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上一期我们请到高文谦先生谈到了有关赵紫阳逝世及中共对这件事处理及看法，今天我们请继续高先生来谈这个话题。
安娜：有人说是因为这种恐惧的环境，让他们很害怕。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他有一个同事实在过不下去，他想自杀，但是他自杀都不能让人看出来他自杀，最后他吃很多包子把自己活活撑死。所以您认为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就是因为这种恐惧的压力，所以人们不敢站出来。
高文谦：你刚刚提到的自杀还不敢让人看出来，就是中共这种极权制度在摧残人性，但是放到具体的环境中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一旦走上这条路之后，就会让自己的亲人罪加一等，他自己活不下去了，自己想一走了之，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办？自己的亲人怎么办？特别是孩子还是在襁褓中，孩子还这么的小就更可怜。
像当年1959年我们家我父亲因为赞成彭德怀的观点，他在反革命运动中被打成阶级异己知识份子，我父亲曾经几次被逼得无路可走。他们给你冠上一些罪名，如果你承认的话，等于宣布你政治生命的完结，可是如果你不接受他们给你强加的罪名的话，你永远也过不了关。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我父亲在我们大了以后，在文革的时候，他事后跟我们说他每天晚上做一种梦，什么梦？钻无缝钢管的梦，漆黑一团永远钻不到头，这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没有出路，晚上做梦梦到钻钢管就钻不到头。
当时在整我父亲的时候，他两次想要自杀，我父亲是部队的干部，他的手里头有手枪。当时他两次想要自杀，到孩子们的床前去看了一眼，最后就动摇了。我父亲就是在1959年的时候，我已经5、6岁，包括我的哥哥弟弟他们都是这种情况。到了文革时我们也都十几岁了，大了以后我父亲跟我们讲，第一次坐在床边看，孩子一个比一个小，他想我不能这样自己去解脱，这样孩子以后就冻死了，没人管了。所以你刚刚讲的非常对，就是一种集权制度的恐怖和谎言这两种压力，我觉得人都是脆弱的。人像根芦苇一样，一折就断了，人是万物之灵，但同样也是世界上最脆弱的。
安娜：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人真的想明白了，像您已经是两代都经历了这样一种苦难，用您刚刚的话说，有这种勇气我就拒绝这种谎言，我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可能你子女这一代，甚至是你孙子这一代就没有这样的苦难了。
高文谦：对。我是从这样的苦难中经验走出来的，我在文革中也成为反革命嫌疑的子女，政治上没有出路，我是深知共产党。换句话说，我是曾经被老虎吞食过一回的人，我知道共产党的政治黑暗和残暴。所以我现在写《百年周恩来》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实际行动，要跟共产党决裂，不能再认同这样一种政治。还是回到刚才那样一个话题，这刀没有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你认识到了，那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呢？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要怎样活下去，这是很普遍性的一种心态。
安娜：您认为中国人要如何才能走出这种恐惧？走出这种谎言？
高文谦：我觉得就是一代一代的抗争。随着共产党本质一次一次的暴露，整了很多的人。包括共产党从建国以后，开始整的就是知识份子、党内的老干部，整人的范围越来越大，包括后来的六、四，杀的就是普通的市民，街道老大妈的孩子，街道老大妈在那里乘凉，砰一个枪子就这么不明白的死了。还有后来的“法轮功”，共产党所针对的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就是一代一代人的抗争，总而言之，觉醒的人是越来越多。
包括在六、四时，我们机关在整我的时候，整个经济压力和我父亲当年挨整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人家真的不认为你是一个怎样有问题的人，走过场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但是已经没有我父亲当年的那种压力。我父亲出事以后，我们都是5、6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玩别的孩子都不跟你玩，就变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共产党的这种恐怖是无处不在的，而且说实在的，那时候什么也不用，就是不给你粮票，你就没有活路了。中国现在已经逐渐的市场化，多元化，社会的空间已经是比当年大的多了。我不一定非要在你这颗树上吊死了，公职你给我开了之后，国内有很多朋友也都是一条路，敢直言，砸了铁饭碗，那好，我下海去照样可以找饭吃，我继续坚持我的信念，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把粮票给你一掐，你就得老老实实的，没路可走了。就是你跳不出共产党的手心，用学术上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权能的集权主义社会，现在的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死了之后，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在向后集权社会转化，在维权社会中还维持那样一个架子，但是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但是这次对赵紫阳逝世这件事控制的也是相当强，采取了最先进的警力，最现代的科学技术来控制整个社会。但是最终这样的做法，不如说是反人道、不如说不符合现在文明的准则相冲突。共产党本身就是反对现代生产力，现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它现在怎么做呢？派了四十万的网警到网上设防火墙。但是以马克斯学说来讲，你与先进生产力来敌的话，这迟早是站不住的。
安娜：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说法，比如说你刚刚您提到的网警，我想网警是可以看得到的，当他看到了真象之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而不去执行网警的任务。还有军人，共产党自己讲：枪杆里出政权，都是用军队来控制国家的安定。当军人看到中共的政权是多么的残暴可怕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向老百姓开枪的时候，当大家都不这样做的时候，中共还有前途吗？
高文谦：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包括在六、四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在军队中看到的，军队的党团干部所看到的，这是一种耻辱。实际上在六、四的时候很多的士兵，包括那些连排长都看的很清楚。但是军人是一个特殊的集团，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他们在某种选择上，像前苏联、罗马尼亚这些国家最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原因就是军队不执行命令，一调改枪口，全部的局面都变了。谈到齐奥塞斯库在垮台前一个多月刚刚开了罗共中央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共这边派的是乔石做为代表团团长去祝贺，当然这是89年六、四之后，当时开了一个党代会，乔石还在现场讲演，总共鼓掌站起来几十次，说一次话就鼓掌站起来，不厌其烦。乔石回来还做了一个报告，当时我也听了，看那时的势头，乔石可以说是权势如日中天。但是在一个多月之后的一场群众大会的演讲中，下面有群众在起哄，他就下令镇压，但是警察拒绝镇压，他一下子就垮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中国官方自己是非常清楚。他们的命根子在于军队。
所以我看到前不久的网上说，中共全面的给军队加薪，翻一翻，排级干部可以挣到月薪两、(三))千元。一个士兵有几百元。这对于别人来说是加倍的，以文革的时候来说，一个大头兵的津贴是6元，现在是几百元，当然现在物价水准也高，但是跟那时候比是高的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中共他们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这是他们最后的防线。
安娜：您认为中共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高文谦：中共的位来就是这样，它们就是在世界的大潮下面，我是这样看，国、内外的压力，国外的压力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海的华人、一个是各国政府对它的这种压力。在压力面前，国、内外的压力没达到一定相当程度的时候，他们是拒绝放弃权力。但是一旦压力达到相当大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内部再出现一个突发事件之后，可能中共内部就会起分化，那时中国就有可能走上一条健康民主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