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王天成，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 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
【王天成】在这里，主要是想检讨一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流传于我们中国知识份子中间的一种观点，也就是渐进民主观点；这个检讨也可以说是我们知识份子自我的一种批判。我检讨这一观点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它，尤其不意味着要鼓吹暴力革命，只是觉得它确实有些方面需要检讨。
渐进民主这一主张，它发展于八十年代的后期，八九年以后也就是到了九十年代，逐渐成了许多知识份子的共同看法。八十年代后期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比如说英国的道路、法国的道路、德国的道路、日本的道路等等，人们开始反思卢梭，反思法国革命，也兴存了对英国道路的偏爱，在人们的眼中，法国革命是浪漫主义、是流血、是暴力革命；英国的道路是渐进改革、是民主宪政的成长和巩固。
一九八七年这个包遵信、金光涛等先生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出了一本书也就是钱乘旦大教授和陈意新教授，陈意新教授今天在这里,《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这本书把英国的道路概括为渐进改革之路，是“改革、改革、再改革”，法国的道路为人民革命之路。但是，八十年代更有影响的一种观念是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并行，认为政治不民主经济改革不可能公正，商品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最终建立起来。
八九年的学潮其实也和这一思想有直接关系，与此相对立的是当时沸沸扬扬的新权威主义，主张威权政府加经济自由，先推行经济的自由化，经济发展后再向民主转型。八十年代后期这些思想，在座的许多专家应该比我更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乳臭未干的学生，我就不多说了。
八九年的六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在接下来的多年中间，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了，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得越来越流行。八十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大家知道也就是著名的《告别革命》，认为中国经历的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年风波的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因此中国需要的不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的改良。也就是说不仅要告别暴力革命也要告别激进改革，而只要渐进的改良。
渐进的改良或者说渐进民主思想的主要参照性是英国道路，认为英国自由民主政体是通过不断改革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演化成长起来的。它的反面教材是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血腥、恐怖和动荡。
进入九十年代后，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内的风行，自生自发秩序观念的风行，也为渐进民主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脚。所以最极端的渐进民主主义者甚至提出，渐进民主是问题而不是原则为导向的，是没有蓝图的，只要针对问题一点一滴的改就行了。在我看来呢，认为渐进民主道路不应该以原则为导向，已经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渐进民主这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原则、包含了一个目标、一个蓝图，也就是民主。
我本人对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法国革命的一些批评也是认同的；但是我对这些年来国内流行的这种渐进民主论调，确是感到不太安或者说非常的怀疑。我并不是要简单的否定渐进民主的思想，例如渐进民主这种思想正确的看到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建成民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太急躁。我也理解提出渐进民主思路的背后的苦衷，因为这样一种对官方没有急迫危险的观点，更容易得到发表，也被认为更容易被官方所接受。中国知识份子是最爱讲策略的，老是考虑官方能不能接受。但是渐进民主论者，他们希望尽可能平稳、尽可能少震荡，或者没有震荡的过度到民主，这种愿望也是值得理解的。
不过我认为国内的渐进民主思想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检讨，这里我就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渐进民主论者，将英国道路概括为渐进改革之路，是片面的、浪漫的，是对英国道路有意无意的误读。英国民主自由政体的形成，的确经历了许多次改革，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演变，但是不能把英国的道路简单贴上渐进改革的标签，那是对英国道路的歪曲。英国宪政的历史有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另一个是十七世纪；两个时期都使用了武力发生了战争，否则关键的改革是不会发生的。一二一五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国革命的开端，是英国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变的正式开始。
但是大宪章并不是当时的国王约翰王主动的、愉快的签署的，是英国贵族起义，披坚带甲攻进伦敦强迫他签署的，是约翰王向贵族的投降协议书。此后约翰王在世和约翰王过世以后，又发生过数次战争，因为约翰王和继任君主想撕毁大宪章，他们要摆脱这个束缚。经过多次战乱以后，贵族认识到不能靠战争、靠武力这种手段，它不是常规的、依赖的手段来约束国王，他们转而加强议会，进行制度建设。这样英国才开始了政体转型，为君主立宪制的成长和完成开辟了道路。
十七世纪是英国议会地位和分权政体罪证确立的时期，议会的军队俘虏了查理一世送他上绞架。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是不流血的，但议会选择的新君主威廉不率领荷兰军队登陆，詹姆斯二世他是不会逃亡的。一六八八年之后英国就再也没有发生革命，英国宪政的大原则已经确立，不需再革命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准确的说，英国的道路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不需要革命，而深化改革”。我这里并不是要鼓吹暴力革命，我再说一声，我要说明的只是渐进民主论者以渐进改革来概括英国道路，这样去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是不成立的，是一种虚构。
第二、我们思考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的时候，以英国道路为主要参照系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是一种时空错乱。我认为更有价值的参照系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我们所处的时代跟几百年前的英国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政体形式也和当时的英国很不相同。
我在这个地方老是在谈英国，因为英国对中国知识份子确实影响太深。我是刚从国内出来不久，到美国来也就是几个月，在国内很多知识份子、很多学者、我们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谈到英国的道路、英国的道路…，我都听得太多了，所以我这里也是谈英国道路多谈点。
英国的宪政史主要是英国议会的成长史，也就是代议制政体的成长史。英国议会最早是贵族组成的，当时的英国这些贵族，他们是主要的纳税人，他们有兴趣也有力量增加议会的权力，巩固议会的地位，也就是说，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政府中间也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去削弱君主政体，向宪政政体转变。
但是我们现在谁能在我们的政府中间找到这么一种动力呢？你想一想，我们那个全国人大，它的代表70％以上是官员，他们就是吃纳税人纳的税，你纳的越多越好，他越舒服！在我们的政府中间你是找不到这么一种动力的。
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曾有类似于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议会。英国现在的宪政政体，也是由这个等级议会演变过来的，当时欧洲大陆很多国家，法国，西班牙，都有那种等级议会，在中世纪的时候。但是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其他国家都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只有英国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完成了宪政转型。 我觉得英国道路它是一个奇迹，它绝对是一个奇迹！只有英国做到了这一点，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
所以我们与其把眼光盯着古老的英国，不如多注意一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多关注一下在那些地方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民主是如何巩固的？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六十多个国家民主化，使得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总数达到了3/5。在这60多个国家中间，如果按转型前的政体类型来划分，主要是两类，一是威权国家，二是后极权国家。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中国是极权国家还是后极权国家？我想是这两类中间，更多的人认为它是后极权国家。
第三点、渐进民主论的心理基础是害怕乱、震荡，希望尽可能平稳、少震荡的过度到民主。如果历史给我们这种机会，我们最好能抓住不放，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常识，要经历转型不可能不发生一些震荡和纷乱，我们须要勇气去面对某些纷乱，要有勇气闯关。这方面，我特别怀念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有闯关意识，知道改革要有阵痛，但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份子精神萎靡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振奋这民族精神，怯懦的民族是不会有自由的！托克维尔说过民主是在混乱中成长的，只有成长起来才能享受到它的好处。我们要相信自己，有些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要分析一下那些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那些震荡是需要避免的，看一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所经历的转型、震荡，其实没有多少是我们不能承受的。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现政权主导，开放政党竞争、自由选举。二是现政权倒台，临时政府主导。三是各派力量签署协议合作，推动转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六十多个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他们都已经过关了，不必再担心会有大的动荡，我们还躲在后面不敢动，东欧国家现在有的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
第四、渐进民主把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这需要一个有长远眼光，相信自己能够稳定局势，愿意分步骤、分阶段放开的政府。现在这个政府是否是这样的政府？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展开说好了，提到这个政府我的情绪也不太好。
最后我谈谈我对中国转型的一个看法，现在很多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渐进民主论中间，是没有开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渐进民主是不需要计划的，它会自生自发地发生。但是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它不是一般的开端，必须触及政体的性质，必须让这个政体变质，要从这里开始，要不然是没有意义的；你东改一点西改一点不重要的，你改的再多它也不能拼在一起，也不能构成一个民主政体、宪政政体。我主张如果我们能分步骤、分阶段去转型的话，这个转型从地方自治开始，台湾的转型是比较平稳的，它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先期推行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它是全国立宪政治的基础，这一点，在我们清朝末年戊戌变法的时候和清朝预备立宪的时候，许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孙中山先生后来也一直是持这种观点，国民党也是持这种观点，很重视地方自治。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空谈渐进民主不如多来鼓吹鼓吹地方自治，当然共产党它也有可能不听，你不听，但是我要鼓吹，我也要制造一个舆论，你引导舆论，你注意舆论导向，我们也得注意一下！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王天成，宪政学者，前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曾因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入狱五年，二零零八年一月赴美，现为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学者拯救基金资助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新唐人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听打/徐美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