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逸明:官權氾濫是官民衝突的罪魁禍首

2008年的中國可謂是風雨飄搖,雖然成功地舉辦了一屆重金打造的超豪華奧運盛宴,但大規模的群體性維權事件卻接踵而來,震驚中外的甕安騷亂剛剛落幕幾個月,甘肅隴南地區又發生了大規模的群體性騷亂,讓人不禁為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而深深憂慮。

和以往不同的是,中共當局在此事發生之後不再隱瞞消息,而是很快就讓其見諸媒體,不過,讓人遺憾的是,如今的宣傳腔調和以往並無絲毫的區別,那些因為遭到毆打而奮起抗爭的群眾再度被喉舌媒體視為「不明真相」的糊塗蛋,他們的反抗行動亦被抹黑為「衝擊市委機關」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行為。

近些年,中國官場的腐敗已經日益深入,各級官員為了自己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中能夠分一杯羹,紛紛無視黨紀國法以及做人的良心,千方百計地進行權力尋租,強徵土地、強制拆遷等惡劣行徑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瘋狂斂財的重要途徑。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完全是建築於普通民眾的痛苦之上,雖然很多官員自己早已是是盆滿缽滿,但一般的老百姓卻連最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官員權力的極度氾濫使得如今的中國社會到處都是火藥桶,只要有一點火星就有可能被點著和爆發。

隴南騷亂和幾個月前的甕安騷亂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大事件都是官員首先出動警力鎮壓民眾所致。可悲的是,一次次的官逼民反事件之後,官方的喉舌媒體都將主要責任推卸給無奈的民眾。官方的《甘肅日報》和新華社均稱「11月18日零時左右,部分上訪人員衝擊市委機關,砸壞部分車輛和辦公設施」,但他們在報導中卻也透露出了一個讓他們無法自圓其說的「秘密」,那就是「鬧事」拆遷戶早在11月17日上午9點就來到了市委門前上訪。很顯然,拆遷戶的上訪行動在起初非常理性,毫無暴力衝擊官方機構的動機和行為。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上訪行動就已經遍佈中國大地,但是,當時的訪民卻無法形成今天這種強大的凝聚力,從甕安騷亂和隴南騷亂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起初的少數維權民眾最後都得到了其他圍觀群眾的同情和支援,因此,事情發展到最後,原本與那些利益受侵害的群眾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人也在良心的驅使下自覺地加入到了他們的維權行列。

30多名拆遷戶緣何能鼓起「衝擊市委機關」的勇氣?和平理性的維權行動緣何會演變成無法調和的官民暴力衝突?所有這些問題你都無法從官方的喉舌媒體那裡找到滿意的答案,而只能從海外獨立媒體以及網絡論壇上尋找事情發生的真實原因。針對此次騷亂,雖然官方媒體反應及時,但由於擔憂其他地方的民眾爭相效仿,他們仍然在報導參與的人數上做了手腳,上萬人的維權行動被說成是只有兩千多人參與,而且對官方出動員警非法抓捕民眾的重要細節隻字不提。

隴南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在11月18日的通報中稱,17日武都城區部分群眾上訪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利用,信訪幹部公安幹警出面勸導遭一些不法分子毆打致傷,導致60多名幹部群眾和公安幹警受傷。甘肅當局對此次群體性事件的「定性」和以往中共當局對其他群體性事件的「定性」如出一轍,我們再次看到了官方慣用的「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不法分子」、「教唆」、「煽動」等極富對立色彩的詞彙,官方以民為敵的思維再一次表露無遺。
原來此次維權事件和今年的「5.12」大地震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大地震中,隴南地區是重災區之一,當地政府官員想方設法地截留救災款和救災物資,因此引起了民眾的憤怒。據維權網披露,隴南市四大班子曾準備遷市,在沒有進行嚴格科學的規劃下,隴南市政府先準備搬到東江鎮。政府把東江鎮的土地低價徵收,給農民許諾蓋經濟適用房和給予一些補償。在將農民大片土地損毀和將房屋夷為平地後,最近政府又決定不搬遷到東江鎮,而是要搬遷到幾百公里外的成縣。如此一來,使得大批田地被毀、房屋被拆的民眾生產生活沒有依靠,還有大量民間投資也因政府改遷而無法回收,於是,民眾紛紛上訪市委、市政府,要求妥善安置,解決補償,同時懲處腐敗官員。

17日上午部分民眾在市委門前的聚集請願可以說是忍氣吞聲之後的無奈之舉,雖然當時的隴南已經是寒氣逼人,但他們在沒有得到官員答覆的情況下,直到晚上仍然不願散去。就是這樣一群手無寸鐵的可憐民眾,在晚上的時候,竟然遭到隴南政府出動的員警與武警的非法抓捕,被捕民眾達到60多名,包圍政府辦公樓的民眾最終被武力驅散。

其他民眾不服,約5萬人遂於18日早上聚集到政府大院中,他們要求市委書記王義出面來解答問題並釋放被抓民眾。這些民眾在當時仍然沒有對政府機關進行暴力衝擊,而是希望以和平理性的方式爭取解決問題。但在當天上午10點多鐘,當地政府卻出動四、五百名武警和員警到場鎮壓,施放催淚彈與防暴彈,使得武都滿城烏煙瘴氣,員警還用警棍與磚頭毆打民眾,甚至連十來歲上學路過該地的小孩也不放過。在這種情況下,憤怒的民眾才衝入政府大樓砸毀了電腦、桌椅、門窗,並放火焚燒了市府大樓,還燒燬了7輛警車和市政府的10多輛公車。

毫無疑問,此次隴南騷亂事件的罪魁禍首是當地政府官員,即使民眾有暴力舉動,那也是忍無可忍後的無奈選擇。官方在事後的各種片面說辭不僅難以服眾,而且極有可能為將來更大規模的官民衝突埋下隱患。近年來的官民衝突可謂是與日俱增,而且在規模和衝突程度上有不斷加大的趨勢,由此可見,中國的官民矛盾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每每發生群體性的維權事件,中共當局選擇的不是理性的疏導,而是蠻不講理的暴力鎮壓,這種處理方式看似可以在短期內維護社會的穩定,但長遠來看,將產生更為不穩定的因素,一旦衝突再次爆發,局勢將難以收拾。

劉曉波先生曾在其評論楊佳襲警案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以民為敵』的官權思維必然帶來『官逼民反』的衝突,也必然造就一種普遍的『以官為仇』的民間逆反心理」。在中國當前這種極權體制下,官權的氾濫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即使「反腐敗」與「和諧社會」的口號喊得再響亮,在缺少憲政民主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官員們為了自己腰包的鼓脹,仍然會置法律法規以及道德良心於不顧,繼續侵害民眾的合法權益,並在民眾的反抗過程中將自己徹底地推向民眾的對立面。只要這種現狀沒有改變,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社會的大規模官民衝突就會全面爆發。

2008年11月20日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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