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把有罪的我，獻給無罪的你——
獻給5•12大地震罹難的孩子們
哀北川大不幸
對於北川，我是一個罪人。
兩年前，北川文化人盛情邀請我去北川，幫助策劃禹裡文化旅遊和紅色旅遊，同時考察當地修建漩坪電站和苦竹壩電站的官民爭論。我以「太忙」為託辭，婉拒了。我和不講恩義的當代漢族人一樣，輕慢了北川人。
兩個月前，我來到已經城毀人亡的北川縣城，面對北川中學廢墟下成千不該凋謝的生靈，我悔恨不己。我發誓說要用手中的筆為他們討回公道。但是兩個月來，我寫不出一個字，我食言了，失信了。我是北川的罪人。
無論什麼藉口都不能使我脫罪。北川，面對你的世紀災難，面對你的歷史背影，我只有深深的懺悔。我要把我的不盡的輓歌獻給你，同時獻給，我的自以為是的不思悔改的漢民族兄弟。
巍巍龍門山脈，請您證明：我的言說，出自事實；我的懺悔，出自真誠。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部災難史；而北川的災難史，埋藏著一段不堪的歷史。
北川，作為大禹故里和千年古城，經歷過兩次天災人禍大劫難，並因此引發了兩次人口危機。一次是1935年的國內戰爭，紅白二軍鏖戰北川100天整，事後北川總人口由4.6萬人銳減至2.5萬人，全縣街道村落寺廟俱毀。另一次，就是5•12北川大地震。這次大災難，致使北川縣城近4萬總人口損失過半，現登記倖存人員不足0.6萬人。尤其慘烈者，北川縣城僅中小學生傷亡數千，3歲至17歲少年兒童幾近斷檔，實為人間空前災難！
這些大劫難中，究竟有多少天災，多少人禍，自有歷史評說。依據事實判斷，擯棄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讓我們回眸歷史，看看北川縣兩次大劫難的全過程，以便釐清歷史責任，給後人留下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一、歷史人禍誰負責任
1935年1月，逃離湘鄂贛根據地的中央紅軍在貴州召開了遵義會議，確定了「渡過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據地，赤化川、康、陝、甘、青廣大地區」的戰略總方針。同時，當時實際兵員已不足萬人的中央紅軍電令擁兵十萬的紅四方面軍「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於最近時期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為紅軍主力入川給四方面軍電》）。四方面軍總指揮張國燾接電，遂放棄了經營多年的廣闊的川陝根據地，離開通南巴，全隊西進北上，於1935年4月12日由江油甘溪（猿王洞）進入北川縣境。
紅軍入境後，一面為阻截14萬川軍的追擊，匆忙佈置了歷時73天的千佛山（土門）戰役；一面打土豪分土地，發動北川群眾支前。紅四方面軍在北川首倡民族平等，區域自治的民族政策，並創立了西北聯邦政府禹裡蘇維埃鄉（治城）。這是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政府。不久後，紅軍在阿壩和甘孜分別建立起格勒得沙人民共和國、波巴人民共和國，即為「禹裡模式」的翻版。後來，這種國中之「國」，也出現在新疆喀什等地，留下了民族分裂的歷史隱患。
事實證明了民族自治政策的有效性──在建立「人民新政府」口號刺激下，山高坡陡，地脊民貧的北川縣，以紅軍佔領區內僅有的3萬人口，派出了3千多人的支前運糧大軍和戰場救護隊，幾乎是全縣青壯年人人上陣，積極支紅擴紅，為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
1935年6月12日，四方面軍完成了吸引川軍，阻擊川軍，掩護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的戰略任務，翻越羌山，與中央紅軍在懋功會師。6月下旬，北川境內紅軍開始撤離。在「參加紅軍的十大好處」的鼓動下，超過1500北川兒女，隨紅軍走上了長征路，其中大多數人一去不回。1953年，北川定為「革命老根據地」後，追認當地紅軍烈士多達1097人，佔當時總人口3．66％。
紅軍撤退時，為防止川軍追擊，沿途實行堅壁清野，放火燒燬所有帶不走的糧食，燒燬所有橋樑和街道。石紐山下，始建於唐朝的千年禹廟，也毀於大火之中。全縣境內桂溪、埡上、貫嶺、都壩、開壩、小壩、片口、桃龍、禹裡、墩上、壩底、廟頭壩、馬槽、白什、麻窩、青片等17條街道及村莊，全遭焚燬，致使境內1260戶6000多場鎮居民及農民，總計1萬多人無糧可吃，無家可歸。
尾隨追擊的川軍入境後，大搞報復，大開殺戒，凡支紅民工、積極分子皆殺，當過幾天蘇維埃幹部的更是全家殺絕，慘遭滅門。一月不到，北川境內2000多人慘遭殺戮。大屠殺之後，瘟疫、饑荒接踵而至，疫病流行，致使北川人口減少幾半，一些富庶地方成為無人區。國民黨北川縣長馮康說：北川自遭匪後，又罹兵災，損失之巨，斷難計及。雞犬無聲，路斷人稀，即此地之寫照。
1935年4月12日至7月23日，紅軍百日駐留，致使北川百年難愈。後來魏傳統將軍高歌：「紅軍血戰千佛山，至今未忘過北川」。然而紅軍不如陳涉，不僅忘了「苟富貴，勿相忘」，甚至忘了給幾近毀滅的北川，一個道歉。證據是，直到2003年，北川才以全國唯一羌族縣身份，成為最後一個少數民族自治縣。
如今佛泉山戰場遺址清晰可見，被毀禹廟及村落遺址歷歷在目，被紅軍亂刻又被白軍鑿毀的明代岣嶁碑至今尤存（又名禹碑、大禹功德碑。原碑700蝌蚪文，僅25字殘存），成為龍門山為1935年大災難作出的歷史證詞。
二、北川悲歌不該發生
北川縣位於四川省綿陽市西北部山區，縣城曲山鎮，面積1．6平方公里。全縣所轄三鎮十七鄉，居住著羌、漢、藏、回等十七個民族，總人口16.06萬人。其中，世居羌族9.1萬人，佔總人口的56.7%。北川地處四川西北龍門山脈中段南側，縣域面積2869.18KM2，其中山地面積2834.73KM2，佔幅員總面積98.8%。區內僅有青片河與白草河交匯處的北川河谷（禹裡鄉）及通口河（湔江，上游為青片河，下游為涪江，已規劃20級水電開發）有少量河谷盆地，幾乎全為崇山峻嶺。在龍門山斷裂構造帶中，北川是龍門山主中央斷裂帶北川——映秀斷裂（長約320KM）的起始點，曾經發生過1958年6.2級強震，歷來被設定為龍門山斷裂帶地震Ⅶ度設防區。
北川境內山青水秀，生態環境良好，自然與人文旅遊資源豐富。除北川人引以為榮的大禹故里、羌族文化、革命老區外，還有大熊貓、金絲猴等多樣化的野生動植物資源，以及猿王洞、千佛山、小寨子溝、龍門山泥盆系標準地層剖面等高等級旅遊資源，適宜多樣化體驗型現代旅遊產品的綜合開發。
然而歷史開了北川的玩笑。善良純樸的北川人沒有等到大禹榮光的照耀，沒有等到紅軍報恩的潤澤，沒有享受現代文明的碩果，沒有盼來山區生態經濟發展的好時代，就被想逃也逃不掉的天災人禍，斷了生路，碎了夢境。
北川的悲劇，從縣城遷址開始。
1950年1月，當年的紅軍，現在的人民解放軍，回到了北川縣城——治城，完成了一個15年前的約會。當時縣政府為了軍事控制及安全保障，於1951年起開始沿湔江修建治城至曲山鎮全長22KM的北茂公路。1952年公路修成，為了更加靠近綿陽，縣政府放棄了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歷史，位於北川河谷，地勢相對寬平的治城，拋開有恩於己的禹裡人民，於當年9月把縣城遷往只有79戶320人、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的狹窄的曲山小鎮，為2008年北川大地震，預設了一個城毀人亡的死亡陷阱。
自縣城遷址後，當地傳開了「早晚要包餃子」的民間傳聞。1958年2月8日，北川發生裡氐6.2級強震（微觀震中為什邡金河即今紅白鎮），在當時大躍進政治形勢下，無人知道地震破壞和人員傷亡情況。1959年，部分當地干部提出遷回治城的動議，未獲批准。1961年2月8日北川縣城再次發生4.7級地震，傷亡不詳。因此自1959年起，就不斷有人提議把縣城遷回治城原址，可惜均遭拒絕，致使北川人民失掉了多次的逃生機會。
龍門山斷裂構造帶，是地震活動頻繁的活動斷裂帶，自1169年來，已經發生5．0級以上破壞性地震26次（6．0級以上20次），平均32年／次。唐山大地震前後，在距北川不足200KM半徑內，相繼發生過1933年汶川疊溪7．5級，1958年什邡金河6．2級，1970年大邑6．3級等大震強震，七十年代後期相繼發生1976年松潘平武7.2級震群，1977年茂汶4.2級地震，1978年黑水5.4級地震，1978年邛崍4.4級地震，1981年彭州大寶4.5級地震，1999年綿竹漢旺5．0級地震群，等等。這些地震波及北川，引起了北川的恐慌，要求遷城的呼聲日益高漲。北川縣委縣政府，多次向上級政府打報告，提出遷城動議。許多專家勘察北川後，也認為北川縣城座落在龍門山地震帶的中央主幹斷裂上，縣城周邊地勢險峻，地質災害點密佈，災害體巨大，十分危險。
1986年至1987年，北川多次請來綿陽市地質學會專家考察，勘察並論證遷城的必要性。由於一些秉承上意的專家堅持「無危險論」，也由於地方財政無力解決2億多元的搬遷費用，遷城動議被擱置。1988年，北川僅僅得到了己經申請了幾十年的「享受民族縣待遇」的安慰獎，卻失去了最後的逃生機會。遷城無望，北川人只好就地想辦法。從90年代起，北川縣城行政中心開始遷往湔江對岸茅壩，舊城區內只剩下學校、醫院、居民區和老街商業區。為防止經常滾石下山的王家老岩發生大型地質災害，對其進行了植綠護坡、打樁支撐、攔石保坎等工程除險措施，然而經常性發生的中小地震特別是雨季小震，致使山上滾石或街上飛石傷人，時有發生。北川人從積極逃生到無可奈何，從提心吊膽到思想麻庳，終於逃無可逃，坐等死神上門，等來了天災人禍的完美合成。
2008年5月12日，不幸的北川人眼睜睜地看著傳說多年的「包餃子」慘劇發生，不少家庭慘遭滅門之禍，沒有逃出來一個人。地震當天，湔江右岸的王家老岩向湔江方向整體平移100米，吞噬了靠山的曲山街，掩埋了幾乎整個老城區。老城區內，很少有人逃生。新縣城茅壩一側景家山當天也發生大面積山體垮塌，合併大量建築倒塌，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
5•12當天，正在綿陽開會的北川縣委書記宋明知道發生了」汶川地震」，脫口而出說：完了完了，北川被包餃子了。宋書記趕回北川後，原來有147人的縣公安局，僅44人生存；縣看守所42名戰士和35名犯人被埋；而160人的縣醫院，只剩下4人。然而英雄的北川人民，干群一心，團結自救。當天下午，在派出5批次人員求救，仍等不到綿陽官方救援的情況下，以僅剩下1／3幹部的北川縣四大班子，帶領倖存的2000多群眾實施了搶險自救和安全轉移。
距北川新縣城22ＫＭ的原北川老縣城治城（禹裡），在5．12地震中除後來遭受唐家山堰塞湖庫尾水淹外，房屋建築損失相對較小，人員安全轉移。
北川縣城毀人亡的事實證明，一旦發現錯誤，必須盡快改正，以免釀成災禍。即使是上一代遺留下來的歷史錯誤，也應該有人負責，有人糾正。如果不糾正，不作為，必定釀成事故，必致更大的現實災禍發生。
知災不避禍，致使家園瞬間沒了影，青山一夜白了頭，這是人禍，還是天災？
三、災中之禍人間慘劇
災中之禍，就是天災之中，埋伏的人禍。
一個失誤，可以彌補；一個錯誤，可以改正；一連串錯誤構成的因果鏈條，必定釀成災禍，禍國殃民。正是在這個認識基礎上，從北川歸來後，5月19日在接受《希望之聲》採訪時，我提出了「四川大地震人禍更勝於天災」的觀點，並且強調：至少在學校校舍整體坍塌的問題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由於受到官方媒體「主導」的誤導，開始兩天，我一直以為汶川是災情最嚴重的災區。5月14日我駕車趕往汶川，卻被阻在了都江堰。在都江堰市區，我發現受損建築中，受損最嚴重、垮塌最徹底的，竟然是學校校舍！這些完全坍塌的校舍，與周邊部分坍塌或局部受損甚至完好無損的民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反差之大，想視而不見，都不可能。
5月16日，在北川縣城關曲山鎮，面對著北川中學粉碎性坍塌的主教學樓，整體下挫兩層的新教學樓，部分坍塌的實驗樓，距主教學樓十多米卻完好無損的舊教學樓——一幢建於70年代並於三年前申報為二級危房的老樓，以及不遠處受損輕微的教師宿舍，我徹底無語了。事實就是證據。事實勝過證據。
北川是一個地震多發區。在這裡，北川人明知有大災降臨卻無法迴避，躲無處躲，防不勝防。北川縣城多數建築達不到「多遇地震不壞，設防地震烈度可修，罕遇地震不倒」的Ⅶ度設防要求（《建築工程抗震設防分類標準》ＧＢ50223—2004）。北川學校、醫院、幼兒園達不到「震而不裂，裂而不倒，倒而不塌」的乙類重要建築的設防要求（實際多為丁類次要建築）。多年來，有關部門明知地震活躍，大震將至，對危險建築特別是公共建築不檢查，不加固，致使地震發生時，房屋大面積倒塌或粉碎性坍塌，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特別是造成幼兒和中小學生大量傷亡，這不是人禍，什麼是？
天災可怕，也不可違；人禍卻是可恨，可惡，可恥，可鄙，更可憐——人禍把天災的受害者，變成了包括施害者在內的不必要的共同受害者。
在北川，一位北川中學老師也是遇難學生家長向我輕聲述說：「主樓不到十秒就垮了。開始還能打通電話，我說乖乖別急，爸爸馬上找人來救你。跟著餘震來了，那邊喊不答應了。」大痛無聲，這位家長的平靜語氣，像在述說別人的事情，惟有提到「趙長能」三個字時，眼裡閃過寒光，令我一驚。這位家長詳細講述了96～98年主教學樓修建時的「馬拉松」工程，提到了趙校長和幾個包工頭。很明顯，他希望這些應該負有責任的人，能夠承擔責任。
事情的發展令我意外：開始官方還承認校舍豆腐渣工程問題，並且承諾要認真追查，後來竟然全部否認，不僅使用宣傳機器來顛倒是非，甚至動用國家鎮壓機器，打壓要為兒女討公道的家長們，拘捕處罰前段時間提出過質問的人（其中包括我的朋友劉紹坤先生和黃琦先生）。也許有人真正以為，使用高壓壓制，殺一儆百，使受害者發不出聲音，就可以把罪惡掩蓋過去。
我想問問：當個別人把問責學校豆腐渣工程上升到「與共產黨對著干」的政治高度時，是不是想要表明，共產黨已經集體決定，要公開地和腐敗分子和罪犯站在一起？是不是想要表明，中國立法司法執法不是為了社會公正，而是只為掌權者服務？是不是想要表明，中國現在要建成只有權力，沒有責任；只有犯罪，沒有法治；只有政黨，沒有人民；只有刺刀，沒有言論的特殊社會？
究竟是誰在抵制民主法治，要把「無產階級專政」，搞成「有產階級專政」？
我認為，濫用國家權力和國家暴力阻止學生家長問責校舍豆腐渣工程，把事關法律尊嚴和政治責任的複雜社會問題，變成6萬9萬10萬買人命的簡單經濟問題，就是實實在在地把天災變成了人禍，並人為地把人禍再次擴大了若干倍。這種社會性的「次生災害」能夠導致的，不是「社會穩定」，而是社會崩潰。被人為事故放大了後果的自然災害，是一種社會性災難。這種災難的發生，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不能逃避應負的責任。我認為，各級人民政府，欠全世界一個真像，欠全社會一個問責，也欠所有的地震死難者一個交待。拋開地震預測預報問題不論，至少以下問題，政府有責任告訴人民：1)、地震帶上修建大型水庫的安全性問題；2)、地震帶上民用建築設防標準的落實到位問題；3)、校舍、醫院等公共建築的公共監督及地震設防、建築分類、修建標準問題。
在校舍問題上，我沉默了兩個月，不是不敢寫，而是「寫不出來」。正如同去北川的唐詩林先生所言「心靈震撼太大，拿起筆來雙眼已模糊，哽咽無法控制」。現在，看到事情這樣發展，我感到自己很可恥。在北川中學的廢墟前，我對孩子們有過承諾。現在，我要重新拿起這只千鈞之筆——哪怕提筆就死，我無怨無悔。
請龍門山作證。
四、制度作弊羌山無語
無須懷疑，在地震中直接導致人員傷亡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築。地震可能導致房屋垮塌，致使人員傷亡。合格的抗震建築，人員傷亡很小；不合格的抗震建築，人員傷亡較多；而在地震Ⅶ度設防區裡修建不抗震甚至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只能導致人員大量傷亡。如果大量的公共建築都是不合格建築甚至是豆腐渣工程，如果沒有合理的防震減災體制和合格的三預機制（預測、預報、預防），大地震發生大面積的人員大量傷亡，是必然的事情。
5•12大地震後，汶川和北川可以作為兩個不同的樣板地區，用來研究天災人禍的真正成因。多年來，汶川也被人稱為大禹故里，但是汶川作為《四川省防震減災十年規劃》的四川省示範縣，雖距震中僅50公里，房屋倒塌卻不及20%，人員傷亡也不及6.7%。而同為大禹故里，同為地震Ⅶ度設防區的北川縣，距離震中已經超過100公里，房屋倒塌卻超過90%，人員傷亡超過50%。不知道這樣強烈的對比，是不是某些部們發明並堅持「汶川地震論」的真正原因？
同樣的地震，不同的結果，巨大的差異性至少反映出三個問題：（1）《四川省防震減災規劃》中「經濟建設同減災一起抓」的指導思想，以及「預防為主，防禦與救助相結合」的工作方針，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至少在北川是如此；（2）北川作為規劃要求的Ⅶ度設防區，大部分建築達不到設防要求，特別是公共建築是如此；（3）北川部分公共建築特別是校舍建築存在嚴重質量問題，有的是明顯的豆腐渣工程。以上基本事實，應該有人負起責任來。
這些基本事實，通過這次國內多數公共傳媒出自良知的「集體造反」，已讓全世界有目共睹。無論今後「主流媒體」怎麼流，也改變不了已經發生的事情。
早在1999年12月30日，《四川省防震減災規劃》就指出，四川省90%的強震集中在甘、阿、涼地區的地震活動斷裂帶，包括鮮水河地震帶，安寧河地震帶和龍門山地震帶。該規劃在十年前，已對今後20年內可能在三州地區發生多次破壞性地震，作出了較為準確的長期預測，並確立了年、季、月、旬、周預測會商及內部通報制度。近年來，在體制內外都有關於四川地震的中期預測和短期臨震預測信息，多達幾十條。然而既然有預測，為什麼沒有預報和預防呢？
1998年12月17日，由國務院發佈的《地震預報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全國性的地震長期預報和地震中期預報，由國務院發佈」。同時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內的地震長期預報、地震中期預報、地震短期預報，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發佈」。這些規定證明：地震預測、預報和預防，是兩種不同的權力，第一種權力屬於專業職能部門，第二種權力屬於公共管理部門。這個制度安排埋伏下的巨大的隱患是：即使專業部門有了科學的預測，也不能擅自發佈，而是要服從於公權部門的非科學因素的公共決策。有時這類公共決策，特別是小概率突發事件發生時的倉促應對（比如自然災害、群體事件、安全事故等等），往住做不到以人為本。這種制度安排，可能導致預而不測，測而不報，報而不防，防而不力的嚴重後果發生。5•12大地震，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
5•12大地震前，根據紫坪鋪蓄水後監測到的700多次地震記錄，水庫地震研究部門和四川地震行政管理部門曾經作出了準確的大震中期甚至短臨預報。但是由於對震級估計不足（據報為5.0~5.5級）而成為一次技術性失誤。這個低估失誤致使決策部門對地震後果估計不足，導致了不發預警的決策失誤，由此導致了嚴重的社會性後果。可見，目前《管理條例》正是使決策層陷入決策困難的制度陷阱。該條例與當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相衝突，應該予以廢除。
人禍的禍根，不是人，而是事，是體制不健全和機制不合理。制度缺失釀成的人禍，使受害者和加害者，無論官與民，共同成為犧牲者。中國體制陷阱，已經成為最大的發展瓶頸，這個陷阱使公共權力越位，公共政策錯位，公共監督缺位，公共利益受損，各類公共建築也因不受監督而粗製濫造並滋生腐敗，成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物品。
天災與人禍的合謀，成為謀害中國北川孩子的兩把刀子；前一把刀子可以傷人；而後一把，人禍的刀子，才是真正致命的。
這一切，像一個諷刺，不應該發生在大禹故里。羌山無語。
五、禹生北川可成定論
大禹，中華民族人文初祖之一，炎黃之後又一位華夏文明創始人。據史記，大禹治水興國，開創九洲，統一中國，是華夏民族第一個統一王朝的奠基者。
西漢楊雄《蜀王本紀》記載：禹生石紐。據考，四川省北川縣禹裡鄉石紐村石紐山，即為夏禹誕生之地。自古以來，石紐山即被視為神聖之地，方圓百里之內不敢農牧或人居。即使犯罪之人潛入，官府也不得入內緝捕，在此潛修三年後可獲赦免。禹裡鄉內，至今尚存禹穴溝、刳兒坪、洗兒池、望崇山（禹父鯀，號崇伯）、禹王廟、岣嶁碑（禹功碑）、「石紐」、「甘泉」、「禹跡」、「禹穴」（大小蟲篆）等遺址遺蹟。這些遺蹟，就是龍門山為「禹生北川」作出的證詞。
在當今學界看來，共識較高的觀點是「禹生北川，興於西羌」。大禹治水始於岷山湔水，早期活動在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古汶山郡地區。大禹治水興邦，除害興利，在此形成了大禹故里文化帶。夏傳子，家天下。自夏商周始，夏禹以「導為主，湮、障、厥為輔」的治水興國模式，主張「敬民，養民，教民，護民」的民本主義，奠基了以水利社會為特徵的華夏文明。隨著大禹從河流上遊走向中下游的治水東行的腳步，隨著先秦各期中原文化的繁榮興盛，禹學經歷了西興東漸的歷史過程。以至於儒聖孔子也把夏禹視為至公至正，無可挑剔的完人，贊曰：禹，吾無間然矣。暴秦之後，主權高於人權的國家主義專制文化替代了民本主義，封建專制「主流文化」的狹隘視野，使大禹故里北川包括大禹治水治國思想從歷史長河中淡出，埋葬了這一段歷史文化敘事。
北川建縣於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以大禹古蹟石紐、甘泉各取一字，組成石泉縣（634年~1914年），城址在治城（1992年更名為禹裡），北川人稱老縣城，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歷史（若以北周建縣計，當為一千四百四十二年）。唐朝建縣時在距縣城東南一里的石紐山下建有禹廟一座，為國內最早禹廟之一。1935年，石紐山禹廟因人禍被焚燬（2002年重建），致使民間傳統祭禹活動被迫移至禹穴溝口禹王宮（建於清乾隆年間，毀於文革，1994年重建）。北川每年春秋兩季及六月初六大禹生日，均要舉行祭禹活動，年年延續，至今不斷。禹裡崇禹之風千年不絕，北川境內除禹裡老縣城建有禹廟外，禹穴、片口、壩底、曲山、通口、陳家壩等地，也建有禹廟或禹王宮，傳承著大禹故里的悠久歷史和文化遺產。因此北川，民風淳厚樸實，人民勤勞善良。
多年來，大禹故里北川縣，佔全了老、少、邊、窮四大塊（革命老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行政邊緣地區、貧困地區）。1935年紅軍西北聯邦政府在此首創禹裡蘇維埃鄉，首倡民族自治政策，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民族自治政府。然而歷經68年的不斷努力後，北川才於2003年7月，被批準成立北川羌族自治縣，以全國最後一個少數民族自治縣，唯一的一個羌族自治縣，趕上了國內民族自治縣的末班車。僅此，反映出紅色政權對傳統文化的不重視，對少數民族的不尊重。
痛定思痛，5．12北川縣城毀滅後，掌權者對大禹故里北川，應該有些慚愧。人民的政府，對北川的人民，應該有一個道歉。
六、龍門山脈述說心聲
四千多年前，生於龍門山中段南側腹心地區北川石紐的大禹，不可能想像出，如今龍門山脈傷痕纍纍的樣子。
5•12大地震後，據航片觀察，龍門山後山地區，岷江河谷一線，綠色覆蓋不足20%。已經形成的岷江乾旱河谷和風沙走廊，經此變故，正在加快退化，即將成為成都平原沙塵暴的沙源地。龍門山南側三條礦山鐵路的起點站彭州大寶、什邡金河、綿竹漢旺，其連線正是龍門山中央斷裂帶的地表走向線。在這些工業區也是歷史地震多發區內，如今己經開膛破肚，滿目瘡痍，區內工礦企業損失慘重。其中，1956年發生過6.2級強震的什邡金河磷礦，死亡225人,傷157人。而1999年發生了5.0級破壞性地震的綿竹漢旺鎮，有三所學校發生校舍垮塌，僅中小學生傷亡超過1000人。龍門前山斷裂帶以及山前階地，是人口密集地區，地震導致的大面積房屋倒塌，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
5•12大地震致使國內2473座水電水利設施受損(其中包括四川近2000座)。龍門山地區震損水電設施1000多座，震損率達到100％。綿陽地區825座水庫，震損627座(76％)，高危水庫178座(28％)，其中38座有潰壩危險；而鄰近北川的江油縣187座水庫100％受損，產生裂縫、沉陷、變形、滲漏險情，其中19座有潰壩危險。岷江河谷上，紫坪鋪以上9座幹流大壩出現險情。根據觀察，水庫大壩附近，大多是震損最嚴重的地區。大壩附近山體垮塌往往十分嚴重，導致多座電站被埋，致使水電部門人員傷亡慘重，財產損失巨大。
自然力，突然間不可抗拒地成為巨大的破壞力，在它面前，人類引為自豪的「生產力」，如此微不足道，只剩一堆可憐。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天平，為什麼傾斜？歷史，為什麼逆轉？該問誰去？這場世紀大災難，與在龍門山地震帶上大搞水利工程，究竟有沒有關係？究竟有多大關係？希望整個中國學術界一起來關注、研討，進行一次跨專業、跨學科的大討論，而不是只聽利益相關部門的一家之言，或像一個宣傳部門，模糊是非，粉飾太平，忽悠人民。
四千年前，鯀之子大禹出岷山，治湔水，在前輩治水的經驗基礎上，改革古道，變通父道，以「治水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勢，導之入海，高者鑿而通之，卑者疏而宣之」的治水方略，以導為主，湮障為輔，鑿峽疏渠，因勢利導，成功地制服了原始洪水，拓展了早期人類的生存空間。大禹把巴蜀治水經驗推向九州，促進了統一國家政權的形成。在這個意義上，大禹經驗，應該成為基本國策。
正是因為當時人類經驗科學的原始和工程技術的侷限，使大禹在治水過程中遵循了大自然的基本規律，在除害興利，造福人類的同時保障了自然生態的完整性和河流生態的永續性。這使人類在合理利用大自然的過程中，給自然生態環境留下了生態修復的機會，從而使得人類可以永續發展，大自然也可以良性循環。除害興利共生存，不廢江河萬古流。
大禹的治水思想，被後來的蜀王開明和蜀守李冰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因而成功地治理出一個千里陸海，萬里沃野的天府之國——成都平原，李冰開鑿的無壩引水的都江古堰也成為人類利用自然，永續發展的成功範例。大禹、鱉靈、李冰的治水思想，以及後來漢代賈讓歸納總結的「徒蓄疏堤」治水三策，已經成為全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龍門山脈，是岷江、嘉陵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右岸支流）等四大江河的發源地和流經地，水能資源豐富，礦產資源富集。然而，四大江河也是四川之源，流域內是大多數四川人傳統的主要生養地。因此，龍門山是為全川人民存在的，而不僅僅是為幾千座水電站服務的。龍門山脈的生態平衡，是四川人永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可以說，龍門山脈，就是四川的龍脈，千萬亂動不得！
2000年以來，四川地震局專家李有才及地質專家范曉等人(包括四川省地震局)，曾經明確反對紫坪鋪水庫選址，把環評報告中的「地質情況基本穩定」，認定為「基本不穩定」，建議水庫選址避開地震斷裂帶。可惜他們的意見，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卻受到了無理壓制。水利部們的發言人，以「大壩能承受8級以上地震」的承諾，來應對「水庫可能誘發地震」的質疑，顯然是答非所問。最近又說，紫坪鋪與大地震沒有直接關係。具有諷刺意義的是，5•12大地震的發震區，正是位於岷江上游第一座幹流電站映秀灣電站(1972年13.5萬千瓦)和岷江上游最後一座竣工電站紫坪鋪電站(2006年76萬千瓦)之間的紫坪鋪庫區。地震當天，兩站之間20公里長的紫坪鋪庫區，成為第一次發震時的極震區。據目擊者稱，當時庫區中心白浪衝天，高達數十米，致使兩個電站都受到嚴重損毀。
1939年3月29日，周恩來在拜謁浙江紹興禹陵時感言道：中國歷代統治階級都沒有學好大禹治洪水這一課，都只嘵得遏制，不曉得利導，所以成了專制魔王，到處受到反抗，他們注定是要失敗的。這番話，對於今天過分迷信現代工程力，忽視自然力，忽視自然生態平衡和社會生態平衡的水利科學界，是否應該有所啟發呢？全河梯級開發和渠化全川河流的發展戰略，可否審視再三呢？
我希望，今後在規划龍門山地震遺址公園的時候，把都江古堰的意義與水電大開發的目的作為一個聯結思考，通過可視性的概念設計，表達出中華民族治水思想的精粹：治水，首先是為了除害興利。除害第一，興利第二，而不是相反。正如又好又快地發展，還是又快又好地發展，如果關係擺不正，後患無窮。過去過分弱勢如今過分強勢的水利部門，如果盲目相信貌似強大的現代工程力，以除害為藉口，以興利為目的，亂搞水電大開發，更大的災害，還會再來。
我希望全中國的水利專家和工程師們，都能夠到北川來，到龍門山來，到都江堰來，到紫坪鋪來，補補生態環境課。在這裡，面對災難現場，請你們暫時拋開當下「綠色能源」的神話，沉思一下民族的過去和未來。並請思考，中國水電大開發，如何才能夠擺脫因急功近利而導致的開發失當和亂而無序？如何才能養育出一條「健康的河流」，並建立起相對和諧的人水關係？如何才能在追求水電工程利益和發電效益時，兼顧其它部門利益和全社會的綜合利益？如果你們能夠尊重事實，汲取教訓，放緩梯級開發進度，實行水電開發節制，當為北川世紀大災難後，不幸之中的大幸。
七、事實判斷科學正名
2008年5月16日中午，避讓過總書記的視察車隊後，我直接面對了北川中學的那片廢墟。這個垮塌現場對我的震撼，難以形容。但我知道，我的命運和北川聯在了一起，我的心中，有了一個行事為人說話寫作的標尺——北川標尺。
北川標尺，不是一個政黨的標尺，而是一個以事實為依據的標尺，人的良心的天然標尺。北川標尺的基本尺度，不是價值判斷，而是事實認定；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人的良知。北川標尺的基本精神，就是大禹治水的精神：尊重自然，尊重事實，尊重常識，尊重人，說真話，做好事。
多年來，學界對禹生北川，還是禹生汶川，各執一詞，未有定論。這個現象，與前述中原專制文化背景有關。此次5•12大地震，又是北川與汶川，面臨著名分爭議。究竟是「汶川地震」，還是「北川地震」，如何命名？正統主流的「權力意志命名法」，是否會又一次給歷史留下盲點？或者笑柄？
根據世界地震命名學原則及成例，地震命名方法可以有多種，包括原始震中說，中心城市說，災難程度說，地質構造說，自然地理說，人文地理說，等等。依據以上各種命名方法，可以對「汶川地震說」的真實性，提出以下質疑。
如果以微觀震中論，應該名為「映秀地震」或「映秀陳家山地震」。
如果以中心城市距離論，都江堰市（57．8萬人，城市20萬人）距第一破裂點映秀陳家山直線距離僅17KM，而汶川（10．6萬人，縣城3萬人）距此57KM。定名汶川地震，捨近求遠，舍大求小，名不符實，目的不清楚，十分可疑。姑且不論，在緊急救援階段，發明「汶川地震論」者，誤導了國家救援和社會救助，干擾了搶險救災，對增加極震區內人員傷亡，應該負有間接責任。
如果以受災程度論，北川僅縣城死亡人口已超過2萬人，房屋受損100％，倒塌超過90%。北川為重災區的中心區，定為「北川大地震」，較為接近真實。
如果以地質構造論，特重災區北川位於龍門山北川——映秀（中灘鋪）斷裂北端，原始震中映秀位於該斷裂南端，兩地屬同一條主幹深大斷裂，原發震區映秀由南西向北東破裂，與北川共同構成極震區，關係直接。從受災情況看，映秀鎮罹難人口接近70％，北川縣城超過80％，因此我認為，以主震帶命名為北川——映秀地震，也較為適宜。而繼發的汶川——茂汶龍門後山邊界斷裂，僅屬龍門山中央，前山、後山三大斷裂之一，因而後山受災情況遠較中央斷裂區域及前山斷裂區域為輕，不應該不分輕重主次，舍大求小亂命名。
如果以自然地理及地質構造論，整個龍門山構造帶，都是主震區和重災區。地質學家范曉、劉興詩等人提出「龍門山大地震」概念，最為合理。
如果以行政區劃論，映秀為汶川縣最邊遠的一個鎮，而汶川縣屬阿壩州，為何不可以叫阿壩州大地震？實際上，是次地震全川都有傷亡和損失，甚至遠至重慶也有傷亡，若定為2008』四川大地震，也是合理之議。
北川縣，是這次唯一全部殞於5•12地震的縣城，以它1374年的建城史，73年的革命史，56年的遷城史，50年的防災避災史，20年的等待史，完全有資格「蓋棺論定」。此論可讓2008年之前的「老北川」，完整地走進歷史，以便讓新北川鳳凰涅槃，在災後重建中，找到正確的路徑，實現社會文明和經濟轉型。
因此我建議：請北川把美名「惡名」一肩挑，歡迎「大禹故里」榮歸，也歡迎「北川地震」，爭取「北川地震」冠名（汶川說不定樂於相讓呢）。況且，命名「北川地震」這件事本身，就表現出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科學精神，以及尊重地震死難者的人文精神。人心所向，名至實歸。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建議，北川人民的共同意願，才是至高無上的。
災後重建已經開始，地震政治正在暗中角力，地震經濟開始暗箱運行。甚至地震文化，也在災民的痛苦之中，「主流」著感恩報恩的故事，把大災難，變成了宣傳舉國體制「優勢」的大好事。這是一種殘忍。中國什麼都不缺，缺的就是尊重人。5•12大地震後，缺的是問責，反思，懺悔。如果沒有這些懺悔，如果沒有公正的問責究責，歿於這次特大慘禍中的北川人、青川人、汶川人、高川人和四川人，就白死了。
如果今天，要把喪事辦成喜事；那麼明天，喜事可能，成為喪事。
建議北川地震遺址公園，與大禹故里、唐家山堰塞湖和小寨子溝羌族文化，共同組成四川龍門山地震遺址公園群的核心景區。建議在曲山鎮設立「龍門山哭牆」，並以此為中心，建立一個紀念災難而不是歡慶勝利的災難博物館，讓天災人禍得到真實的反映。建議以此館為依託，發掘大禹文化，宣傳生態文明，整合傳統文化的整體觀和當代科學發展觀，以世界最大的開放式、組群式的生態文明博物館聚落，告慰北川罹難的兄弟姐妹。選擇這樣的建設理念和方案，但願對得起大禹故里死難的鄉親並經得往歷史的檢驗，否則，可能還會出現更大的文化贗品和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成為更大的次生災害和歷史笑柄。
龍門山大地震的天災人禍之後，中國人民付出慘痛代價後有權得到的福報，是觀念的轉變，人性的覺醒，人權的保障，體制的改革和社會的轉型，而不是習慣性將錯就錯的偉光正傳統的發揚光大，那樣的傳統，只能害人害己。
5•12大災難巳經發生100天了。北川母親們，有權知道真相，有權依法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責任。而天堂裡的北川孩子們，在等待著、在盼望著他們鮮花一樣的生命的價值，換來一個遲到的公正。阿門！
人命同價，中國人並不是劣等民族。尊重生命，讓我們從北川開始。
5•12北川大地震百日祭。公元2008年8月。成都。
－－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