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和解、和平、非暴力、不合作散議之

与狼共舞式的“和解”童話

一匹惡狼在狂捕一只綿羊,惡狼一邊高喊“我是善良的,我也要講民主,只要你老實听話,我就不吃你” ,一邊緊追不舍,向綿羊扑來……綿羊被逼得無路可逃,一邊到處躲避,一邊還想:狼的話也許是真的,它最近表現与從前大不相同,好像在改變,我要与它從此成為朋友,和平共處,于是靜等其變……

在現實中國,純粹的和平非暴力改良主義者們也一直試圖用誠意打動暴政,用規勸感化暴政,試圖与暴政進行一場不對等的和解對話和社會改良,但暴政“任憑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視民主人如無物。

如此乞求了多少年,到頭來改良運動原地打轉,民主毫無尺寸之功,中國暴力政治到是變本加厲,姨异議不斷進行鐵血無情的定點打擊和鏟除,這一切,正印合了狼与綿羊的童話故事—-互動游戲或對話的前提必須是對等和公平,包括話語權、道義、民意還有硬實力,可民主改良派現在除了理想和真理外确是一無所有,与專制決非同一重量級之對手。

惡狼終究是改造不成綿羊的,狼永遠還是狼,唐僧般的慈悲心態能否換來專制者哪怕一絲的憫怜和良知?在本來就處于弱勢的現實中,如果還幼稚地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書生之弱乞盜匪之怜,則与緣木求魚無异。

“一個弱勢到一無所有者,對“航空母艦”說,“松開你的拳頭”吧!于是,“航空母艦”笑了!—-身后必備航空母艦,這是他說話的前提和條件。”—-劉自立:南非和解模型失敗了!

當前中國,連做一個死心塌地的奴才都不一定能夠符合暴政下朝令夕改的王者之法,可是那些自認為占据理論高點的精英人,竟然屢屢宣揚還要“通過符合當前中國法律的各种行為,在現有体制框架內進行和平而理性的社會改良”,不知道其有何“遁術”可以八面玲瓏完好無損地在暴政惡法之下生存下來,并按照自己的一廂情愿式的設想對暴政進行脫胎換骨般的改造?如何把握“理性”,如何做到“合法”?這种“合法”,与放棄民主的追求有何本質區別?

“想一想中共暴政五十六年間以國家恐怖主義為紙,以強權暴力為筆,蘸着中國人民無盡的血淚書寫的罪惡史,便可以明白,希圖組建“反對党“和“議會党”諸君對中共暴政的希求,完全是痴人夢話,醉漢顛語”—-袁紅冰 改良与革命

“專政”不是為“和解”而生

由《南方都市報》刊載的北京市《城管執法手冊》上的經典內容: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赤裸裸地向人民尤其是底層民眾宣示了官方的一种普遍態度,說明了政府的行政行為正在趨向于黑社會化的無情現實,說明中國正在淪為世上獨一無二的政治黑手党,從這里才真實而形象地体現了什么叫專制,什么是暴政,這樣的專制和暴政,還會不會主動与弱勢群体進行所謂的“和解”,中國還有沒有進行社會“和解”的現實條件和基礎?難道真如香港演員成龍所說,中國太自由了,中國人是需要管的。用在此處則是:中國人太老實了,但還是需要“打”的,打了才會更老實?成龍輩以民主社會的“自由之身”出此“身不由己”之言,當是一出政治雙簧表演。

中國社會的极端時期,全社會是“宗教化政治,軍事化管理,奴隸化使用,交叉化監督”,完成倒退回人類世界前所未有過的中世紀荒蠻狀態。雖然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但還是一個剛從荒蠻邪教中走出來的國家,一切行為標准難免還在不知覺中受此种种影響,人們的思維和行為,還深陷“思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精神依賴之中。

有人說:“中國一改就亂”,可現在的中國,貪污腐敗、暴力執法、黑道橫行、民暴不斷、禁言禁行等,說明我們早就在“亂”了,除了沒有真實意義上的“戰爭”之外,現實中還有什么“亂”事沒有出現?在一家之暴政下,社會從和平到戰爭,只不過是一個“溫水煮青蛙”,讓人在不知不覺逐漸死亡的過程。死是一定的,但“死”法不同,區別在于是“暴死”還是“安樂死”。

對信仰的迫害,對民主自由的打壓,對互聯网的封鎖,對訪民的迫害,對百姓的侵奪,社會和解的希望越來越小,中國离改良的路越來越遠,离革命的路是越來越近—-當民主被強權逼到了已經難以存在的時候,是絕地反擊最后一搏,以求絕處縫生,還是以“和平非暴力”等待最后的滅亡?

中國的問題是如何對待現有体制的問題,在專制暴政下,做“和平非暴力”的順民同面臨被暴政欺壓而死,但在民主革命的大旗下,國人為了自由而主動地哪怕是以死相拼,卻是高尚和值得的。因為“死”有主動与被動的不同,意義有天壤之差,所以當真的面臨生死之選時,任何人都宁愿選擇后者。

中產改良派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中國掌握話語權的除了官方主流之外,就是以网絡語言為代表的民間网民了。這些网絡聲音雖然代表了民間聲音的多數,但卻不能代表中國民間尤其是底層那些被逼得走投無路的無產民眾的利益和想法。說到底,目前能在网絡上說話的,還只是中國底層民眾的一小部份,只不過是僅僅表達了他們自己的一种真情實感,多數國人還是沒有這個机會和平台來表達個人意見的,還處在更底層的被壓抑狀態而無處發泄。

网絡聲音,更多時候是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一部份擁有較穩定的工作、收入和財產的小中產階級的喜好,而中產階級,因為處于富人与窮人之間,多少有一些個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雖然希望改現狀,但卻只希望改變部份,底限就是“自己的那一份”不要受到損傷,所以,多傾向于較溫和的和平改良,意圖用非暴力的手段 “打動”專權者,甚至于只想用“別人的血和淚”來感化專權者。

“‘非暴力’,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賣力炫耀的一塊道德遮羞布,改良主義思潮束縛中國民主運動的另一條鐵鏈,就是要求民運組織的行為具備以專制之法為標准的‘合法性’”—-袁紅冰 改良与革命

在暴政不止一次地宣誓要死守“四項基本原則和一党領導”之后,無知愚昧的改良派還躺在一廂情愿的理論春夢上自慰着,還在死守“和平非暴力”這個原則并做為自己追求民主的“底限”,甚至說哪怕求不來民主也不要暴力—-如果將來真的因為“和平非暴力”無法得到民主,現在又何必如此這般地“瞎折騰”呢?這樣做的最終結果,只不過是在以“和平非暴力”的名義,讓人民在麻木中繼續失去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与希望。

中產者的意志不穩定性就現在其現有利益。如果是真心為求民主者,不妨盡可能地將自己降格為一個窮人,“兩袖清网,一塵不染,無欲無求,無求無畏”,走一條与財富決絕的“不合作”的民主革命道路。

無論如何說,而在于如何做,如果只說不做,則永遠沒有民主的影子。

“折房容易蓋房難”。對于已被“干淨、徹底”地“革命”過了的中國思想文化意識,正如毛在五十年代初建共產主義烏托幫教義一樣,欲短期內使中國從荒蠻的宗教世界再次走向普世文明的現代社會,期望馬上實現民主憲政的目標,同樣操之過急。為避免反彈和滑向另一极端,必須得“悉心調理,慢藥排毒”,重新梳理從頭再來。

長期以來對异議的排斥和對不同政見者的打壓,使真正有獨立個性的各類人才無形中流于主流邊緣而存之于民間,所以中國社會變革出現轉机的希望動力和主導力量所在,不會出自体制內而在其外。

20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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