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人物】傅斯年-從北大校長到台大校長

【新唐人2013年1月13日訊】在近代學術史上,傅斯年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他不僅是歷史學家、教育家、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一生還富有傳奇色彩。

出任北大代理校長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大、南開等校紛紛復校,必須再次大規模遷徙;此時兼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因公滯美未歸,面臨大學複員回北京的難題,然而抗戰期間,由日本傀儡政權扶植的偽北大,也有教職員安置問題,釀成偽北大教職員街頭抗議事件。胡適與蔣介石屬意改由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長,挑起複員遷校回北京與接收重任。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后多次聲明,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指大學須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後代青年們看看,讓青年正是非、辨忠奸,否則「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負教育責任的人將成國家的罪人」。甚至痛斥為接收日據時期偽校產與偽北大教授打過招呼的陳雪屏,「漢賊不兩立,連握手也不應該」。

燕京大學對參加偽北大的教授一律解聘,傅斯年說,如果北大做不到,「真沒臉見燕京的朋友了」。他又直指捨不得離開的人如果不受譴責,對不起那些長途跋涉到大後方,拋家別子,堅持國家民族大義的教授與學生。強硬手腕終於敲定北大複員難題。在開除依附日軍的偽北大教職員,並上書指責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未能嚴審、嚴懲漢奸后,傅斯年說,「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能作鄉愿」!

傅斯年雖接手北大,化解偽北大教職員難題,卻認定胡適適合當全國最高學府校長職務,始終定位自己是暫代校長。他努力不懈,為北大爭取到新校地、校產,目的是為「斷然不願與別人搶東西」的胡適當開路先鋒;當胡適自美返國后,他立刻辭職讓胡適重返北大,毫不留戀,也不接受蔣介石慰留,依舊回歷史語言研究所。

赴台接任台大校長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情勢更加緊張,國民政府即將全面遷台,蔣介石決定由具學界碩儒身分的傅斯年出掌台大。拗不過蔣介石與教育部長、老長官朱家驊連番遊說,傅斯年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赴台接任台大校長,行前傅斯年卻對朱家驊說,「你把我害了,恐我的命要斷送在台大了」 。

傅斯年之所以受老蔣器重,一方面因其學術地位,也因為行政幹才與魄力非比尋常,為大學校務,他可以放下身段到處奔走,上窮碧落下黃泉地要錢,除陳誠、吳國禎兩任台灣省主席外,甚至直接找老蔣,絕不空手而回。傅斯年曾自負地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

出掌台大,傅斯年絕非想和稀泥、作爛好人,而是捐棄民初以來建「大學堂」的觀念,樹立一所現代化的大學,成為學術重鎮。

在傅斯年推動下,台灣大學成為以自由學術精神為基本原則的一所大學。上承胡適等人在五四運動提倡的啟蒙觀念,尊重個人、注重人性、提倡正義,並將追求真理當作大學存在目的與指針,力求以具體行動矯正當時教育制度流弊。

傅斯年在台大被後人津津樂道的治校經驗,便是他用極短的時間,為這所學校建立起長遠的制度以及校風,形成學術獨立精神與傳統。大學自由學風能在國民黨戒嚴時期堅持下去,實不容易。

傅斯年對獨立人格的重視,藉北大台大教育精神形成傳統,傅斯年個人也因為對權貴不買帳的作風而聞名。一九四九年,美國將領、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訪問台灣,當然受到國民黨政府盛大歡迎,所有政要在旁恭迎,唯獨受蔣介石之託而來接機、素稱自己「坐無坐相、立無立相」的傅斯年,硬是翹著二郎腿、抽著煙斗,坐在蔣介石與麥克阿瑟旁邊的沙發上,以大學校長身份與兩人平起平坐。

傅斯年本人卻是個人情味很濃的自由派學者,台大多名教授回憶,度量大、肯認錯、不記仇是傅斯年的特質。他樂於接近學生、關心學生,以平等觀念對待師生,在嚴師如嚴父的年代,甚至以被學生敲竹杠而請客為榮,對學生的請見與回信,絕不假手他人 。據聞他有次踱過台大生物實驗室,看到學生正在觀察草履蟲,便說他在倫敦時也看過,有位學生開玩笑地說「吹牛」,傅斯年則大笑而去。他也爭取讓全體台大學生進行X光檢查 ,避免感染肺結核,檢查后輕微患者由台大撥給宿舍暫住,且有工友照顧;重病者准許休學,公費照發,並加髮菜金三十元;在資源困難時代,他也要求台大農場硬擠出雞蛋、魚肝油、奶粉等補給品定期供患病學生療養。

傅斯年早年喪父,全賴父親門人提攜照料,因此他畢生樂於幫助故人子弟。胡適夫人與錢思亮一家來台後,沒有地方居住,都是由傅斯年先提供自己位於福州街二十號的台大校長宿舍暫住,再想辦法幫朋友找棲身之所。為幫助窮學生,傅斯年積極設立多項獎學金,鼓勵清寒學生繼續奮鬥,以求人人機會均等,避免大學教育成為階級、有錢人的專利。台灣中研院院士李亦園回憶,他於一九四八年來台後考進台大歷史系,兩年後想降級轉讀新成立的文化人類系,因此找傅斯年商量,爭取打破規定讓他保留獎學金作為生活保障;傅斯年僅訓示他研究考古、人類學、從事田野調查都是苦事,需耐得住寂寞與辛苦,也立即同意他的請求。

傅斯年雖是台大校長,但兩袖清風,同在台大外文系教書的妻子俞大彩有回還不得已借錢買米。但他曾為了董作賓等幾位更窮的朋友,把自己藏書賣了換錢救急。

隨手一個煙斗、一頂呢氈帽、一襲長袍是傅斯年標準造型。但因家貧買不起好煙絲,傅斯年在台灣都是把劣質煙拆開,把煙絲放到煙斗里抽,好過過癮。傅斯年身前最後一篇文章稿費,原想拿來作條棉褲,最後他還是指示台大,查查看哪個學生最窮,就把錢送給他。最後只拜託留下二十塊,打算請學生吃頓鍋貼。

傅斯年一生雖然清貧,卻從不為兼職領雙薪,利與官場之名之於他十分淡薄。甚至蔣介石贈他「總統府資政」頭銜與名位,連他的秘書都不曾聽他提起。傅斯年在海外沒拿到博士學位,有記者尊稱他「傅校長博士先生」,傅斯年就說,他的博士頭銜不過是海外頒發哲學榮譽博士,還是以「先生」稱謂為宜,博士頭銜「不值一道」 。

當時發生一起轟動台灣社會的年輕男女殉情事件,男子獲救,女孩陳素卿香消玉殞。陳女絕筆書經報刊披露,優美文采讓人一掬同情之淚。傅斯年因此與數名台大教授提議將這名女孩葬在台大校園立碑紀念,后雖因殉情案另有內情打消念頭,由此卻可看出他感性的一面。

他以校長之尊,仍經常自顧自地在其它教授前戲謔吵鬧、做鬼臉;他的生活態度隨便、儉樸,不愛狗,只愛看書,靠薪水過活。據他的夫人回憶,傅斯年腦子裡全是「書本、書本、工作、工作」,不喜歡家人辦生日,更不記得自己生日,但母親生日時,傅斯年卻總是身穿長袍下跪磕頭,展現孝道。

傅斯年晚年糖尿病與高血壓嚴重,夫人早就下了禁口令,每天只能吃半碗白飯、青菜與半個木瓜,也不給零用錢,避免到處亂吃,壞了身體;但傅斯年嘴饞遠近馳名,尤其愛吃魚翅,只要有人以魚翅請客,傅斯年不問是誰,絕不缺席。錢思亮的兒子,日後當上台灣國大議長的錢復,小時后寄住在傅斯年宿舍中,他回憶,每次傅斯年領到稿費,都會偷偷找他去打牙祭,最喜歡吃鹵豬腳沾上許多醬油。傅斯年不擺架子,愛下棋的他,他的司機楊國成就是棋友,也就是這位棋友,常偷偷帶他到南昌街等地吃些小吃解饞,全是楊國成付帳 。

傅斯年的身體狀況長期不佳,加上宵旰從公,每天在台大工作十多個小時以上,欠缺休息,在外邀約演說不斷,讓他高血壓與糖尿病病情持續惡化,並患有膽結石毛病。他的司機說,傅斯年不是不知道身體不好,需要檢查;但就是怕檢查后需要休息,而傅斯年就是不肯休息。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上午先參加蔣夢麟主持的農委會會議,爭取保送大量的台大學生出國深造,下午出席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台灣省議會第五次會議。一向問政激切的台灣省議員郭國基提出一連串質詢,包括教育部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遭竊問題,質疑台大想搞「秀才教育」?不打算普及於一般民眾?傅斯年疾呼:「獎學金制度不應廢止,對資質好、有才能、有智力而肯用功的,僅為了錢不能升學的青年,我是萬分同情的,絕對要扶植他們,不能讓他們被摒棄在校門之外」,「辦學應先替學生解決困難,讓他們有安心求學的環境,才能要求他們勤心用功,不替他們解決困難,要他們盡心用功,是不近人情的」。

未料他深惡痛絕的盜竊教材器具案,讓傅斯年情緒激動、無法平復,步下講台枯坐到散會時,僅說了句「不好,我不行了」,隨即跌倒昏迷,搶救至深夜十一時無效瘁逝,享年五十五歲。

埋骨台灣

傅斯年深受學生愛戴,「傅斯年被郭國基氣死」的流言四散,台大學生情緒激動,差點串聯包圍省議會找郭國基算帳。也由於傅斯年已成為台大精神象徵,身後安葬就在台大校門旁空地,這座小型墓園被稱為「傅園」。

當年「傅園」地處僻靜,緊鄰著佔用校地的一排違章木造屋。傅斯年生前認為違章建築的主人都是做小生意過活,沒必要為難人家,也就默許書店、豆漿店、鐘錶店在校門旁營業,傅斯年過世后,台大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將違章木造屋拆除。

傅園是由台大邀知名建築師吳炎設計,有十六根圓柱的希臘式紀念亭,大理石制墓墎放置其中,一旁幾何形水池、埃及方尖碑,呈現濃厚西洋古典建築風格,展現當時學術界對西方大學的仰慕。如今的「傅園」和台大校園融為一體,提醒上下課的鐘聲就是由傅園內的「傅鍾」傳來,數十年來不停歇。最特別的是,每節上下課,「傅鍾」都是敲21響,這是源自傅斯年的一席話,「一個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要留下三小時作為沉思」。

社會活動

創辦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與語言歷史研究所;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北大複員;開台大之先河,治學與辦事能力兼具,是胡適認為傅斯年畢生的四大成就。

一九四三年,英國知名歷史學者李約瑟到中國訪問,由傅斯年接待,這位日後以《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聞名的學者,回憶傅斯年是個外型相當胖、頭型奇特,而又健談、西化、有趣的人。李約瑟回國前,傅斯年在一把摺扇上寫了《道德經》相贈,李約瑟日後則以《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五卷第七分冊獻給傅斯年與俞大維,見證這段奇異的東西方歷史學者的相遇。這是傅斯年的溫文儒雅。

因為的真,讓他敢於包容朋友,給予溫情與照料,讓他敢於說出真話,為被捕的陳獨秀辯駁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慧星」;直言批評從容就義的李大釗不是「就刑」而是「被害」;直斥批評胡適者,「你們不配罵胡適之」。因他的直,他敢批判孔宋家族;敢怒批蔣介石,讓目不識丁的軍閥老粗張宗昌掌理孔孟故鄉山東政務,「以為山東無人了嗎」?

綜觀傅斯年一生起起伏伏,雖波瀾壯闊,卻也充滿矛盾。他早年力主全盤西化,反對舊傳統、舊學問,批判封建道德,鼓吹個人自由,甚至說保存國粹相當可笑,需全面廢除文言文;他期待藉文學革命達到思想革命目的,建立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信仰,尋找讓中國啟蒙契機。

但傅斯年側重文學革命層次的議論,僅停留在書生論政與學術圈生活,無論政治與社會改革等議題上均缺乏有力行動。到了中、晚年,國家遭遇變動之際,他堅持國家氣運是匹夫無可逃避的責任,展現的卻是傳統知識分子格局。而且傅斯年雖未任官,卻與蔣介石、國民黨關係深厚,介入政務過深,都讓他對外難以辨明。

傅斯年的局限,正凸顯五四以降,知識分子的不安與矛盾,以及中國面對現代化過程中的混亂。傅斯年的分量與影響力,又因為他的政治立場明顯遭低估。這位五四健將、中國現代史學的先驅,最後被局限在孤島一隅的國民黨做小了,更是大時代悲劇的剪影。

無論如何,傅斯年一生在民族原則與精神上的堅持無庸置疑的。他堅持抵禦日本侵華,注重培養學生民族氣節,面對日本入侵華北,施以恐怖與威嚇統治,傅斯年在北京仍毫不畏懼,鼓吹抗日,以「不屈服」的立場對抗軍事強權;九一八事變后,傅斯年以北大歷史系主任的身分,提出「書生如何報國」的質疑 ;為彰顯民族氣節,以保國家氣運,以及國家必需有史鑒提振民族精神的主張,促成北大教授編纂屬於中國人的通史,也就是錢穆的巨著《國史大綱》。

毛子水譽他有「浩然之氣」,傅斯年有話直說、不懼權貴,即使面對亦師亦友的胡適也一樣。日軍入侵華北、熱河之際,胡適反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論調,主張積極對日交涉,保存實力,遭傅斯年激烈反對,揚言退出獨立評論,貫徹「老百姓第一願望是讓國家統一」主張 。他期勉兒子,做人之道必發端于正氣,「若不能看破生死,必為生死所困」 。

尤其是雖僅治校年余,奠定學術自由風氣讓傅斯年受台灣大學後人景仰,一如自由主義將大學視為公共領域中的批判性言論的知識來源,傅斯年的個人風格形成對大學的想象,在威權統治時期,他化身學術獨立的神聖性,成為台灣抵抗政治高壓的共同榮耀。其後五十年,台大數次校園抗爭事件,都在傅園內的傅鍾前、杜鵑花旁慷慨上演,紀念傅斯年的「傅鍾」成了台大自由校風的重要象徵。

文章來源:《移居台灣的九大師》,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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