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31日讯】【导读】 中共曾经瓦解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策反了众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最终这些“投诚”中共的国军将领们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和平将军”抑郁而终
张治中是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私交甚笃。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唯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军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
1949年，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飞机到北平和谈。谈判破裂后，他在周恩来的盛情挽留之下留在了北平，并于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共篡权后，张治中发挥余热，先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身在广州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为彭德怀喊冤，幸而这封“万言书”未到毛的手里。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张治中却没有这么幸运，未能躲过冲击。
“文革”发动之时，张治中在北戴河疗养。狂热的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到处打、砸、抢，全国乱翻天。在北戴河的张治中耳闻如此乱象，感到万分惊讶。而此时，他家已经被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清洗”两次了。 8月28日，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又有一批红卫兵前来扫荡，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剑，扬长而去。临走前，红卫兵还责问：“你们这里没有领袖像，没有毛主席语录，没有一点革命气氛，要马上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换上相片和语录。”他们走后不久，秘书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挂上。亲眼目睹这一幕，张治中感慨地对秘书和家属说：“今后若干年，这必将是一个大笑话！”
8月30日，周恩来仓促间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张治中是12位被点名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之后，周恩来派人将张治中送到解放军总医院保护起来，改名叫林友文，不准亲属探视，也不能通电话。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在临终前同家人团聚。张治中虽未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始终遭受着折磨。 1969年4月3日，张治中抑郁而终。其子张一纯说：“其实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佛教将军”含冤而逝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而身处湖南的唐生智则因共产党内的冤案牵连无如此福分。
唐生智是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因身为军人又信奉佛教而被称为“佛教将军”。北伐时期，彭德怀、贺龙、陈赓都曾是其麾下将领。解放战争末期，唐生智参与湖南和平起义。中共篡权后，曾任湖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后，唐生智家屡屡遭到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洗劫，大量字画及文物被抄没，最终不知所终。 1968年，劫难才真正开始。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刘少奇、程潜、唐生智这“三条黑线”，其中程和唐是国民党的“残党余孽”。
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南下长沙，要求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的事情。唐生智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代，夜里反省，有家不得归。
此后，专案组又要唐生智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他们认定“贺龙是唐生智派到红军里的国民党奸细”。唐生智对此坚决否认，说：“这纯属无中生有。贺龙走上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进入低潮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他自己的觉悟。”专案组起初尚属客气，只是天天谈话，让唐生智写“黑材料”。两个月的审查，没有捞到半点油水，只好悻悻离开。不久，回京得到“密令”的专案组卷土重来，态度更加恶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唐生智一直不肯就范。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来威胁：“你讲不讲，不讲，我毙了你！”唐一听“毙了你”三字，顿时火冒三丈，撩开衣服，拍着胸膛，走到那人面前说：“小子！你冲着这里来吧！老子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几时怕过死！”无计可施的专案组，命令当地造反派把唐生智关押到省政协“上学习班”，继续逼问，一关就是十个月。
1970年过年后，唐生智肠癌复发入院，但就连在病房里都有人监视。其子唐仁里回忆：“我父亲住院时候，连吊针都没得打，只给个藿香正气水让父亲吃。”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含冤而逝。
桂系巨头刎颈而亡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文武双全，谋略过人，为一时俊杰。 1949年8月31日，黄绍竑联合其他43位国民党将领和官员在香港通电起义，归附中共。中共篡权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黄绍竑积极参政议政，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军人的率性屡屡仗义执言。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黄绍竑很早就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风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祸从口出。 1957年，黄绍竑被打为“右派头子”。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黄绍竑同章乃器、章伯钧、黄琪翔、陈铭枢等人一同被罢免公职。面对急风骤雨的批判，黄绍竑两次服用安眠药自杀，都被幸运地抢救了过来。但是，他没能挺过“文革”劫难。 “文革”开始后，黄绍竑在小雅宝胡同的住宅很快被抄，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1966年8月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老友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 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回家之后，即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据传，黄绍竑留有遗书：“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
原题目：“国军叛将”的“文革”劫难 有删节
文章来源：《财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