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3年8月15日訊】(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報道） 在上兩次《透視中國》的《奇書共賞》欄目中我們爲您介紹了辛灝年先生和他的著作《誰是新中國》。《誰是新中國》這部書中的許多觀點以及引用的史料與我們從中國教科書中所瞭解到的史實有很大不同。 那麽，面對各家之言，作爲一名讀者或觀衆，我們又如何分辨什麽是真實的歷史呢? 好，觀衆朋友們讓我們一起來聽聽辛灝年先生的是怎麽說的。
辛灝年：這個問題是兩方面。一個方面呢，你必定要對歷史上的一些大的基本事實有所瞭解，如果你對基本的大的歷史事實一點都不知道，那別人和你談起問題來就很困難。所以我是希望今天我們祖國的許許多多的讀者包括海外華僑都能夠多少學一點歷史，大致看一點這方面的東西，這樣的話呢，你就有了思考的餘地，也有了鑒別的能力，這是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我以爲世上的事情，沒那麽複雜，其實就是一個常情常理而已。我考慮共產黨的時候，我就是這樣考慮過的。爲什麽一個政黨，一個革命的政黨，一個號稱著實現共産主義爲全體人民謀幸福的政黨，在他一旦拿到政權以後，就殺字當頭。起碼在中國歷朝歷代的變革當中，任何一個開國的皇帝在上臺以後，都是大赦天下，絕不是大殺天下。可是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後，鎮壓反革命，肅匪反霸，土地改革殺地主，就這三筆帳就是一千萬人頭。爲什麽? 這不是一個在四九年前，從來沒有做過壞事的人所能夠做的出來的，這不是一個在革命的時候有著純潔的理念和做法，革命成功以後馬上就變的不純潔，甚至於殘酷，這不可能。那我就懷著這樣的念頭，我來追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在我追溯的過程當中，我才發現他完全是一個在思想、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那個老沙皇俄國和新沙皇俄國一手建立、提拔、培養、命令、指揮過來的。只不過打著革命的旗號，包藏著沙皇俄國對我們中華民族的野心而已。這個問題一旦認識清楚以後，那我就覺得，中囯共產黨對於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來說，實在是有罪的。當然我這個話並不是說所有的共產黨員，舉一個例子，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許多年輕人包括讀書人投筆從戎。 他們認爲共產黨宣傳抗日的，他們都去抗日了，他們當然是要抗日的，他們是真心投共產黨去抗日的。當然只有共產黨的中央才決定了實際上不抗日的方針，他們又哪里知道呢？比如說，共產黨在教科書�面說他是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八年抗戰，抗戰是共產黨打的，國民黨只不過是把大好山河拱手相讓。可是你如果願意想一想，一九三七年國民黨有三百多萬軍隊，共產黨只有兩萬人，並且在陝北，這兩萬人能夠領導全國中國人民抗戰嗎？八.一三松滬抗戰，日本投入的兵力是五十萬，中華民國政府投入的兵力七十萬，這個常情常理告訴我們兩萬人軍隊的共產黨，在當時是沒有能力來領導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的。
記者：您對蔣介石的評價跟中共的教科書，跟我們以前學的教科書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說您稱蔣介石爲民族英雄，但是我們所瞭解的蔣介石，特別從中共教科書上瞭解的蔣介石呢，是被描述成一個民族的罪人，那您根據什麽把蔣介石評價成民族英雄？
辛灝年：根據事實，蔣介石有沒有沒抗戰？蔣介石不僅抗戰了，而且堅持領導了八年抗戰。在一九九一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傳》這本書�面，它已經在不得不承認中共某些論點是表面正確的情況下，把蔣介石怎樣領導抗日，怎樣堅持抗日，怎樣身先士卒，怎樣在幾次大戰當中，差一點被日本人打死的種種情況，描述的十分清楚，因此從事實本身來說，特別是我們中國大陸學者非常小心的所挖掘出來的歷史事實來說，他當然是抗戰的。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全面抗戰開始以後，他的廬山講話，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廬山講話，那就是以抱著寸土不失的心態，不分南北，不分老少，大家都要來爲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奮鬥到底。他的話在當時的中國所起到的影響是巨大的。
蔣介石作爲當時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這個國家，這個遭遇侵略的國家，不但沒有失敗，不但沒有在這場戰爭中被日本侵略者徹底亡國，而且打贏了這場曠古未有的持久抗戰，並且因爲這場持久抗戰對於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而使得全世界的國家，把中國認爲是反法西斯的五個軸心國之一，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領袖國之一。難道這樣的人不是民族英雄，倒是民族狗熊了嗎? 如果我們朋友都喜歡自己動腦袋思考一下，而不是像共產黨這麽多年，把我們變成了機器人，他怎麽講我們就怎麽想，我想很多問題就一點就破。
再舉個常情常理的例子，我們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在宣揚自己的英雄的時候，搞樣板的時候，是非常厲害的。那從戰爭的角度的來說，解放戰爭有董存瑞，抗美援朝的時候有黃繼光、邱少雲。你能告訴我抗日戰爭的時候，中囯共產黨的抗日的英雄是誰嗎？所以我總不能想，電影上的那個小兵張嘎才是英雄吧？那畢竟是電影上面的，還是個小兵張嘎，日本帝國主義大概不是小兵張嘎打敗的，這也是常情常理。所以我就覺得一個人如果有歷史的基本常識，如果有了常情常理的分析能力。然後就是我說的，再有兩個標準，我們就能夠把對歷史的基本問題能看清楚。
我在我的這部書的《導論》里面提出了兩個標準，這兩個標準是根據中國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提出來的。因爲一百多年來，中國有兩件大事，一件大事， 我們不斷地遭受到著外族的侵略欺淩，甚至於長時期的侵略戰爭，特別是日本和俄國。所以我認爲在這一百多年遭受欺淩侵略的過程當中，應該提出一個標準，它就是愛國的標準和賣國的標準。凡是在任何一場外族欺負侵淩的情況下，能夠挺身而出爲保衛自己的祖國,民族和人民者，都是愛國的。不願意去爲自己的人民或國家付出鮮血代價，甚至於賣國，那就是賣國者。這就是我講的愛國的標準和賣國的標準。我們拿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一百多年來的任何一支政治力量，任何一個黨派，任何一個人士，我們就能公正的說清楚，誰才是愛國的？誰是賣國的？這樣我們就完全逃脫了，站在任何一個黨派立場上，只有我是好的，你一定是壞的。這樣的東西就不科學，別人就不接受了，而我想的這個標準人們會接受的。
我講的第二的標準：那就是這辛亥以來的九十來年，應該說就是民主艱難進步的九十來年，反過來他也是許多力量企圖把這個民主進步變成歷史倒退的九十多年。所以辛亥之後中國的民主進取和專制倒退，就形成了一個新的標準，那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用我的話來講那就是辛亥之後，不論任何黨，任何政府，任何個人，任何集團，只要它把中國推向前進了一步，民主了一點，它就是進步的，它就是值得肯定的。只要它把中國向前走的歷史往後拉了，哪怕拉了一小步，那它都是倒退的。因此，這九十多年來，衡量中國究竟是怎麽一個社會狀況的一個標準，那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
我們有了愛國和賣國的標準，來衡量這一百年中華民族的命運，我們有了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標準，來衡量究竟誰才是民主力量，誰才是專制倒退的力量，我們就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和試金石，拿著這兩個標準去衡量一切黨派和個人，我們自然而然就能夠在我們既具有基本的歷史常識，又能夠以常情常理來看待歷史，同時又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爲大家所樂意接受的標準來衡量這所有的人和事實，我想瞭解這部歷史就不是很難的了，它更不是我們這些所謂專家學者知識份子所獨有的了。
記者：在採訪的過程中發現一些海外華人，他們雖然對共產黨有些意見，但他們出國以後，就特別聽不得別人對共產黨的批評。如果他們聽到了這些批評，特別是我想他們看到了您的書，他們就會覺得您不愛國，或者說您就是反共。
辛灝年：在海外這個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下面，有人認爲我們是不愛國，他們把我們對共產黨的意見、批評、批判和否定，當成了對我們自己祖國的批評、批判和否定，這個本身是很笑話的，也很不科學的。爲什麽呢？很簡單，中共就是中共，中國就是中國，這兩個是不能夠混成相等的概念的，中共是中國的一個黨，而中國是我們自己的國家，祖宗留給我們的國家，我們首先要把這兩個問題分清楚。所以我們批評共產黨，反對共產黨，並不是就能夠等於我們不要中國，反對中國，把這兩個問題混淆一起，正是共產黨自己的伎倆所在。我希望大家在這個問題上，要平心靜氣的看清楚，首先不要在自己心�混淆了它。我們海外有個特點，我們遠離了自己的祖國，常常就把這個當家人，看成是這個家，我不能說你全不對，但你起碼是在大方面是不對的。因爲這個家不是由一個黨組成的，如果是民主制度下，它該有多少個黨，這個家不是一個人組成的，它有十三億人，十三億人里面至少還有十幾億人不是這個黨的人，如果你真的愛這個國，愛這個國家的人民，你就不能以愛這個黨來取代愛這個國和人民。任何一個政治力量，任何一個社會力量，在抱著希望自己的祖國真正興旺發達，真正民主、繁榮、自由的前提下，來批評這個執政的黨的時候，何錯之有？
記者：那現在這本書，我想很多大陸的讀者，目前吧，還是看不到的，那您對這些大陸的讀者有沒有一些什麽話要對他們講呢？
辛灝年：其實我這本書，由於華僑們帶回去，留學生們帶回去，還有共產黨也買了一部分回去，所以在中國大陸不算是很陌生的。而且出版不久，我就知道了有盜版，因爲要盜版者曾經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錢，我說不要錢，你們想怎麽印怎麽印，我一分錢都不要，所以我知道這個情況。但畢竟大多數人不會看到。我的想法就是，這畢竟是一家之言，希望他們能夠從我這個抛磚引玉的書�面得到一個啓發，在我們澄清歷史的過程當中，眼睛確實要向前看，就像開車的人在向前開，可是不斷他要回頭向後看一樣。因爲赫爾琴俄國的思想家，說過一句話：向後看就是爲了向前進。有一個著名的報人寫過一句話：要想擁有正確的未來，必須先瞭解過去的歷史，因爲歷史是可以借鑒的。我想我也只有這麽一點想法，希望大家，特別是大陸的讀者能夠從中看到中國歷史的一個基本脈搏，修正我的錯誤，端正我們自己應有的航向。
觀衆朋友們， 《透視中國》節目將於近期推出《反思現代史》系列節目。 專家學者們通過對二十世紀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的辨析， 幫助您瞭解歷史， 分辨真僞， 以史爲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