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关心】当西方公司遇到中国式“反垄断”

【新唐人2014年09月23日讯】【世事关心】(305)当西方公司遇到中国式“反垄断”:国际品牌成了北京所谓反垄断运动的严打对象。

2014年,所谓“反垄断”风暴骤然席卷中国大陆,当局密集出招、招招指向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曾经是中共政府座上宾的跨国公司,成为被宰的肥羊。一方面是中招的外企对中共政府有选择的执法抱怨连连;另一方面是中国市场的巨大诱惑,以及前期投资的深度套牢,焦虑和纠结笼罩在跨国公司管理者们的心头。

萧茗:大家好,我是萧茗,这里是《世事关心》。对于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管理层来讲,2014年是相当不好过的一年,许多知名的国际品牌成了北京当局新发起的所谓“反垄断”运动的“严打”对象。从奶粉、眼镜、到汽车和高科技产业,多家外国企业收到了当局开出的巨额罚单。所谓“反垄断”主要指向这些公司在中国的高额利润。在跨国公司们的眼中,一直是淘金胜地的中国,一觉醒来突然变得陌生了。他们将如何面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呢? 在讨论任何对策之前,西方的商业界更应该搞明白的,恐怕是对方到底在想什么,想通过所谓的“反垄断”得到什么。这一集的《世事关心》就让我们来关注这些问题。

如果您在中国大城市的街头,注目一下路上的车流,您看到最多的是哪个牌子的汽车?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大众。2013年德国大众,及其在中国的合资厂家生产的汽车,占据了当年中国汽车销售17.6%的份额。这个冠军的成绩并不仅仅是个排名,而代表了压倒性的优势。因为当年大众是中国唯一一个市场占有率超过10%的汽车品牌,比市场排名的第二几乎高出了将近一倍。相对于大众汽车在全球的整体表现来讲,中国市场的繁荣可谓是一枝独秀。2014年的前4个月,大众在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市场的销售量同比下降了2.4%-10.4%,在中国的销量则大涨了28.5%,乃至还拖动大众的全球销量上涨了近7%。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市场成了大汽车管理层心中最为患得患失的,不可失去的阵地——它占据了全球销售量的差不多半壁江山。

过于依赖中国市场的另一个后果很可能是大众汽车的管理层没有料到的,它来自于中共政府。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不断传出发改委将以“反垄断”的名义整顿汽车行业的消息。今年8月,传闻变成了现实。大众汽车与中国的长春一汽合资的厂家“一汽大众”首当其冲被开刀祭旗。一汽大众迅速服软,承认旗下的奥迪品牌存在价格垄断的问题,并愿意接受处罚。这一表态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争取“坦白从宽”。

曾志凌总经理:“反垄断调查机构它手里是有自由裁量权的,这个裁量权可以裁定罚款金额,是触犯反垄断法的这些经营者的上一年度经营额的1%到10%,就是说会有10倍之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导致认错态度好的,会得到从轻处理。”

一汽大众最终领到的罚单是大约2亿4900万元人民币。9月11日,美国汽车厂商克莱斯勒在中国的销售公司也接到上海市物价局的一张3000多万元的罚单。风声鹤唳之下,捷豹、路虎、奔驰等汽车厂家纷纷用降价来应对反垄断调查,希望能躲过一劫。

汽车行业的外资企业并不是在所谓“反垄断”大棒下战战兢兢的唯一一群人,从《新华网》设立的“反垄断”专栏看,这轮“反垄断风暴”至少还波及到IT、电子、眼镜、奶粉、白酒、机电零部件等多个行业。 迄今为止最大的反垄断罚单开给了日资的机电零部件企业,三菱电机等10家公司总共被罚了12.35亿元,另外在9月18日湖南法院以“行贿”的罪名给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开出天价罚单30亿元。但是这些纪录可能都是暂时的,因为除了针对汽车行业的“反垄断”调查还在进行之外,针对微软、苹果、思科等科技巨头的调查也已经启动,这一刀一旦宰下来,相信会价格不菲。

萧茗:为什么中共当局在近期突然发起针对外资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呢? 听一下本台评论员文昭的分析。

萧茗:“ 从去年开始,尤其是今年,发改委以“反垄断”为名对许多国际品牌进行打击,它到底想得到什么呢?”

文昭:“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共政府想用这种方式为其国有企业扩展市场。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企业最缺的不是市场,而是创新能力。就算过去20年间通过与外国企业合资、用市场换技术、以及商业间谍行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们在经验和技术实力上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创新能力弱,就算把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用行政手段抢过来,一段时间以后国有企业仍然会落后,它仍然不能保持市场占有,如果这种情况下还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来阻碍竞争,就会导致市场整体的萎缩,它自己最终也会受害。所以当前的这种做法非常愚蠢,看不到对任何人有长远的好处,可以说是三输:对外资企业、对消费者以及最终对国有企业和中共政权自己。这种做法可能是当局民族主义心态的又一个表现、也许当局对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预期。还有一种可能性虽然是阴谋论,但也不能排除,就是党内的政治斗争,有人故意用这种方式给经济制造麻烦,给最高掌权者出难题。”

萧茗:“外资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当局对外国投资者的态度发生了多大的转变?”

文昭:“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行业,中共当局对外国投资者的态度都一直在发生著变化。现在的改变简单的说是当局想在高端消费品、高科技等利润较高的行业扩大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像前面所说,用政治手段强行改变了市场格局,本土企业的获利增加,并不能转化为它的创新能力。其实中国仍然是需要外资的,虽然不像二十年依赖程度那麽大,但毫无疑问仍然是需要的。当局之所以现在敢于打压外企,是基于自己的底子比较厚实了,如果外资撤离,对它的宏观经济面是有影响,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结果是逐步显现的。而对于某个企业来讲,失去中国市场会导致短期内业绩的急剧下降,从而难以承受。也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既恶心了别人、也恶心了他自己。但是别人比他更受不到这种恶心,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优势,他就敢这么干了。”

对于被宰的外资企业来讲,还有更坏的消息,就是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只要他们还依赖中国市场,就要经常承受这种敲打。“新常态”是近期中国的一个流行词汇,意思是,要把运动式的整顿经常化、固定化下来,但并不是法制化。这个词先是出现在反腐败的话题上,现在也被运用到了所谓“反垄断”领域。8月20日《新华网》转发了《北京青年报》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反垄断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声称:随着驾驭市场能力不断提高,中国必然告别“内外资差别化对待”模式,企业不分“内外”、不问出身。

然而最尖锐的问题并不是外资企业有没有特权,而是反垄断调查被许多人抱怨是针对外企的选择性执法,对此中共当局一口否认, 李克强在会见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代表时说,外企只占中国反垄断调查的10%。但是从新华网的专栏网页看,被处罚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外资企业,最大的罚单也是开给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里迄今为止最大的被罚对象是茅台和五粮液两家白酒厂家。而且石油、电力、电信等被公认的国有垄断行业,似乎在当局的字典里不算垄断,反垄断调查和他们毫不沾边。

萧茗:听一下本台资深评论员杰森博士的分析。“当局声称调查这些外资企业是因为它们的垄断造成了高价格,现在有很多外国汽车品牌用降价来回应, 问题是如果它们降价,岂不是会更有竞争力,当局想扶持的本土品牌会失去更多的市场吗?”

杰森博士:“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中共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它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系统考虑,是处于一种妒忌心,一股霸气,觉得现在它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对于中共来说它们出台的很多政策,不是出于道义,不是出于法律,往往是基于利益。这件事也是这样的,如果它真的迫使外资企业降价,对于本土企业拿到市场份额是更不利的。”

萧茗:“官方媒体声称要反垄断调查成为‘经济新常态’,你认为这对在华外资企业意味着什么?”

杰森博士:“意味着它们终于知道和中共打交道是什么结果了。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最终都是逐利的。当时以种种借口为理由想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当时需要它的资金,它的技术的,当然举双手欢迎。现在中国又有市场又有资金,技术学的差不多了,虽然还不能创新,但现有的技术较熟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是第一个变脸的。这时的外资企业已经离不开中国了,因为前期尝到了甜头,华尔街又要求只能涨不能跌,中共怎么样用鞭子抽,它都得承受。所以说只要是以谋利为目的,最终都是离不开屈从的这种下场。”

萧茗:“8月份外国投资比去年同期下降14%,如果外资持续流失,你认为当局还能把这种针对外企的反垄断变成常态吗?”

杰森博士:“中国现在不缺钱,外企以不像以前那么需要了。中国现在是出口大国,不断的产生贸易顺差,中国不缺钱,缺的是创新。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又无法让中国人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只能做的是在现有的产品上抢夺市场份额,给“央企”创造温室,而这些在特殊环境下生存的“央企”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将会一败涂地。中共总是将法律道义放在一边,用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霸气来达到目的,其结果是没有一个是茁壮的树苗。

在反垄断大棒的威吓之下,在华的跨国公司们只能做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吗,不要走开,下节回来继续探讨。

萧茗:中共政府对在华国际品牌的铁腕敲打,在西方的商业界和政界里,也引发了许多讨论。来听一下雪莉的综合介绍。

雪莉:谢谢萧茗。北京当局所谓的用反垄断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举动,被一些人戏称为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不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用专政、或革命的手段,强行对财富重新分配。只不过这回被打的对象不是土豪,而是“洋豪”;分的也不是田地,而是市场份额。9月15日《美国之音》的报导引述美国商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反垄断法执法上歧视性对待的程度,可以说违反了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的承诺。报道还引述专家的观点说,受打击的公司可以提出申诉,要求自己的国家通过外交或经济的途径解决;另外,如果报复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美国政府显然已经接到了许多投诉,也做出了反应,9月15日《华尔街日报》报导美国财政部长Jacob Lew 已经致信中共政府的副总理汪洋, Lew的信中警告,中国针对外国企业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在欧洲方面,欧盟商会也发声了。欧盟商会在8月中旬向中国的三个反垄断主管机构:商务部、发改委和工商总局发出声明,批评在所谓“反垄断调查”行动中的不透明、以及一些处理方式,比如威胁被调查企业、拒绝法律支持等。欧盟商会也向发改委提出了官方会谈的请求,但遭到拒绝。《金融时报》在8月26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中国反垄断风暴为何乏人喝彩》,文章指出:当局所处罚的对象,即使有垄断存在,也是在竞争中由于自身优势形成的市场性垄断,而且属于高档消费行业,和消费者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而对于大众必需的消费行业,石油、电信、银行等,都是行政性垄断的国企,却毫发未动,实在不能服人。
对于这诸多抱怨,中共方面不为所动。7月份中国吸引外资大幅下降,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示与反垄断调查无关。《中新网》则引用所谓专家的话更直白地说:如果外企因为遭遇反垄断调查而撤资,将自食其果。

萧茗:在中国的外企、乃至西方政府当如何应对中国式的反垄断呢? 来听一下我对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作家章嘉敦的看法。

萧茗:“对于那些被中共实行反垄断惩治措施的公司美国政府能做什么?”

Gorden:“ 我们应该做的是让中国为此付出一些代价,让这种代价大于实施反龙断措施带来的利益。这有好几种做法,其中一种做法是去年由Blair-Huntsman委员会建议的处理网路间谍的措施,他们讨论对中国进口产品附加特别的关税。这就打到了中国的软肋。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历史纪录,高达3187亿美元。如果要说这个数值有多么重要,这个数字是中国商品贸易盈余的122.7%。这个数字表明,中国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市场。因为我们可以到别处寻找好的制造商,但是北京政府却无法找到别的市场来代替美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收紧对中国开放的市场,让北京政府找到我们,放弃其对美国公司的高度歧视执法政策。这是我们要尝试去做的,因为美国公司正因此蒙受重大损失,这也代表着美国工人也受到了伤害。”

萧茗:“也有其他人建议说美国可能做的,还有惩罚那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营企业,您怎么看呢?”

Gorden;“这当然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不管采用任何方式,都不会是很愉快的解决方式,因为这不光会伤害中国也会伤害美国。但是我们不能让中国继续这样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很显然,我们所有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会陷入更严重的困境,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萧茗:“你认为目前这些外企倾向于怎么做?屈从于中国政府的惩罚措施?还是离开中国?”

Gorden:“我想他们在尝试适应中国政府,与其合作,期望中国政府能消停些。但我们能看到的事实是,美国公司正把眼光投向其他国家。这是在全球都是这样,不光是美国公司,其他国家的公司也是。我们看到今年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低于去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因为自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以来,外商投资一直在增加,现在这个趋势正反过来。我想这是出于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种对外国公司的惩罚风潮,在商业领域北京政府正开始闭关锁国,这些公司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在为此作出反应。”

萧茗:西方的跨国公司们,是西方和中共政府间“接触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的坚定支持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反对将中国的政治问题与经贸活动挂钩的他们,今天在中国遇到恰恰是这些政治问题。面对这个在他们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能只做生意不问政治吗?这恐怕是西方商业界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谢谢收看这期的《世事关心》,下周再见。

《世事关心》播出时间
美东:
周一: 19:30 pm
周二: 8: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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