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序

【新唐人2009年11月29日訊】滕彪:作為反抗的記憶—《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序

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僅由警方決定而將公民關押,長達三年甚至四年,這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裏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中國卻是活生生的現實,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公民曾受此害。這就是勞動教養制度。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律師和各界人士強烈要求廢除勞教制度,國際社會也不斷呼籲中國停止勞教、遵守已加入的國際人權公約,但直到今天,勞教仍然被普遍實行。勞教所除了關押輕微違法犯罪者之外,也關押吸毒者、賣淫嫖娼人員、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來鎮壓法輪功信仰者、上訪者和異議人士。

如同對世界上大多數事物一樣,人們往往滿足於一般印象或流行說法,卻沒機會或不大願意深入到具體事物和其細節中去,特別是對當事人的命運和情感。類如戰爭、災難、屠殺、牢獄、酷刑等話題,我們都是有意無意地避免深入到其黑暗、血腥的內部。但是,好的寫作則是直面這一切,尤其是紀實作品,這對我們的日常經驗是很重要的彌補。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切,不能假裝這些事情未曾發生。

我眼前的《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這部書稿就是對中國勞教制度的親歷和見證﹔而且它給我們的啟示不僅限於勞教,也涵蓋了政治、社會和人性等更廣闊的領域。該書作者野靖環,是“新國大”金融詐騙事件的受害者。在長達11年的上訪過程中,她多次遭到警察毆打,數次被拘留、逮捕,直至被勞教。她在勞教調遣處受到各種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極限,但她對自己說:“我不能死、我不能瘋、我要健康地活著出去!我要把罪惡的勞教制度寫出來,我要做歷史見證人!”正是作者的這種不屈和執著,世人得以看到勞教的真實面目﹔而正是這種寫作,使作者得以脫離邪惡的污染,重新審視人性並建設性地參與現實。

根據作者的調查,“上訪的”勞教人員絕大多數都挨過電棍、關過“小黑屋”。雖然中國較早加入了聯合國反酷刑公約,但酷刑在看守所、監獄等羈押場所仍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殘的公民也不在少數。勞教所的酷刑極為殘酷,尤其對法輪功修煉者,其殘酷程度令人髮指,而且至今仍在實施。對法輪功——一個信仰團體的迫害,早已跌破文明底線,明顯構成反人類罪行﹔但無論國際國內,敢於或願意就此發聲的仍然很少。這對知識份子和政治家來說是一種諷刺和恥辱,時間的流逝不會減輕而只會加重這種恥辱。

王力雄在評論廖亦武《證詞》時寫到,中國監獄的“特色”在於,“執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對犯人實施全面凌辱與虐待。” 《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描述的重點不在肉體上的酷刑,而是勞教所的日常“規訓”、其對“犯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虐待和折磨。勞教所的很多管理制度和一些非正式的要求,完全就是為了折磨侮辱人、為了消滅人的基本尊嚴。比如,“在筒道裡走要低頭、排隊要低頭、跟警察說話要低頭,低頭的標準是看著自己的腳尖”﹔比如,不到規定的時間不許上廁所,“鞋、牙刷等物品要擺成一條線,絲毫不能錯位”﹔比如,洗臉的時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馬上叫道:“誰讓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臉,不許洗其他地方!”﹔比如,打飯時要求男勞教人員單膝下跪,雙手舉盆﹔比如,濕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張望﹔比如,勞教人員之間必須稱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類,要扣分。這類要求比比皆是。進勞教所的第一天幹部訓話時就提到:“說得明白一點兒,就是別拿自己當人看。”管理者讓勞教人員自己放棄做人的資格,在管理時也的確做到了不把勞教人員當人看。有勞教人員總結勞教管理的方法是:“打擊你的自尊﹔毀滅你的靈魂﹔貶低你的人格﹔損害你的健康。”其實,這些手段不是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把人訓練成非人,才是勞教的目的。

對思想和精神的改造,與對身體的規訓也是連在一起的。發現一點小問題就要寫檢查,對不服從管理的或不願放棄信仰的採取“包夾”、“關禁閉”等懲罰,或者扣分、取消與家人會見的機會、延長關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脅。“包夾”似乎是中國的獨創,按規定負責包夾的勞教人員距離被包夾的人不能超過10公分,24小時形影不離,而且要作詳細的包夾記錄,一言一行、任何情緒變化、甚至睡覺的情況都要記錄下來。

一次野靖環被批評“表情太放鬆了”,原來是隊長從監控探頭中看出來的。勞教所裡的監控探頭、監聽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讓人想起《1984》裡面的電幕和隨時隨地看著你的“老大哥”。在那裏,你越堅強、越淡定、越有人性,他們就越恨你。當人成為服從機器、成為低賤的虫豸、成為野蠻的幫兇,管理者最高興。

在書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曾經在拘留所一起被關押的盧靜與野靖環結下深厚友誼,她管野靖環叫媽媽。作者印象中,“她總是充滿了陽光、充滿了快樂,對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歡她。”但盧靜負責包夾作者一段時間之後,突然有一天哭著對她說:“袁隊長說,所有的人都向她報告,說我從來沒有罵過你,還經常跟你說話,說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時,還讓你放茅、洗手。她知道得太細了。她說如果我還想減期,就必須改變對你的態度。她說知道咱倆在海淀拘留所的關係,所以才容忍了這麼長時間,以後不行了!野靖環,以後我得按隊長的要求管著你了,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就沒有活路了。”作者說:“盧靜,你以後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不用考慮我。”盧靜說:“按隊長的要求,我每天都得罵你一頓。看在咱倆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這個狠心的,但是沒有辦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後的結果跟你一樣被包夾。我要是像你這樣天天被人家罵著、訓著,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獄都沒這麼難受過,我在這兒才4個月,我真受不了了。”

從此盧靜變了。這是勞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實寫照,它把每個人置於道德困境:要講道德、講良心,就會損害自己,對關押者如此,對管教人員也如是。受害者也成為了施害者,我們看到太多的例子,“犯人”監管、毆打、虐待同伴遠遠超出了制度允許的範圍,甚至遠超出管教施害的程度。在另一個意義上,施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他們在殘害他人身體、摧毀他人尊嚴的同時,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他們努力使別人成為非人的同時,自己也被異化成了非人。

勞教所是中國社會的縮影,也是中國政治體制的縮影,它集中體現了極權制度對人的摧殘。冉雲飛有個說法“中國是個互害社會”,從本書,從許多見證作品,從被屏蔽的網絡新聞,我們都可以得到“互害”的印證。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仍然保持了人的尊嚴。她教別人認字、幫別人寫信﹔她為自己的權利,也為別人的權利而抗爭。有時候,在勞教所,抗爭會有一點點效果,甚至這點效果可能會形成慣例,從而惠及其他勞教人員。有時作者進行抗爭,管教幹部會讓其他勞教人員 “陪綁”,考慮他人的利益,她被迫放棄抗爭。

作者在勞教所盡力發掘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爾地一閃而過。她盡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惡者,不把他們當成純粹的魔鬼。有時候一個表示支持的手勢、一個理解的眼神、一句溫暖的話,也能體現出未泯的人性之光。作者評論勞教幹部:“她們為甚麼總是把自己美麗的一面掩藏起來,而把兇狠殘暴的一面表現給我們呢?在她們眼裡在她們心裡,勞教人員不是人!她們從20歲參加工作就被領導訓練成迫害勞教人員的工具!”“一個原本善良、陽光的正常女孩,就這樣被改造成像楊大(隊長)一樣的人。稍有些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血壓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則會出危險。而古力卻讓這樣一位老太太一遍遍地練左轉、右轉,用折磨別人的方式發泄自己的不滿。調遣處摧殘的不只是勞教人員,還摧殘了許多年輕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見證和書寫苦難,是為了使悲劇不再重演。作者獲得自由之後曾寫信給一個管教幹部:“我寫出這本書,是希望這些流著勞教人員血和淚的故事永遠不要再出現,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勞教人員,不要再幹這種侵犯人權、傷天害理的事了,讓這一切成為歷史吧!”但是沒有回音。

勞教是個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類的恥辱,而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恥辱﹔就像奧斯維辛不僅僅是猶太人的奧斯維辛,它是全人類的。制度惡與人性惡糾纏一起:人的選擇行動形成體制,罪惡的體制激發了人性中黑暗邪惡的一面,從而製造更多的罪孽。體制之惡不能免除個體責任。沒有一個離開行動者的抽像體制,沒有一個靠文字就能自動執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惡都輕輕鬆松地推給“罪惡的勞教制度”,就等於放棄了個體的人性責任和生活意義,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個具體執行者的罪惡,任何罪惡的體制都不會結束。而面對真相、拒絕遺忘是反思的前提,對於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們、對於罪惡的和苦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來說,回憶和寫作乃是人們能夠重建人性的方式,這本身也是對極權和罪惡的富有意義的反抗。真相一旦說出,就不會被暴力戰勝﹔見證一旦做出,就不會被遺忘掩埋。

“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桑塔亞那)。沒有記憶,人很難成為完整的人﹔就如同沒有希望,人性也很難得到發展。人類社會就是在記憶和希望中前進的。無論是行動還是夢想,都是和記憶連在一起的。關於記憶文字的思想政治意義,很多作家都有過論述。君特?格拉斯認為,文學的本質是回憶。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給他的頒獎詞中說:“文學仍然是一種力量,人急於忘記的東西,文學卻能夠記如此之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塞爾認為,倖存者的寫作“不是一種職業,不是一種志業,而是一種義務。”而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書來討論《記憶的倫理》,他認為,人際關係中含有記憶的倫理責任,而當侵害人類的兇惡罪行發生時,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擊時,人負有記憶的道德責任。人必須記住那些直接毀滅共同人性的邪惡事件。

極權主義要控制人的記憶,要人們遺忘真實的歷史。那些敢於說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因為真實的記憶和言說,往往成為極權統治者極力掩飾的重大罪行的見證。如果人人都不去記憶和見證,人們的苦難就永遠不會停止,而作惡者將有恃無恐地持續他們的罪行。

我們必須對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難。一個世紀以來,中華民族所受的苦難可以和奧斯維辛相比。我們已經看到,廖亦武、楊繼繩、鄭義、龍應臺、楊顯惠、嚴正學等作家寫出了有力的作品﹔我們有理由呼喚,這些曾經和正在遭受的苦難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記憶和敘述。我們期待出現漢語文學界的威塞爾、索爾仁尼琴、策蘭和卡普欽斯基。無論是見證文學還是虛構文學,真正的文學需要我們真實地面對我們的歷史、拷問自己的靈魂並悲憫地凝視人類的未來。

2009年11月

註:《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即將出版。

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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