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何清漣的故事 – 逃出中國

【新唐人2004年8月22日訊】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 謝宗延報道) 在上兩次《透視中國》的《奇書共賞》欄目中, 我們爲您介紹了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主要內容, 以及它的修訂本《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的最新內容。

【林丹】每一本書的背後都有它作者的故事, 每一位學者學術價值觀的形成, 又都與他(她)的人生經歷分不開。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節目中,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何清漣女士的故事。

【何清漣】 我覺得我個人的故事,其實不完全是我個人的故事。確實這本書是改變了我的命運。其實我本來也只是想根據自己的學術良知和興趣做一點研究。 由於我的這個研究領域,在中國是一個太敏感的領域,所以這本書出來以後,很多事情就由不得我個人把握了。

就是為了其中對腐敗的批判,中宣部禁止我在國內任何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也禁止任何出版社出版我的書,國安部對我採取了日夜監控的方式。在此之前已經有人通過各種方式,警告過我, 要我不要再寫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從西安回深圳的時,在飛機上碰到一個人,她說, 你這本書在香港發行的時候,我接到了國安部七局給我的一個密令, 說香港出了一本內容極為反動的書,叫作《中國的陷阱》, 要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本。 她說, 當時你住在深圳的什麼地方, 在什麼單位工作, 你的兒子多大,你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作訪問, 住在亞黎賓館的幾號房間我們都掌握了。 我一聽就說, 那你們為什麼沒有採取行動 ? 她說, 中央政治局的意見也不統一。一種是認為這本書的內容極其反動,要把作者立刻抓起來。 還有一種認為無所謂,她講的也是事實,她沒捏造什麼啊。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這本書極其深刻地揭示了改革以來中國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精神,應該讓全黨幹部都學習這本書。她說, 因為是三種意見,所以後來就不了了之了。後來很快要開十五大,以後就沒時間討論了。 等到了九八年一月時候,這本《現代化陷阱》出來了,舖天蓋地,這時候再討論這個問題已經沒有意義了。從她這裡我才知道我的處境還曾經非常危險過。

【林丹】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他們監控的呢?

【何清漣】 從兩千年三月,我發表了那篇《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以後,我就遭受到撤職的待遇。他們要我單位找我的什麼經濟犯罪問題,逼迫他們找個藉口開除我 。他們講的理由就是說,中國的記者都收紅包,我既然在報社幹過那麼長時間,又做過幾個部門的主任,想必也有這樣的事情,找到一個就抓住這個藉口開除我。 結果我們單位實在是找不到這樣的事情,因為我從來沒有收過什麼紅包。後來他們要我們單位逼迫我辭職,然後就在我家的隔壁派了十二個人,每天分幾班守著,我走到哪裡都有人跟梢。 然後還不讓我出去演講、開會等。反正那一番經歷,我都不願意多回憶,因為那是一種很沒有尊嚴,而且讓人生活在恐懼中的生活。所以後來我就想選擇到美國做一段訪問學者,等到形勢緩和以後再回去(中國)。但是就在我辦理簽證的過程中,我家裡被他們秘密搜了三次,拿走一些東西。 我記得最後那一次是六月十三號,我回到家的時候,發現我家的玻璃窗被打破,衛生間的天花板被拉下來。我就感覺到了,他可能不會讓我出去。 在那個情況下,我面臨被逮捕的危險, 我可不想去坐牢。 我覺得我對中國盡一個知識份子良心,我可以不要任何好處, 不要加入到他那個集團中去。我可以批評,批評付出這些代價我都願意,但是要我坐牢我實在不願意,因為共產黨的牢房我知道是很可怕的。所以我當時就決定逃,能逃出來算是我的萬幸。至於在中國講這些真話是要冒一定風險的, 我也知道,不過當時確實沒想到政府會這麼卑鄙。

在九八年以前,政府主要還是通過宣傳部給你處分,不讓你發表文章,不讓你出書,還有就是在單位裡得不到晉升;但是九八年以後國安局的特務越來越多的介入這種社會公共生活,所以確實使知識分子的處境變的很危險。而且江澤民在上海曾經說過: 要將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就是說你明明是因為言論,但是他們不找你文章的岔子,而是給你栽別的贓。比如男的他就給你栽嫖娼的贓,還有就是說你有貪汙腐敗問題,這樣的例子已經有好多起了。所以我記得在國內時我們一些朋友私下也交談過,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所以到後期我出去的時候,常常把我的小兒子帶在身邊。一到了晚上我的賓館是不接待人的,就是怕發生這種栽贓等亂七八糟的事情。我覺得一個國家到了這個樣子就……,說實在是太卑鄙了。 所以在中國講真話不容易,這也就是講真話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在中國特別稀缺,特別可貴的原因。

【林丹】 在您的成長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事情,對您的一生產生了一些影響呢?

【何清漣】 其實我覺得,對我影響最大的應該說是一九六八年文革的時候,我們湖南省的大屠殺。現在網上流傳的道宣大屠殺是我親眼所見的。邵陽在支江河的下游,邵陽縣在我們的上游,那個時候有那麼十幾天,每天從河上面要漂下來幾百具屍體。他們殺了這些屬於“地、富、反、壞、右的二十一種人”以後,有的就地掩埋,有的丟到山裡,有的丟到河裡面,漂下來的只是其中一少部分屍體。我們當時就去看,看了後非常非常痛心。當時我就在思考,為什麼我們這個政權天天說自己是一個人民政權,說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人道、偉大”,好像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政權,為什麼做的這些事這麼邪惡?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對共產黨的宣傳發生了深刻的懷疑。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思考。我記的那個時候我就是十二歲。

【林丹】 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生長環境?

【何清漣】 我們家是一個祖傳三代的老中醫,我父親是當地一個很有名的人,但是到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我們家處境確實是非常慘。我父親被下放到農村,後來他去世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個半癱瘓,半瘋癲的人。他是被文革磨成這個樣子的。我們家的兄弟姊妹是大一個就被迫下農村,我記得我是去修鐵路。 我當時帶了幾本書:《唐詩三百首》、《唐宋名家詞選》,另外還有幾本小說。我被我們同房間的一個女孩偷去檢舉,我們那裡批判我,而且大字報都貼到我的門口來了,壓力是非常大的。這些我後來都寫在一篇《心靈深處的墳墓》里了。我個人不喜歡去回憶這些讓我特別不愉快的事情。我有一個特點,就是白天我是可以不回去,但是晚上作夢我常常要回到過去。開始我跟你講,九八年寫了這本書以後的經歷,我真的是很不願意跟人家談,但是夢裡面確實常常回去,回去後就是受驚嚇。因為在國內的時候,因為種種原因你也不能跟人談這些,現在也還是不方便跟人家談,所以我覺得就讓這些東西腐爛在心裡。但是我個人確實覺得,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只要他不是一個心智不健全的人,就會對我們中國這個政治體制有深刻的反思,只不過每個人的反思程度,根據自己的知識、教養,還有看問題的深刻度而有所不同。但是我想只要是一個心智健全的人,就不會認為這個政治體制是合乎人性的, 是合理的, 是應該存在的。

【林丹】最開始您在大學裡學的是歷史,在研究院的時候您又讀了經濟。您為什麼一開始選擇歷史,後來又選擇經濟呢?

【何清漣】我倒是覺得歷史應該作為每一個大學開設的一門基本課程,每一個大學生都應該系統地瞭解一下自己國家的歷史和世界歷史。但是中國這方面的教育是很欠缺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經過閹割和竄改的歷史,並不真實。而且它用黨史教育取代了歷史教育。對我來說,我認為大學四年的歷史教育,使我具有了別的經濟學者沒有的一種歷史的眼光,我考慮問題就喜歡把它放到一個大歷史背景下去考慮。那麼為什麼我要改學經濟學呢? 我記得八三年我畢業的時候,正好是社會上在討論農民離土不離鄉,就是農村改革怎麼樣轉移農村城市人口。我那時候是在湖南財經學院任教,當時我們一些青年教師,愛聚在一起說說問題,後來我就發現很多問題用歷史解釋不了,所以我就決定去讀經濟學。我覺得有這兩門學科的涵養,對我作學術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林丹】 您在中國應該說是有非常好的職業,同時又有很好的生活,那為什麼您選擇了風險非常大的這麼一個研究課題來做研究呢?

【何清漣】 我們中國不是有句老話嗎?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士大夫傳統中,確實也有為了國家不計較個人利益的這種傳統,林則徐的兩句詩就很有代表性。我記得林則徐寫過這麼兩句詩:“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它的意思就是說:只要有利於國家,那麼我個人的生死,我就不在乎,可以不計較。那麼,我也不會因為個人的得失,而去考慮講什麼,不講什麼。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學者來說,學術良知是他的一種內心的需要,所以我特別不贊同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說:經濟學道德中立,經濟學家不講良心。我認為作為一個學者,尤其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他至少要知道幾條:一個是這個政策執行以後是對哪個階層有利? 哪個階層沒有利益? 第二個就是那些人獲利又是通過什麼手段獲利的? 這些東西都要經過一種道德考量。作為中國人來說,知識精英畢竟還是少數人,我覺得總需要有人來承擔這個責任,所以我就做了一個知識份子應該做的事情。

【林丹】何清漣女士目前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 繼續從事著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 她在《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的《前言》中寫到:“我希望有一天, 我以及與我命運類似的其他流亡者, 都能夠在免除恐懼的狀態下, 有人格尊嚴的回到中國,因爲那樣一個中國正是一個半世紀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爲之奮鬥的目標”。 我們祝願何清漣女士的這個願望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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