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年，龐培在法薩盧斯兵敗凱撒，倉皇出走。羅馬元老院中有一個派系，對龐培深惡痛絕，視之為獨夫民賊、共和國的掘墓人。這些人對凱撒的軍事才華心存敬畏，對共和國的命運憂心忡忡，卻偏偏盼著龐培輸掉這一仗——哪怕贏家是另一個更加危險的強人。他們的邏輯是：只要不是龐培贏，共和國就還有一線生機。歷史的諷刺在於，龐培輸了，凱撒贏了，共和國從此一去不返。
兩千年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CNN的直播間裡，當著數百萬觀眾的面，說出了一句流傳必將久遠的話。他說，他痛恨伊朗神權政府，希望看到這個壓迫本國人民、在中東四處播撒戰火的政權被徹底打倒；然而，他又不希望川普和內塔尼亞胡因擊敗伊朗而在政治上獲益，因為他們是『兩個糟糕透頂的人』。他坦承自己深陷『撕裂』之中——一邊是他痛恨的敵人，一邊是他更痛恨的盟友。這番話讓全世界譁然，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邁克·赫卡比直接發問：一個人要懷有怎樣病態的仇恨，才會在美國對抗一個殺害了無數美國人的恐怖政權時，還要暗中盼望自己的國家輸掉這場仗？
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這是一個認知結構的問題。弗里德曼現象所暴露的，是當代西方左派政治心理中一種極為危險的邏輯病變：當仇恨某個人的強度，超過了對某種價值的堅守，政治身分便凌駕於政治判斷之上，『誰贏』比『贏了什麼』更加重要。
埃里克·霍弗在《狂熱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中有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洞察：群眾運動的凝聚力，往往不來自於對共同理想的熱愛，而來自於對共同敵人的仇恨。仇恨是一種更原始、更有效率的動員工具，因為它不需要複雜的論證，不需要對現實的細緻辨析，只需要一個清晰的靶子。霍弗進而指出，當一場運動失去了可以實現的正面目標，它往往會把自己的生命力完全寄託在仇恨之上，變成一台以消滅對手為唯一燃料的機器。弗里德曼本人並非一個狂熱分子——他是個普利策獎得主，見多識廣，文筆老練。但他所代表的那個精神圈子，在經歷了特朗普時代漫長的政治創傷之後，已經悄悄完成了霍弗描述的那個蛻變：反川普，從一種政治立場，異化為一種世界觀的底層操作系統。
這套操作系統一旦安裝完畢，便會對一切輸入的信息進行過濾和重新編碼。伊朗的核威脅？重要，但不如『川普不能贏』重要。以色列平民被火箭彈襲擊？可悲，但首先要看這是否有助於內塔尼亞胡的民調。美軍士兵浴血奮戰？值得尊重，但若勝利果實落入『錯誤的人』手中，勝利本身便成了一種污染。這種邏輯的終點，喬治·奧威爾早在上個世紀便描述過：當一個人的政治同情心徹底壓倒了他對基本事實的感知能力，他就進入了一種道德上的夢遊狀態，行走於現實世界，卻活在意識形態的密室之中。
同樣值得審視的，是大洋彼岸那些仇恨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左派。在2023年前九個月，他們發動了以色列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浪潮，每週末數十萬人走上街頭，誓言要推翻司法改革，要讓這個『腐敗的總理』下台。他們對內塔尼亞胡的憤怒，並非無中生有——他確實背負著腐敗指控，他的極右翼聯合政府確實讓很多以色列人深感不安。然而，2023年10月7日清晨，哈馬斯的屠刀落下的那一刻，街頭的示威者自動散去了。不是被鎮壓，不是被收買，而是他們自己回家了，拿起槍，捐出血，送食物去前線。以色列的左派深恨內塔尼亞胡，但他們更愛以色列。這是一條他們從未逾越的底線。
弗里德曼式的『撕裂』，在以色列左派身上並沒有出現。原因不複雜：以色列的左派生活在以色列。他們的孩子在國防軍服役，他們的朋友住在北部的炮火下，他們自己的身體也在防空警報響起時跑向掩體。當戰爭是你親身承受的現實，你可以討厭指揮官，但你絕不會希望戰爭輸掉，因為那意味著你自己的毀滅。而那些在大洋彼岸的書齋裡『撕裂』的人，付出的不過是一點道德上的不適感。他們可以承受這種不適，甚至把它當成自己思想深刻的勳章。
弗里德曼的邏輯還有一個更隱蔽的謬誤，值得單獨拆解。他聲稱川普和內塔尼亞胡『正在破壞美國和以色列的國際形象』，所以不能讓他們贏。但請注意這個推論的方向：如果一場戰爭的正當性，取決於誰在領導它，那么正義本身就成了領導者的個人屬性，而不是行動本身的性質。按照這個邏輯，盟軍在諾曼底的登陸，若是由一個道德上有瑕疵的將領指揮，是否也應該被阻止？伊朗的核武裝若是被一個弗里德曼喜歡的領導人阻止，是否就變得正當了？把『誰做了』凌駕於『做了什麼』之上，是一切身分政治的原罪，也是理性分析最危險的腐蝕劑。
弗里德曼事件之所以值得嚴肅對待，不是因為他一個人的觀點有多重要，而是因為他說出了太多人不敢說出口的心裡話。那些心裡話的存在，意味著在自由世界內部，有一股力量正在悄悄地、以道德的名義，為自由世界的敵人提供掩護。
我們不要忘記，羅馬元老院裡那些盼著龐培輸掉的人，得到了他們想要的結果。只是凱撒贏了之後，共和國並沒有因此得救。
張平 2026年4月22日 於北海道
（轉載：《你不可能既熱愛自由，又盼著伊朗獲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