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最近華東政法大學楊師群教授在課堂上的言論被學生報告給了公安局，老教授被校方約談後，發表了一篇博客文章，立即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而與此同時毅然離開北大應聘浙江大學的著名教授賀衛方卻被以祕而不宣的理由退回，這件事情同樣引起很大的轟動。
二位深受學生喜受的教授為什麼會遭遇這樣的事情？中國的大學為什麼到今天還在培養告密者？既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自由思想的學者在中國就這麼難以生存嗎？我們今天請本台特約評論員李天笑博士跟我們一起探討這個問題，天笑博士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主持人：在互聯網上鬧得沸沸揚揚的楊師群教授的這篇博客文章「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現在點擊量已經超過4萬多了，那請您先給我們觀眾朋友介紹一下這篇700字博文的由來。
李天笑：應該說這個事件本身是因言獲罪的典型例子，因為楊師群教授的是古代漢語，他教授古代漢語的過程中藉古代的故事、寓言、典故裡面的東西來要求學生進行獨立思考，結合現在的情況進行評判，這本身就符合國際人文教育的軌道。
主持人：這也是中國教育缺乏的。
李天笑：實際上這也是一個方向，也是中國所缺乏的東西，那麼一直到現在為止，並沒有發生很大的問題。但這一次在11月21日的時候，突然之間他被院方叫去核實問題，說他在講課過程中，有學生向市公安局和市教委告發他，說第一、他講有關法輪功事情；第二個講有關《九評》的問題，要向他核實。
他講說，他對法輪功根本不了解、沒有接觸，沒有資格評判法輪功問題，但是心理受到很大壓力，因為他覺得很委屈，他講課本身沒有談到這個問題，而且按照教授課程的幻燈片，也是校方看過也同意的。
於是他回去就寫了一個博客大約700個字左右，就把事情過程講清楚到底是怎回事。他講這兩個學生在課堂上並沒有向他提出不同的意見，但是課後講，「一是不能批評政府，不能夠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的東西」，而且含著眼淚說，「你這樣毒害學生等等」，讓他感到不可理解。
如果這事情發生在「五四」之前，似乎還能夠理解，但是在「五四」時已經在追求人權、思想自由等等，到今天21世紀仍然發生這種事情，他覺得不可理解。所以他回去以後就寫了篇博客。
寫了博客以後，第二天校方又找他談話，還是核實這兩件事。也就是這兩件事是校方、市公安局和中共領導找他談的主要原因，不一定是他在授課過程當中，他用其他的教課方式或者談到古漢語裡頭的問題而產生了問題。
所以這說明一個問題，法輪功和《九評》仍然是今天中共最關心的問題，對它們威脅最大的問題，也是牽動現在中國問題的軸心和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點。在這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出來，儘管現在對法輪功的打壓，看上去好像趨於平淡，但實際上還是內緊外鬆，給人一種表面上和緩的印象，其實打壓還是時時刻刻的，甚至在學術界仍然非常嚴厲。
主持人：照您剛才的介紹來看，楊教授他自己並沒有承認他講過法輪功或者《九評》這樣的話題，他最多只不過是借古來批評政府，可能有這樣的言論而已。
李天笑：借古諷今是中國文人一貫的學風，也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很精髓的東西。但是問題在於連楊教授本身也回憶不起來，到底在哪一堂課說了什麼樣的話，根本就回憶不起來。後來他也講，不能確定是不是這兩個學生去告的密，只不過覺得這兩個學生當時給他這麼一個印象。
那麼這也說明一個問題，中國這些學生，經過了文革、經過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以來，仍然是在這種黨文化思維框架裡邊想問題。
主持人：這點就讓人覺得費解，像我們那個時代，畢竟還是思想控制非常嚴厲的，從那樣一個過程裡面過來的人，對告密這些事情，可能做出這樣的行為還能理解。可是楊教授的學生都是大一的學生，現在可能還不到20歲，也就是說十幾歲的孩子，整個成長過程都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思想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解放，也能接觸到自由的社會。為什麼這些孩子還有這種告密的行為，這是非常讓人難以理解的。
李天笑：我覺得這可能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學生可能長期受到中共狼奶的灌輸，從小學、中學的紅領巾到中學的共青團，上政治課等等這些東西。還有看的電影、文學藝術裡面談到的東西可能都是對於黨要忠誠，或者對於政府要信任等等，所以說長期的灌輸使得他們對於這些東西就認為是不可以的，要否認的。
主持人：就認為黨還是偉光正的。
李天笑：他們就在這個框框裡面想問題，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咦，怎麼你可能批評政府，可以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政府為什麼不可以批評？按照西方傳統，按照美國憲法的話，政府不但可以批評而且可以選下去，甚至可以推翻，因為政府是人民選出來，是人民給它的權力，要不然要你政府幹什麼？那麼中國的傳統文化當然也是有菁華和糟粕，對於糟粕的部分當然你也可以批評。這應該都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還有一個原因，我覺得這些學生對國外的教育方法和思路可能很陌生，他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東西。我原來也在上海復旦大學待了很多年，到了美國以後還是感到很震驚，美國的教授講課，那很簡單，我要教給你的不單單是知識，因為知識是有限的，不斷在更新的，我教的是一種邏輯思維的方式和研究的方法，以及你用這個方法怎麼去確定命題、去解決問題、找出事實來。你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維能力，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楊教授在他的備課提綱裡，他的教課課間裡邊都講得很清楚，他也提倡要讓知識分子有一種批判精神，而且學生當堂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所以這兩個學生如果真的能夠得到國外的信息的話，我想他們應該可以在課堂上直接就提出來。
因為楊教授在裡邊已經講了，你可以提出來，你沒有必要採取像東德，當時的蘇聯，中國文革時候的告密者，那是很卑下的行為，背後搞個小動作然後六親不認、大義滅親，那是一種很小人的行為，不應該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悲哀的，中國經過這麼多年，儘管共產黨宣傳中國現在改革開放有多大的進步，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進步是非常有限的。
主持人：那另外一位也具有獨立思考，也有批判精神的一位著名學者賀衛方，他毅然離開了北大，也就是離開了中國政治權力中心要去浙江大學應聘，這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種無奈和悲哀？
李天笑：我覺得這是對中共改革思路的一種失望。因為賀衛方在中國法學界、知識界是非常有名的人物，近幾年來他提出了很多關於司法獨立、三權分立還有黨不能領導軍隊、軍隊國家化、土地私有制等等一系列很有見解的改革範疇。特別是在2006年「西山會議」上，提出對於黨的領導、軍隊國家化等等這些東西，都引起很大的震動。因此實際上中共當局也通過各種間接的方式對他施加壓力。
我想這次他離開北大去浙大光華法學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當然，按他自己來說是隱歸山林，但是隱歸山林按照中國士大夫傳統的領域來說，就是政見不能得到抒發的時候，我退而隱居，等到有機會我再出來做一番事情。但是可悲的是浙大光華法學院，最後是沒有讓他去。
主持人：連這樣一條路都不給他。
李天笑：實際上還是天下烏鴉一般黑，黨的領導統治一切，在中國學術界，通過各種東西，它最後箝制了所有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
主持人：對，但是我覺得這樣一件事情…明明賀衛方很著名，可是你今天搞得他好像被迫要失業了，這樣一種局面，不是給執政黨臉上抺黑了嗎？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呢？
李天笑：實際上它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抹黑，它可能認為這是維護黨的體制，在黨面臨各種危機的情況下，一種必要的手段。我們從楊師群還有賀衛方的事情都可以發現一點，共產黨面臨危機的時候，它特別害怕人們對於它的獨立思考，特別是學術界，知識界對它發出的聲音。
對這些學術界的知識分子、教授來說，共產黨從92年以後，一直是採取懷柔政策、收買政策。那麼當這種收買政策不起效用的時候，這些人依然在發表自己見解的時候，它就採取「我管不了你，我把你打下地獄」，也就是我要是收買不了你的話，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的，我讓你失業，通過斷了你的生路讓你屈服。
實際上這也是共產黨對於知識分子「人身依附」這種制度的一種表現。你不管走到那兒，黨還是領導一切，就要讓你知道這一點，黨的棍子時時刻刻都在你頭上懸著，也叫做「殺雞儆猴」，就採取這麼一種手段。
主持人：從這兩位教授各自的經歷來看，您對中國學界的現狀有什麼評論？這種獨立知識分子、獨立的學者，他們難道很難掙得自己生存的一片空間嗎？
李天笑：非常難，你可以有一個框框，在框框之內可以有限度的發表見解，一旦超出這個底線，可能就要受到各種箝制甚至是打壓，軟的硬的都是可能的。所以我想對知識分子來說，無非是兩條路，第一條路就像袁紅冰、郭國汀這樣出來；再一個，你如果要在國內的話，可以採取各種方式退出共產黨，我惹不起你，我還躲得起，對不對？
共產黨不可能採用行政暴力的方式來對待退黨，我退出你呀，我也可以用化名來退，這樣的話，不但是對共產黨的打壓表示一種反抗，實際上也是一種決裂。而且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對民眾也是一種鼓勵，甚至有的知識分子，像鄭恩寵就公開用真名退黨。
主持人：這可能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李天笑：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可以選擇的正確道路。
主持人：好的，我們節目時間又到了，非常感謝您。各位觀眾朋友們，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熱點互動》，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