,從扭曲走向正常?

我沒有什麼救世良方。文化學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作為一名普通的教師,我甚至不能改變周圍學生的現狀。根本解決倫理危機的希望,在於政治家的社會改革,只有他們能夠切入制度的根基,從那裡完成歷史的飛躍。(草稿箱存貨之二)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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