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轰动一时的两个“大胆和坦率”的女人

【新唐人2016年05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李慧心报导)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因此跃升为红卫兵领袖。一年后聂元梓就被判刑17年。而另一位女人王容芬,20岁那年因为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疯狂崇拜后,写了一封署名信给毛,导致了被判无期徒刑的无妄之灾。这两个“大胆和坦率”的女人,在文革中都曾轰动一时。50年后,又是怎样的感受和心情?

提起聂元梓,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无一例外的都记得她干的一件事。她在发表了一篇批评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的文章后,在北大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当时处于资产阶级控制之下。毛泽东则命令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对她攻击权威人物表明赞赏的态度。由此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王容芬,年仅20岁。因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群众集会,目睹了人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疯狂,在经历了教师自杀,学生互相举报,母亲被劳教后,她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胆地提出了她的批评:“您在干什么?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甚至她还点出了文革的实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当然,王容芬向毛泽东说了这番话,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她被判无期徒刑,蹲了12年半监狱后才获得自由。改变她命运的毛泽东在她被放出来之前死亡了,文革也随之结束了。

这两位“大胆和坦率”的女人在《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署名傅好文的文章中,追溯了文革的经历,以及对这场浩劫的思考。

聂元梓认为要从文革中吸取的是“教训”。她提出,应该要促进民主,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对国事和他人工作的观点。包括不对的观点。

聂坦然承认,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难,比如北京大学的一些官员,也就是她的大字报攻击的对象。这些人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在校园里游行示众。还有些人被定为反动派,遭到红卫兵殴打或折磨。

她表明,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国家体制是罪魁祸首。她说,“当时我们认为,党是伟大、高贵、正确的,你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指哪儿打哪儿。”在她为自己贴的大字报所引发的恶果而后悔时,当她提出不再做红卫兵领袖时,江青坚决不同意。聂元梓随即在几个月后被捕。

现在,聂元梓的书和文章都不能在大陆出版和发表。中共对文革的沉默,让她不满,因为“它担心失去政权”,所以中共更希望人们遗忘文革。

王容芬评价聂元梓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悲剧人物,“红火过一两年,但在之后的十年里处境悲惨。我很高兴她能活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王容芬在文革中差点失去生命。1966年,她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门阶上喝了四瓶农药自杀。被捕时,她携带在身上的一张纸片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可怜的祖国,你变成了什么?”

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屠杀后,王容芬离开中国,定居德国。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泽东。“政治清洗把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无数人因此死去——这些是不可原谅的。这些不是错误,是罪行。”这是她对毛泽东的评价。

责任编辑: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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