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注意大局，我的位子不一樣，我也考慮了很多。所以申奧和舉辦奧運期間，這些事情我從來沒講過，這件事不光我一個人知道，高層都知道。好多人跟我說，你要出來說，你出來說人家才信。其實他們也願意說，但是他們覺得一個是權威性不夠，再者他怕說出來帶來其他問題……”
【新唐人2009年10月24日訊】網易體育10月23日報導 他到最後還在做一些人的工作，叫人家投票給金雲龍，人家回答他說不行，不能投他，我跟你們部長有承諾。……到底誰以國家利益為重？公道自在人心。
中國體育代表團在亞特蘭大奧運會進場時，主持人在現場說，“他們食用興奮劑，靠興奮劑拿金牌”…… 運動員為了金牌，領導為了烏紗帽鋌而走險。
現在是體育運動轉型最好的時期。但真正要變革，舊的思維還會有很大阻力，這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當我們的體育走到良性循環時，新的春天就又來了。
2004年12月9日，率隊從雅典奧運會征戰回京的袁偉民，在六十五歲的年齡卸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的職務，為自己47年的體育生涯劃上句號。
然而，退休之後淡出公眾視野的袁偉民，因為一部新書的出版而再次被媒體聚焦。
出版人張小波說:“當時袁偉民不願意出版自己的書，但是我們認為他四十多年的體育生涯、他主政期間的思考，對社會也是一筆財富。所以經出版方的多次說服，他同意寫出來，但他還是認為自己的書不應該在奧運前出，應該等到奧運過後再出版。”
《袁偉民與體壇風雲》，詳盡記述了袁偉民經歷的中國體育界高層內幕，直面興奮劑、申奧秘聞、假球等重大事件的歷史真相。該書署名為“遠山”，袁偉民透露“這是一個四人的團隊”，取名“遠山”，意為把體育事業當成遠處的山脈眺望。
袁偉民嚴格把關，他說，“有些東西如果我不說，可能就沒有人再說了”。因為所在的位置，因為寫作內容的相對敏感，袁偉民態度謹慎。全書在2008年年底就已經完稿，寫作團隊在反覆斟酌，徵詢相關人士、領導、某些事件親歷者的意見，“考慮到大局 ”，“避免引起歧義”，寫作團隊自行刪節了相關內容，使整部書的基調相對節制。
《袁偉民與體壇風雲》的出版週期很快，定稿十幾天就出版了。“退休官員的一本書，只是出版社內部審查，不需要上報審批。”當時出版社確定的印數是10萬，但是為保險只印7萬冊。10月11日，該書在南京首發，令出版方沒有想到的是，此後九天已發行17萬冊。
面對一些方面的質疑，出版方則回應說，“整個書的出版過程已經履行了合理注意，包括對書稿裡的細節核實，如果將來有甚麼後果，願意和書的當事人承擔後果”。
10月19日下午，南方週末記者在國家體育總局訓練中心專訪袁偉民。
“我知道你投票了”
南方週末:在您的書裡，您談到 “某位中國資深委員違反北京奧申委戰略，即投票給金雲龍，而不是羅格”。這對申奧成功有甚麼實質性影響嗎？
袁偉民:推薦誰競選奧委會主席直接關係到北京申辦能否成功。所以，一位國際奧委會資深的中國委員已推薦金雲龍競選國際奧委會會主席這個消息，讓我們非常震驚。這個做法跟奧申委制定的總策略完全相背，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按照國際奧委會章程，競選主席需要國際奧委會執委推薦。為了避免羅格和歐洲委員會們的誤會，我們商量了一個緊急補救措施，請這位資深委員馬上再推薦第二個新主席候選人羅格。
南方週末:國際奧運會主席選舉，與北京申奧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選擇支持羅格的原因，當時我們的策略是如何制定的？
袁偉民:我想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實際上這是心照不宣的事，當時在國際奧委會有三重組合:一是所謂“羅．京配”，即羅格競選主席與北京相配合﹔“金．多配”，即金雲龍與多倫多相配合﹔“龐．巴配”，就是龐德與巴黎相配合。這反映了112次全會上處理五個候選城市和五位主席候選人的複雜關係。
有一個潛規則，就是一個地區不可能兩件好事都給你，要選換屆主席，同時要選出一個申辦城市，兩個都給亞洲，這種可能沒有。一般來說，奧委會也要照顧利益平衡，這就是利益的博弈。
北京奧申委制定的“合縱連橫”策略，就是要通過中國對於羅格的支持，換取歐洲委員對北京的支持。當然，我們也會有一些承諾，我們會聯合我們的朋友去支持羅格──這個策略是我們的總方針，是北京奧運會申辦工作領導小組決定的事情。
南方週末:也有人說，國際奧委會投票是秘密投票。
袁偉民:我可以這麼說，我知道是誰投票了，因為奧申委確定的這個方針，是他應該投羅格而沒有，他到底投了沒有他最清楚。要我去查，我去查干甚麼？不需要我查。他到最後還在做一些人的工作，叫人家投票給金雲龍，人家回答他說不行，不能投他，我跟你們部長有承諾。那些人有的是親王，也是資深委員，都是人家投票完了跟我說的，都是有根有據的事實。
南方週末:也有說法認為，國際奧委會委員不是一個國家派到國際奧委會的代表，而是國際奧委會派到這個國家的代表。您怎麼看獨立性跟爭取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
袁偉民:奧林匹克憲章上是這麼寫的。奧委會從一個貴族俱樂部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奧林匹克運動會也在變化。薩馬蘭奇上任以後，就強調執行委員的獨立性。
那麼現在怎麼理解這個情況？對一個國家而言派你出去，你不為我說話，不為維護國家的利益去發言、去爭取、去較量的話，我派你去幹甚麼？這個是原則。你可以這麼說，國際奧委會不談政治，我們也這麼說，但事實是這樣嗎？你的任務和使命，把你派出去時說的明明白白的，你當然可以強調個性，甚至你可以張揚你個人的魅力，但是你維護國家利益的原則是不能違背的，這是一個外交人員的良心。
南方週末:您為甚麼選擇現在公開這些事情，在任時不便嗎？
袁偉民:我得注意大局，我的位子不一樣，我也考慮了很多。所以申奧和舉辦奧運期間，這些事情我從來沒講過，這件事不光我一個人知道，高層都知道。好多人跟我說，你要出來說，你出來說人家才信。其實他們也願意說，但是他們覺得一個是權威性不夠，再者他怕說出來帶來其他問題。但是事實上很多人勸我，我說時間不到，到時間我會說的。
南方週末:說出這些內幕時，您沒有顧慮嗎？
袁偉民:我不怕，這是事實。這些事情我是有根有據的，不是道聽途說，我都有據可查。為甚麼不能說？我們不是說要講實話，講真話嗎？
南方週末:現在對您的爭議很多，您會坦然面對各種質疑嗎？
袁偉明:我想，我無非是把一些歷史的真相告訴大家，我也不想炒作，也不針對任何個人，所以我把所有的名字都劃掉了，上面都沒有名字。但是他們都會自動對號。
我想，坐過我這個位置之後出來說話，人家起碼相信。我選擇這個時機說，八年了，這些不是秘密材料，也沒有甚麼秘密可保守，大家心照不宣。到底誰以國家利益為重？公道自在人心。所以現在他們罵我，也沒有關係，我也做了準備。有些人理屈詞窮，就說我僱用槍手寫這本書，那些胡說八道我聽到很多，都是在網上，說我炒作，我需要炒作嗎？我寫這部書就是對自己的總結。我根本就不管這些議論，我心態很好。既然我寫了，就準備為我的言論負責，準備好承擔一切責任。
“興奮劑是政績觀的副作用”
南方週末:您的新書裡，三次提到興奮劑的問題。在您掌門中國體育期間，針對興奮劑問題，都有過哪些舉措，效果如何？
袁偉民:反興奮劑的問題我在任時以及我的前任都是嚴厲狠抓的。
對興奮劑的問題，整個國家的認識也在慢慢的提升，我們的原則是嚴厲查處，查了就處理，不是查完以後掩蓋，不公布，不處理。興奮劑最大的問題就是摧殘運動員身體，對體育精神、對奧林匹克精神來說是褻瀆。靠興奮劑拿金牌是搞邪門歪道。所以我們抓得很嚴，只要發現就抓。2003年我們聯合一些國家發表哥本哈根宣言書，明確表達反興奮劑的立場。
1990年代初，伍紹祖當體委主任的時候，國家體委制定了反興奮劑的“三嚴方針”，即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2004年，經國務院批准，立法頒布《反興奮劑條例》。這個條例就充分表明政府反對興奮劑的態度。但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就像抽鴉片，像吸毒一樣。總有人偷偷摸摸搞，為甚麼？它有好處，受利益驅動。像這種人我就抓，抓住就處理，你不是要拿金牌嗎？我就處罰你，取消你成績。
悉尼奧運會是第一次正式查，當時沒有處罰條件，只是說查出你超標通知你，為了你的安全健康，就不要參加比賽。這跟現在處罰的性質是一樣的，只不過沒有給他判幾年死刑終止比賽。但是不讓他參加比賽，四年白辛苦。2000年，我們的檢測水平也高。當時我就怕出事，出大事，悉尼要搞一個干乾淨淨的奧運會。當時又碰上我們申辦奧運，好多事情加在一起。
南方週末:運動員服用興奮劑在國際體育界一直被視為醜聞。
袁偉民:有兩起興奮劑事件十分嚴重，給國家丟臉，教訓慘痛，令我難忘。一起是1994年廣島亞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雖然取得了出色成績，但是在比賽結束後一個月，組委會通知我們，有17名中國運動員興奮劑檢測呈陽性，他們中11名選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運動員。這件事為甚麼一個月後才公布呢？因為在亞運會舉行期間，這些尿樣在日本的檢測中心沒有被查出來，但是人家把我們的運動員盯上了，在亞運會結束後，又將保留著的尿樣送到了德國設備更先進的科隆實驗室去檢測，結果檢測出來了。
1996年我們中國體育代表團在亞特蘭大奧運會進場的時候，當時的主持人就在現場說，“現在中國體育代表團進場了，他們服用興奮劑，靠興奮劑拿金牌”，這些話就都說了，當時引起華人抗議。你看興奮劑影響有多壞？全世界都在看這個東西。所以反興奮劑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但我在這個位置我要把好這個關，盡最大的可能禁止。我們不斷加強反興奮劑教育，調撥經費，增添檢測興奮劑的設備，提高檢測能力，強化檢測力度，查出一個，處理一個。但要根絕興奮劑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南方週末:好幾起大的興奮劑事件，都有地方運動隊組織計劃的痕跡，比如說2005年湖北女子舉重隊，然後2003年，山東舉重隊，還有您提到的遼寧女子中長跑隊。在厲行禁止的情況下，為甚麼會不斷出現這種運動隊的集體行為？
袁偉民:這是對號了，我書上沒這麼寫。我只說某省，沒點任何人的名，因為我的目的是就事論事。我說這個事情除了本身的嚴重性，人們對它的危害性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包括我們一些領導，為甚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這種現象？。這就是一種僥倖。所以對興奮劑，我的原則就是嚴厲查處，這是原則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實際上再往深說，興奮劑也是政績觀的副作用，運動員為了金牌，地方官員為了政績，有的領導為了烏紗帽鋌而走險。
南方週末:在剛剛開幕的全運會上，又爆出興奮劑事件。您對現在的體育界有甚麼樣的建議？
袁偉民:實際上這個東西，我看也正常。但是必須查出來一個，公布一個，同時還要處理。這不丟臉，這說明我們是反興奮劑的，這就像抓小偷。小偷，哪個國家都有，但是我覺得抓住他要教育他，要懲罰他，該怎麼處理，按你的條例，按你的法來辦。但你要掩蓋責任，怕自己丟面子，你這個小面子要了，大面子就可能丟，這個原則必須堅持。這個東西總有人偷偷摸摸在搞，知道了我就要抓你，抓住毫不客氣，按法來辦。所以我說這個不丟臉，有一個就查一個，公布讓社會知道，你省裡面有面子嗎？現在是一票否決，出現這樣的事情，你省裡的精神文明評獎就沒有了，大家都有，你沒有，你回去不好交帳，你不是要搞政績觀嗎？虛假的政績觀也助長了興奮劑這種風氣，興奮劑的問題用我們的行話就叫毒瘤，是老鼠過街要人人喊打，要製造這種氛圍，大家自覺不去搞這個東西。但是要杜絕，要完全沒有不太可能。人總是複雜的，社會總是複雜的，總是有人要想僥倖去碰。你要做的就是讓他不敢嚐試，因為嚐試是有代價的。
“舉國體制不是韭菜”
南方週末:您認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成功，是與我們的舉國體制密不可分的，那麼隨著體育事業逐漸向全民健身延伸，您覺得舉國體制有哪些應該改變和發展的地方？
袁偉民:舉國體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它的作用不可否認。我覺得抹煞舉國體制是不可能的，儘管它存在著一些問題，但你不能像割韭菜一樣把它割掉，中國的事情一刀切是不行的。體育運動的舉國體制從建國到現在，是立了功的。毛澤東的思想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在一個特定時代，我們需要這個東西，我們要振奮自己，要靠多拿獎牌來說明中國人行。聚全國之力，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包括申辦奧運會，舉辦奧運會，也是這樣。
當然，現在社會進步了，時代也在變，對舉國體制的改革還是必須的，按現在中央的精神說就是要堅持科學發展觀，要創新，對舉國體制的不斷改正完善，要一步一步往前推進。
南方週末:您認為哪些部分是不利於新時代發展的？
袁偉民:這個問題我現在要有所保留，因為我跟你說了，我就要對它負責。現在我說，會對現在在位的領導有壓力，因為整個決策過程我了解得比較清楚。我認為現在是轉型的最佳時期，比如在奧運會，讓體育從比金牌數過渡到比獎牌數。因為獎牌是競技體育綜合實力的表現。
依我看我們在奧運會上的體育水平經三屆奧運，已經穩定到一個相當水平了，兩百多個國家，我們穩定到前三名，都可以。但我們要贏得起，也要輸得起，中國人，泱泱大國，你得大度。因為靠金牌證明中國人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應該拿如更多的精力、時間、力量，下更大的工夫，轉入毛澤東主席說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上來，這是體育的本質。
為甚麼美國搞一個項目，不用花多少錢，比我們走的快？因為它全民素質高。你看那個女足學一學就上去了，男足打得也不錯。因為它普及，生活水平提高，才能玩，體育不就是玩嘛。現在我們也可以往這方面轉，所以我說現在是體育運動轉型最好的時期。但真正要變革，舊的思維還會有很大阻力，這要有政策保證，還要有各方面的號召、組織，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南方週末:您怎麼看以金牌論成敗，以金牌論政績的現象？
袁偉民:現在可以說，過度地考慮金牌功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更多地要講體育運動的質量，講效率，講品牌。我們金牌這麼多，但實際上我們的一些基礎項目還很落後。
另外，我覺得要給那些搞體育的行政官員鬆綁。不要天天為那個金牌去著想，壓力太大，沒有本事就搞行政賄賂。政績不是單一的靠金牌來衡量。這些我都親身經歷了，靠金牌衡量政績會把人家壓垮，為甚麼？怕丟烏紗帽嘛，這樣體育運動就變味了。金牌要爭，要靠真本事，而不是唯金牌論英雄﹔競爭要，但不是惡性競爭，不競爭，不要金牌，不要獎牌，那體育魅力就沒有了。當我們的體育運動走到良性循環的時候，我們新的春天就又來了。 (本文來源：網易體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