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中國,幾乎就是一種煉獄。才過51歲生日,我便感覺若有歷史老人附身,觀盡了人世間的是是非非,特別讀透了這生我養我的中國,內心積澱著說不完道不盡的哀痛和悲傷,總也難以釋懷我這一腔沉重和憂憤。見多了人世間的罪惡,我憑著直覺感悟,發現除了那些強盜明火執仗以外的種種罪惡,大多發生在黑暗中,發生在黑夜裡。
六四血案:發生在黑暗裡的罪惡
那天深夜我沉入了夢鄉。次日早晨初升的太陽,照常宣示著它的酷烈難當。上午在辦公室接到省城一位本家師大學生的電話,才知道昨晚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演了一次坦克、機關槍和直升機竭斯底里的瘋狂:多少國人心目中神聖的天安門廣場,被青年學子們的鮮血染紅了。那位大學生轉述着一位教授的話說道:“昨晚,一位家住天安門廣場附近的朋友,深夜打來電話,憤激地說:我把話筒伸到窗外去,你聽著吧!聽著吧……我從話筒裡,清清楚楚地聽到了機關槍的射擊聲和坦克、直升機的轟鳴聲,還隱隱約約聽到了人們慘烈的悲號聲……!”
那是我剛過了31歲生日不久。那時我還從未在書上讀到過、也沒聽說過,在那個被一些國人痴迷地嚮往著的地方,一夜之間流過那麼多鮮血,而且是青年學子們的血,是為了國家、民族、人民而流血,是自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和政府”,舉起了屠刀讓他們流血!
一种史無前例的罪惡,被我們在所謂“文明、法制新時代”的1989年6月4日看到了聽到了,而且就發生在“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發生在我們“祖國的心臟”!
中共政權:血腥殘暴的老人政治
中國的歷史,似乎總在重覆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鐵律:無權無勢的普通百姓,越老邁便越會走向善良慈悲的人性,就連那些職業強盜和殺人不眨眼的黑社會分子,也多數會有“金盆洗手”的一天;而那些權高位重的顯貴,像毛澤東、鄧小平、陳雲、李鵬、江澤民、周永康之流,卻是越老越凶殘、暴虐、狠毒,越老越肆無忌憚。人們血脈同源,也同頂一片藍天,然而人們的人性表現,卻被權力魔杖“天然”地劃分成了如此水火不能相容的兩級,並讓一部分人柔弱無助,而另一部分人,則成了無惡不作的魔鬼和窮凶極惡的禽獸!
幾千年來的中國,一個又一個取代了舊政權的“新政權”,都像那些老人一樣,越老邁也越冷血、瘋狂、凶狠、殘酷、暴虐。而代表着這種政權的權勢集團,都口口聲聲叫嚷著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叫嚷著道德和人性,相反卻一天比一天更淋漓盡致地表現著嗜血如魔的野性與獸性。那是因為其政權的產生和延續,都不是依靠社會理性與社會契約,而是依靠著暴力,依靠著嗜血成性的“精英”分子們。那些把持著最高政權的,都是嗜血“資格”高居於一切人之上的老人。這類人吃人時間最長,吃過的人最多,罪惡也就最大,也就最難于擺脫遭受懲罰和報復的威脅與恐懼,因此要以冷血、瘋狂、凶狠、殘酷、暴虐的毒手,去排除任何遭受懲罰和報復的可能。
這就是我們記憶中的六四:一邊是青年學子們熱切、善良、道義的願望;另一邊是鄧小平、李鵬等老人們冷血、瘋狂、凶狠、殘酷、暴虐的毒手,就發生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刻。目睹著遍地橫流的鮮血,感受著彌漫在空氣裡的血腥,就連歷史老人,也會在心裡流淚、滴血!
那一天,在不少中國人的心靈上,都烙上了深深的印痕——對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羅干、周永康等一幫魔獸來說,那是一種嗜血的快感,盡管在這快感後面,隱藏著最終難逃審判和懲罰的恐懼;而對於渴望自由的人來說,那卻是一種永遠也無法抹去的創痛!
鄧氏老人們的連環毒計,讓我們的心靈創痛越陷越深
那些日子裡,學潮中一個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也夾雜著某些不祥徵兆,通過廣播電視、報章雜誌和手搖電話等渠道,像江河奔湧一般從北京傳來。那些不祥的徵兆,暗示著北京那個陰暗角落裡,有一股邪惡勢力正在蠢蠢欲動:他們仿佛聽到了一個神秘的聲音,正在宣告著他們的末日;仿佛感到了一股神秘而又強大的力量,正在把他們推向歷史的審判台;仿佛看到了令他們膽戰心驚的自由民主和道德正義火焰,正在熊熊地燃燒著。這股火焰將要燒毀他們華麗的宮殿,燒毀他們的寶座,因此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不擇手段地撲滅這股火焰,藉以保護他們的金鑾寶殿,保護他們無法無天、呼風喚雨的超級特權和令人難以想象的種種既得利益。他們要撕去一切偽裝,暴露出赤裸裸的魔獸面目,現出食人生番那副青面獠牙的醜惡原形;他們要用冷血、瘋狂、凶狠、殘酷、暴虐的毒手,去阻止他們末日的到來,去拒絕接受歷史的審判!
學潮期間,一條主線清晰地告訴我們:鄧氏集團從4月25日起,由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帶頭,已經開始了凶相畢露;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已經從隱蔽轉向了公開狀態,最後在六四這一天,作了最凶殘、最邪惡的表演:
——4月25日,以江澤民為總舵主的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共中央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決定並同情學生游行示威等內容),決定停止欽本立該報總編輯、黨組成員的職務,並向該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組(正是由於瘋狂打壓《世界經濟導報》有功,而使江澤民獲得了鄧小平的賞識,最終成為了鄧氏欽定的接班人);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極盡污蔑毀謗之能事,聲稱“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學生“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並將這次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還說什麼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故意將青年學子們與中共當局的矛盾升級到白熱化的程度;
——5月2日,“首都高校數十名學生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就對話問題提出12條要求、4點聲明。”(新華社當日報道)一天後,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其回應中,指斥學潮期間,學生按照憲法,在自願結社前提下成立的“高自聯”等非官方組織為“非法組織”;聲稱青年學生出於嚴格邏輯考慮的要求“不合情理”,“這是無法接受的”,並再次重申對學潮的“動亂”定性,以此宣示鄧小平集團面對學生們的強詞奪理、蠻橫冷酷態度和強硬立場,把青年學生與政府的關係推向僵持階段,繼而推向對立和對抗,成了學生們以絕食靜坐方式進行抗議的重要因素之一;
——5月4日,趙紫陽發表“五四談話”,肯定了學生的熱情,緩解了敵對情緒,大部分學生之後開始復課準備期末考試,事件幾乎開始獲得解決,一場衝突眼看就要平息下來。可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邪惡集團,卻仍然蠻橫霸道,一意孤行地堅持強硬態度,始終沒有應答學生起碼的合理要求,也拒不更改“四.二六社論”中“反革命動亂”的錯誤定性,迫使學生于5月13日重新回到運動中,開始絕食靜坐抗議,學生與中共的對立和對抗再次升級;
——5月16日晚上,趙紫陽在電視公開報道上講:我們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請示小平同志。於是學生便在次日,將學潮的口號開始轉向鄧小平。按照常理,這使得中共不少醜惡事件的幕後元凶已經充分暴露,鄧小平的真實嘴臉已經昭然若揭。鄧小平在此時應該有所悔改,有所收斂和自律:或立即停止對中共處理此次學潮的幕後操控和無理干預,或及時作出順應民心的政治抉擇,既藉此表現出自己起碼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智慧,也為中共贏得一次政治體面。可是鄧小平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更加蠻橫無忌地操控著他的那個集團,對趙紫陽等人百般掣肘,在更大的程度上,製造著他們與青年學生的對立和對抗,以此為他們隨之而來的戒嚴和血腥鎮壓打好基礎,埋下伏筆(十分可笑的是,趙紫陽那句話引起了鄧小平等人的強烈不滿,在六四結束後對趙紫陽的“審查”中,成為其分裂黨和國家罪名的最重要證據之一。但趙紫陽只是重申中共長期以來的一項原則,只是陳述一種事實,卻讓鄧氏集團難於接受了。這一事例,再次充分證明了鄧小平等陰暗之人所操控的中共邪惡集團,一直以來對人民大眾的欺騙愚弄、撒謊成性。這暴露出中共的一大“國家機密”:它一直是依靠撒謊欺騙的陰暗手段,把一些國人聚集到自己的旗幟下,由此湊合而成的。因此他們最害怕暴露了事實真相,因為一旦真相揭開,原來藉以湊合成那個黨的最根本的陰暗力量就會喪失殆盡,中共就將不再具有聚合力,就將陷入解体、消亡的窮途末路);
——5月20日,李鵬正式簽署戒嚴令,當日10時起,北京開始戒嚴。他們公開闡述的戒嚴理由為:“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宣稱其目的是“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聳人聽聞,強詞奪理,而且沿用了中共的一貫手法:撒謊欺騙,捏造事實,生拉活扯製造藉口,激發出學生和市民的憤怒情緒,企圖以此製造流血衝突,挑起事端,為下一步的血腥鎮壓創造機會。當日,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在北京郊區已出現了零星流血衝突,正中鄧小平集團下懷;
——6月3日午夜11時至6月4日凌晨,一場史無前例的血腥大屠殺在天安門廣場展開。此後若干天內,軍隊開槍射擊民眾的事件仍有發生。根據BBC記者Kate Adie在當時現場的報道,共軍的士兵從卡車上不分目標的向人群射擊……在本次流血慘案中,中共調動軍隊,採取了坦克衝撞碾壓、機槍掃射等血腥手段,而且還使用了達姆彈,殘酷殺害了青年學生和無辜市民3000人左右,創造了鎮壓學生運動的世界之最。而在這些死難者中,有的還是因為在遠離出事地點過路行走,被士兵不問青紅皂白地射殺;有的則是在自己居家的院壩內被射殺;
——6月4日之後,儘管國際社會強烈批評中國政府的鎮壓行為,中國政府仍然繼續以“反革命暴亂分子”的莫須有罪名,對參與和支持學潮的人士,採取全國大範圍、大規模通緝、搜捕、拘留、判刑等鎮壓行動;那些以各種方式對學潮給與了報道和聲援、同情的各界在職人士,則受到了開除、撤職、降職、降級等行政報復處分。趙紫陽本人則被軟禁在家,直到去世前,仍未恢復其人身自由。學潮期間成立的“高自聯”等民間自治組織全部被非法取締,其負責人也受到了通緝、搜捕、鎮壓。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
……
鄧氏集團從4月26日起,就一直不遺餘力地將學潮抹黑為有組織、有預謀的“動亂”,後來更將其定性升級為“反革命暴亂”,罵阻止軍隊入場、制止軍隊屠殺的各界良知人士為“反革命暴徒”。可是從上述主線我們卻不難發現:鄧小平一夥從一開始就對學潮充滿了惡意,充滿了殺機;他們一步緊扣一步,有組織、有預謀地將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推向了與中共及其政府的對立和對抗,最後達到了瘋狂報復、血腥鎮壓的罪惡目的。
事實證明學生們的行動,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革命動亂”;鄧氏老人們操控了開始製造對立到最後血腥屠殺的全過程,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凶作惡,是貨真價實的暴徒分子!
如果鄧氏老人們有著起碼的良知良心,而不是抱著骯臟、齷齪、罪惡的目的一意孤行;如果鄧氏集團能夠對趙紫陽等人的政治智慧有著起碼的理解和尊重,能夠容忍趙紫陽等人去作出尊重民意、順應民心的政治抉擇,那麼這次學潮,必將朝著既能緩解青年學子情緒,又利於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政治正義、道德正義的方向發展。如此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竟然被鄧氏老人們在罪惡陰暗的心理支配下,眼睜睜地斷送了,因此它留給我們和我們國家、民族的,就只有刻骨銘心的創痛!
鄧氏集團的滔天大罪:摧毀公理、正義和道德良知
數千人死於血腥屠殺,還有更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鎮壓迫害和政治清洗,人民真誠愛戴的中共明君趙紫陽失去了人身自由……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在中共高壓統治下,在幾十年官方愚民教化的社會環境條件之下,通過自己獨立自主的知識探求和觀察、思考得以自我覺醒,而已根本認清看透專制極權,對自由民主有所嚮往、追求的民族精英和勇士,是國家、民族的脊梁。這樣的“脊梁”,在中共當政的幾十年內,在肅反、鎮反、四清、反右、三反五反、文革等多次地毯式鎮壓迫害和政治清洗中,已經歷盡磨難殘存無幾了,其幸存者和新生者,又因其對歷史恐怖的記憶,而多少增添了一些畏懼。然而他們卻仍然以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道德勇氣,表現出高度的良知、良心和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表現出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和政治參與意識。他們敢於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敢於冒着可能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個體危險,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嶄新社會政治制度,為了我們國家民族美好的未來而吶喊而疾呼。因此對我們國家和民族來說,他們正是不可多得的精英和勇士!
鄧氏老人們對這些人剝奪自由、滅絕人性、踐踏生命的鎮壓迫害,不僅僅摧殘了這些個體生命,更摧毀了我們社會最寶貴的公理、正義和道德良知,無情踐踏了我們社會的自由、人權和人性。因此那些瘋狂的機槍子彈和坦克履帶,不僅給我們帶來了空前的悲憤,還使得我們國家、民族的優秀人本文化和道義文化,遭受了慘不忍睹的滅絕破壞而喪失殆盡,幾乎只剩下了貽害無窮的垃圾文化,而讓我們承受了社會文化再次墮落的刻骨銘心的創痛!
回望:五四——六四;比較:北洋軍閥——中共政府
中國過去的北洋軍閥政府,早已被公認為邪惡政權之一。然而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們作出了痛打章宗祥、火燒曹宅的明顯過激舉動,卻未受到北洋政府的大規模血腥屠殺;運動中雖然抓捕了千餘名學生,但在當時有限的輿論壓力之下,也不得不予以全部釋放;運動持續了近兩月,也只有十來人被槍殺。不僅如此,還迫使北洋政府撤了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的職務,錢能訓內閣全體請辭,總統徐世昌也被迫請求辭職,北洋政府派出的中國代表終於拒絕了在巴黎和約上簽字……90年前的五四運動,就這樣以青年學生和各界公眾的勝利而告結束。
就連在六四後播放的電視連續劇《紅岩》中,我們看到在中共公開組織發動操控下,直接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學生運動,國民黨所採取的“殘酷鎮壓”行動,也不過使用高壓水龍頭而已!
趙紫陽在後來談到六四時,十分痛心而又憤慨地說:“1976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糾察隊。北洋軍閥鎮壓學運也只打死十幾個人。‘一二九’運動蔣介石也沒敢開槍。當時我沒想到用幾十万大軍來嚇住。這只有(鄧)小平才有這麼大的氣魄。…面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把坦克開進北京城來,用機關槍掃射,簡直不可想象”。
……
這些歷史事實,難道不是對中共血腥暴政最大的諷刺,最無情的批判嗎?
回望90年前的五四和20年前的六四,想想我們在幾十年里,一直將中共奉為“光榮、偉大、正確的黨”,而不容置疑地信賴、依附。然而它所獨霸的政權,卻一直被一幫邪惡的老人們把持著,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異議人士濫施淫威,肆意欺凌、壓迫、打擊、殘害、殺戮;尤其在遠比五四運動理性、和平的六四學潮中,面對的國際國內聲援學生的輿論壓力,遠比五四更廣泛、更強大得多,然而中共居然舉起了屠刀,大開殺戒,製造了數千人無辜喪命,還有不少人重傷致殘的流血慘案。這讓我們不得不說:中共政權在道德正義、政治合法性方面,在政治智慧水平等方面,遠遠不及那個臭名昭著的北洋軍閥政府。中共政權,是當今世界上最邪惡最無賴的政權之一!
殘酷的現實,無情地證明了我們自己虔誠的信仰,原來是多麼的荒唐悖謬。正是這樣的荒唐悖謬,給我們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帶來了巨大的心靈創痛!
鐵的事實讓我們終于醒悟過來:在這幾十年裡,我們就這樣一直被欺騙著愚弄著。這似乎證明了我們自己的愚蠢、弱智。我們時常自稱是智慧的民族,我們從來不願承認自己的愚蠢弱智,我們難於接受任何人的欺騙愚弄。但我們又不得不正視自己被欺騙被愚弄的現實,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愚蠢弱智,因此我們又不得不陷入了一種自我否定的心靈創痛!
中共暴行:六四以後肆無忌憚、血腥冷酷的“與時俱進”
六四那天的血腥鎮壓,為中共新一輪暴政打開了缺口,揭開了序幕。中共自江澤民當政起,繼承鄧氏衣缽,在血腥殘暴上一次又一次超越底線地“與時俱進”,隨意調動國安、警察等暴力機器,對政治異議人士、自由民主人士、權利競爭對手,肆意公開屠殺或搆陷謀害。特別是血腥殘酷地鎮壓法輪功,有數千人被迫害致死,還有更多人致病、致殘;那些參與民主黨等民間黨派、社團的組織、發起和其他日常活動的人士,報道、揭露各種重大事件事實真相和官場黑幕的各界人士,也受到嚴厲鎮壓迫害。他們還放膽壓榨、欺凌、剝奪和無度殘害無權無勢的普通公眾:打著“保發展”旗號,隨意侵占、掠奪公民土地、房屋等私有財產;扯起“保穩定”的幌子,對無數上訪、上告的冤民,也扣上“違法”罪名予以打壓迫害;對舉報、控告腐敗官員和有斑斑劣跡官員的各界民眾,則捏造證據,戴上莫須有罪名進行無端陷害,千方百計保護腐敗、惡劣官員。更有甚者,他們還藉口“保奧運”草菅人命,在5.12汶川大地震爆發前,隱瞞、封鎖、壓制地震將要發生的各種信息,將此次災難死亡人數擴大到了500倍左右,致使災區民眾在無任何預知和準備的情況下,本來不該死去的數十萬人無辜喪命,更多人致殘……累累血債,般般罪行,罄竹難書!
六四創痛未去,我們又在中共專制極權下長期忍耐著壓抑著,一天更盛一天地積累著新的和更多更大的心靈創痛!
天真幼稚:青年學子們血的教訓,民運陣營永遠懊悔不已的心靈創痛
在六四中後期,我曾為青年學子們擔憂過。5月上旬參加一個地級城市的業務會議,恰遇那裡的師專和幾所中專、中學師生的游行示威,和他們與本地政府的對話。我潛心觀察著北京和各地對話的態勢,深感中共鄧氏集團的流氓無賴,並隱約預感到了某種不祥。於是利用會議休息的時間加入了游行和靜坐的隊伍,並細心構思了“學生民主運動注意事項與八點要求”,大意是要求政府在對話中,冷靜面對並按邏輯規範回答學生們提出的各種問題,堅決反對對話中的強詞奪理和避實就虛,反對不著邊際地扯幌子、繞圈子規避實質問題;對話中要慎重提出、平等協商至關國家、民族前途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問題,切忌只關注自身眼前利益,及與國家大事無關的雞毛蒜皮、細枝末節小問題,既喪失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也貶損學潮的形象和意義;要拋開不切實際的幻想,提防中共秋後算賬,特別要提防鄧氏老人們開殺戒下毒手……我寫成要點,遞交給了該地游行、靜坐和對話的組織者,還以實名向北京“高自聯”和“工自聯”作了分別投寄(郵局是否將該信件寄出,或對方是否收到,本人至今不得而知)。
跟我的擔心幾乎一樣,不少人對學潮的最終結局,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還有一些冷靜理智的學者(例如嚴家其、劉曉波等)親臨絕食靜坐現場,進行過善意提醒和苦心規勸。可是十分遺憾,青年學子及學潮負責人,對鄧氏老人們過度善意信任、期待的政治幼稚,以及其他也許不便公開的因素,最終未能接受如此提醒和規勸,在盲目固執中堅持滯留廣場,一步緊接一步地鑽進了鄧氏老人們的圈套,中了中共邪惡集團的毒計,釀成了古今中外罕見的慘劇!
青年學子們的天真幼稚,讓他們最終嘗到了血腥屠殺的苦果。這是足以讓我們中國民運陣營永遠都懊悔不已的心靈創痛!
鄧氏老人的“豐功偉績”和胡耀邦、趙紫陽們的“嚴重錯誤”
我已被這種創痛糾纏了20年。這種創痛對我的折磨,除去中共暴力迫害導致我五歲時的幼年喪父之外,要遠盛於我的其他任何種種創痛。以至於無論如何,它都會伴隨我走過自己的一生,成為我從那時起到現在乃至於未來,人生追求的最大壓力和動力之一。
六四血案,讓我們在此前十年內燃燒起來的美好希望,遭受了最無情的破滅——
在此之前的幾乎整個80年代,我讀到了西方文史哲經先賢們的大量譯作,同時也讀到了國內自由民主精英充滿智慧閃光的文章和論著,結束了僅有馬恩列斯毛和“高大全”一類政治說教書可讀的枯燥乏味生活,終於讓我跳出了“識字文化”的膚淺層次,擺脫了盲目接受洗腦教化而過分蒙昧糊涂的思想狀態,開始成為一個真正有文化的“思想者”,開始了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獨立的觀察思考,由此而產生了對國家命運和前途的種種憂患。而伴隨和回答這些憂患的,是國家在思想言論和新聞輿論等方面的逐步開放,在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方面的逐步解禁;我真切地感受了我們國家最難得的開放,呼吸到了最自由清新的空氣。我成了新華書店社科窗口的常年顧客,在琳琅滿目的書架上,尋找購買思想內容活潑前衛的新書,是我在基本生活以外的最大消費和追求;我還成了《五角叢書》、《走向未來叢書》、《人与文化叢書》、《傳統与變革叢書》等等叢書、幾家大報理論版的常年讀者,並為反思批判專制極權的文史哲經類系列文章和著作的解禁而激動過興奮過,特別曾為《河殤》等劃時代作品的問世而歡呼雀躍;我為自己思想的被啟蒙而深感幸運,為自己加入了思想解放的行列而深感自豪……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我發自肺腑地認為:我們的國家、民族、人民和我們自己,真的有救了!
特別是從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6日學潮初起到6月3日,全國各地學生界、知識界、新聞界、工商界人士及市民、農民、軍人、為數不少的中共黨政官員,對這次學生自由民主運動的自發響應和默契配合,並在沒有任何官方組織安排的情況下,以經濟援助、書面聲明、輿論聲援等可能的方式,在物質上、精神上和道義上給與了最無私、最不求回報的熱心支持,不少人還直接加入了示威游行和靜坐、絕食抗議的行列;新聞媒體從未有過的開放和自由,各種輿論從未有過的豐富多彩,不少人幾乎毫無保留地闡發著自己的見解,表達著自己的心聲;社會治安秩序異常良好前所未見,就連北京城裡的小偷強盜,也在一夜間銷聲匿跡了,開始出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喜人景象,讓人感覺我們的社會,似乎已經進入了中外聖哲先賢們曾經多次描繪過的“烏托邦”境界……短短一個多月,中國人民似乎在漫漫長夜的酣睡中,陡然睜開了雙眼一般空前覺醒;似有聖靈點撥、導引一般的道德提升,讓我們不得不發自內心地激動、發自內心地歡呼: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眼前!我們的希望已經到來!
這些,就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位智慧賢良的“開明君主”,在其主政期間,通過與全國上下自由民主精英、普通公眾的默契配合,與中共陣營裡迂腐頑劣的保守勢力的智慧較量和艱苦抗爭,一點一滴創造出來的——在本次學潮之前,由於中共媒體的自由開放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我對胡、趙二位明君力促中國文明進步的種種開明舉措和良苦用心,幾乎還一無所知,而只把他倆看作鄧小平等政治老人們絕對馴服的工具和花瓶;我一直以為那十年裡,中國在政治上的開明進步,無外乎鄧氏“總設計師”一輩的功勞——以前我們總是附和著中共媒體千篇一律的腔調,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卻不知道那是忝不知恥的鄧小平之輩,貪天之功為己有的自我浮誇和自我粉飾。隨著這次學潮發展的逐步深入,我終於知道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開明賢能、堅定不移的改革派政治家們,才是當代中國當之無愧的劃時代偉人——他們的確被鄧氏老人們當作馴服工具一樣地操控著,可是他們卻仍然堅守著自己的道德良知,保持著自己獨立、完善的個體人格;而且以其堅韌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努力完善和發揮著自己的政治智慧,與鄧小平、李鵬之輩冥頑不化的無賴政客們,進行著巧妙的周旋博弈,為我們人民的自由幸福,為我們民族的文明進步,為我們國家的憲政民主,嘔心瀝血地掃除著障礙,開闢著道路……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改革開放設計師,是我們國家、民族的一代巨匠,一代功臣。鄧小平在那個年代,只不過充當了點頭老大的角色:他的“垂簾聽政”,只不過是對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們做好事、善事、正義之事的百般限制、阻擾和搗亂、破壞;對李鵬、江澤民們做歹事、惡事、缺德事的點頭默許和縱容慫恿、加油鼓勁。因此當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設計”思路超出了鄧小平心目中的預定框架、威脅到了鄧小平輩黨國大佬們的至高權位和既得利益時,鄧小平便會使出他的“殺手锏”,用他那至高無上的特權大棒,把那些貨真價實的優秀設計師及其追隨者們,打入十八層地獄……
六四這天,鄧小平用他那雙黑手,把從胡耀邦開始,又經過趙紫陽等人的艱苦運作,所積累起來的中國漸趨政治文明、社會逐步良性發展的改革開放成果,給殘酷地銷毀了,中國人民再度墮入了黑暗苦難的深淵。我們在此前不久才燃燒起來的希望,又一次遭受了無情的幻滅!
致敬:六四先烈、英雄們!
20年過去了,我們的創痛還在一天一天地延續著發酵着,似乎漫無止境。
背負著六四學潮的種種創痛,我的精神狀態,曾經跌落到了瀕臨崩潰的地步。我因此而摔過鍋碗砸過瓢盆,並時常為了小事而暴怒暴吼,甚至還動過粗打過人,粗言惡語更是常有之事。對照自己曾經的文雅和善,我一度懷疑自己已經精神變態,擔心自己會因此而進了瘋人院。我在這樣的自我診斷中深感不安,便藉著曾經學過的心理學知識,開始進行自我矯治,可是收效甚微。就在此時,恰遇張宏堡“中功”熱在大江南北湊然興起,於是我便跟着這股熱潮練起了氣功,才終於矯正了自己的心態,恢復了較為正常的情緒。
在這樣的創痛中,我也作過不顧後果的反抗。那是六四之後那場“全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我以項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繁忙為理由,拒絕了停工參加“學習”,因此而與上級機關的“書記”,一對一地展開了一場辯論:是否可以認為“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拋頭顱洒熱血,出生入死奪取了政權,當然可以多撈多占”?結果以那位書記的慘敗而告終;後來的幹部過關考試,我接到通知後去到主管機關,一位小官吏趁著酒後醉意,指著鼻子斥責我行動遲緩目無上級領導,怎料我還在為那數千無辜亡魂而悲痛憤怒,我便憤然撕碎了屬於我的那份考卷,並公開宣稱我不願參加這種考試,我絕不會參加這種考試(後來也的確沒參加考試)。小官吏因此叫囂著要開除我,對我施以嚴厲懲罰以整肅政紀,並向本地宣傳部打電話告我的黑狀。幸虧宣傳部一位我很要好的正義官員湊巧接到電話,他急中生智巧言相助,我才得以逃過一劫,保全了過半的“政治清白”。為此,我還在這個機關的青年小圈子中獲得過“反共義士”的“榮譽稱號”。幾年後,那位小官吏也許是良知復活而自認理虧,在一次酒宴上與我偶然相遇,他破了自己身患嚴重高血壓的飲食禁忌,繞過了好幾個人,特意繞到我的跟前敬了一杯酒,並把他自己那滿滿的一杯酒,一飲而盡地喝了下去……
學潮期間,我處身偏遠城市,幾乎只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雖然我在那時和稍後的時間內,也表達過自己一點小小的心意,還險些身陷圇囫,但卻仍有一種遺憾:我恨自己無法脫身,不能去到天安門,直接置身於那場偉大的運動。如果我去北京直接參與那場運動,那麼也許我會列入那幾千位先烈的名單,我在九泉的魂靈,會為我的親人、特別是我的小女兒那可憐而又悲痛的眼淚、為自己過早地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為自己再也無緣品味可能輝煌的未來人生而懊悔不已;為鄧氏老人們的心狠手辣而憤慨而詛咒;為一些愚昧無知的公眾對英雄生命的冷漠淡然,甚至附和中共輿論進行褻瀆、謾罵而悲哀而失望……然而我也會用自己當初毅然決然的選擇,去駁回自己的懊悔。況且這樣沒有吶喊自由、沒有起碼人格尊嚴地苟活著,內心充滿了壓抑和憤懣,那也真是一種實在難以忍受的滋味。當然我也可能僥幸逃脫一死,只不過要在中共的鐵窗裡度過一段時光而已。然而無論是死是活,我崇高的靈魂都會受到正義良知人士最真誠的欽敬的。看看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人,為了收集求證六四死難者、傷殘者、被迫害者的名單並尋找其親屬,頂著中共的打壓迫害,吃盡了千辛萬苦,也贏得了海內外社會各界良知人士的一致讚賞和鼎力支持,這就足以證明六四先烈和英雄們的崇高與偉大了。再說,我自己本來就是一個極度討厭以小人和愚夫為伍的人,又何以太在乎小人和愚夫們的褻瀆、謾罵呢?
但我未能全身心地直接投入那場偉大的運動,我還是一個生者。雖然我的秉直,決定了我在中共的專制極權之下屢屢遭受小人們的排擠打擊,因此必然難有光宗耀祖的出頭之日,但我畢竟沒有受到過中共專政機器的打壓迫害。我在中共政權的權力高壓下,沒有基本的人生自由、沒有起碼人格尊嚴地苟活著,今後還要苟活下去。後來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極有可能享受到朝思暮盼的自由和人權,我便感到了某種自慰。而這樣的自慰,是由於六四先烈、英雄們在中國開創了集中而又大規模地和平對抗中共的嶄新歷史,為民眾的抗爭樹立了新的榜樣,激勵了後來更多領域、更大範圍的抗暴維權鬥爭,而自然地獲得的。
因此,盡管六四參與者,絕大多數都不是對自己的悲慘結局先知先覺、因此而自覺自願地犧牲生命的崇高殉道者,而是對後來的結局未知未覺、因此並未打算犧牲生命的並不怎麼崇高的凡間人士,但歷史不僅僅是由那些崇高的殉道者、也更多要靠那些不怎麼崇高的凡人寫成;參與者都是我們可欽可敬的英雄。儘管六四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太大的遺憾,也給我們帶來了永恒的心靈創痛,然而他都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新的希望。因此,六四先烈、英雄們的英名,已經深深地刻進了我們心裡那塊“永遠的豐碑”,值得我們世世代代崇敬、懷念。
今天,在六四20周年忌日,讓我們再次祭起心中那神聖的豐碑,向六四先烈、英雄們致敬!
牢記六四,永遠也別忘記了六四。撫摸著我們靈魂的創痛,踏着六四先烈、英雄們的足跡,繼承他們的偉業,接過他們和平、理性抗爭的旗幟,不屈不饒地抗爭下去吧,直到徹底埋葬中共的專制極權,實現憲政民主的奮鬥目標,奪回我們天賦的自由和人權!
用我們刻骨銘心的創痛,換取一個越來越美好的嶄新社會——這才無愧於六四先烈和英雄們!
2009年6月2日
(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