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華歷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百花齊開、大放異彩的全盛時期。她的溫文有禮、文化鼎盛和威力遠達，與當時西方世界的腐敗、混亂和分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致在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上一路遙遙領先。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締造的「貞觀之治」，使整個社會真正走入了一個祥和、禮讓、安定、富足的歌舞昇平時期。
這盛唐氣象也遠播海外。當時，宇內諸國莫不知有唐，所以後來「唐」遂成了中國的同義語。時至今日，外國人猶呼華人為「唐人」，把海外華人聚居的地方稱為「唐人街」、所穿服裝為「唐裝」。
來到長安的外國人
彼時唐朝的首都長安（今西安），不僅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且還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會，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中心。西域各國和唐朝的往來，必須經過長安；東亞、南亞各國經陸路與西域交往，也必經過長安，自然各國使節也是常來常往。
美國學者Schafer在其所著的《唐代的外來文明》中說：「在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進入過唐朝這片神奇的土地——前來唐朝的外國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侶和商人這三類人。」他還說，長安城裡的外來居民的數量相當大，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鶻人、吐火羅人和粟特人，也有許多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
而作為唐朝鄰居的朝鮮和日本，與唐王朝的交往更為密切。為了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文化，兩國派遣了不少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日本至少二十次派出了主要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遣唐使」。「留學生」一詞就是當時由日本遣唐使創造出來的。對於這些留學生，氣度胸襟非凡的唐王朝不僅允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而且還對其中一些優秀者授予官職。
據《資治通鑑》記載，從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開始，長安國子監增築學舍並增加學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聖堂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第二十七》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後來，由於人數眾多，龍朔二年（662年）又在東都洛陽設置國子監，稱為「東監」。
為外國人特設的「賓貢進士」
國子監大部分學館的修業年限為九年，九年後學生參加畢業考試。畢業考是學生們取得科舉考試資格的一種模擬考試，監司從考試合格者中挑選出兩三百人推薦到尚書省，與鄉貢一同接受禮部考試。而順利畢業的留學生則可參加特設的科舉考試，及第者也可以在唐為官。
唐朝時，外國人若考中進士一般被稱為「賓貢進士」。「賓貢」的含義主要有三個，一為賓服納貢，指大唐周邊國家和地區歸順納貢；二為賓禮貢士，指古代地方向朝廷推舉人才時，待以賓禮，貢於京師；三為「賓貢進士」，特指由外邦推舉而來的人才應舉及第者。
關於「賓貢進士」，其與「鄉貢進士」、「國子進士」皆為進士科舉子之一員，不過彰顯的是對外國人的優待。
比如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在《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中說：「唐代科舉取士，登第者光寵殊異。外國學生之留唐習業者，自亦羨慕而願就試，然其學藝程度究竟遠遜於華人，故唐政府特設賓貢科以待之。」
再如台灣謝海平先生在《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中也認為：唐中葉以後，蕃胡留學中國，參與貢舉者甚眾，因又有賓貢科之設。賓貢之制，異於一般科目，其特色為「各自別試，附於榜尾」，蓋以蕃胡之國學修養不及唐人，故命題、閱卷、發榜均不得與唐人同列也。
意思就是因為外國留學生的國學修養不如唐人，所以在命題、閱卷、發榜方面有所區別，就是降低了錄取標準，以示優待。
新羅「賓貢進士」代表人物
唐初，朝鮮半島上仍然是高麗、百濟和新羅三國的鼎立局面，他們都遣使和唐朝往來。新羅於675年（上元二年）統一了朝鮮半島。新羅人中的「賓貢進士」，或為本國直接選派，或為先入華留學，入華留學者多學習國學。
崔致遠《遣宿衛學生首領等入朝狀代新羅王作》中說：臣伏曙《太宗文武皇帝實錄》，貞觀元年（627年），宴群臣，奏罷陣樂之曲，上謂侍臣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尋建學舍數百間，聚四方生徒。無何諸蕃慕善，酋長請遣子弟受業，許之……學其四術，限以十冬。雖慚入洛之賢，不減浴沂之數……也就是說，新羅留學生在唐朝學習的時間是十年，入學者分在東西兩京（長安和洛陽）的國子監中，而且是有學籍登記者。
崔致遠還提到，新羅政府向留學生提供「買書金」，而「讀書糧」及「冬春時服」則由唐朝廷供給，為使他們專心向學。
目前可考的來自新羅的「賓貢進士」有金可紀、崔致遠等。其中關於金可紀的故事在中國的《續仙傳》中可見。
金可紀被視為韓國道教的「祖師爺」，《續仙傳》記載，他在唐開成、會昌、大中年間（即公元9世紀中葉）留學長安，後為「賓貢進士」，但沒有做官，而是隱居在終南山修道，道家仙人鍾離權為其師父。公元858年他羽化成仙。根據描述，在仙樂聲中，雲鶴飛舞，隨後仙車飛到金可紀的身前，他登上車駕著彩雲冉冉升空而去。前來觀看的官員和百姓數不勝數。其仙逝後，有好道者將他的傳記與杜甫的詩作一起刻寫在巨石之上，成為珍貴的摩崖石刻。
此外，朝鮮的《三國史記》卷四十六《崔致遠傳》記載，崔致遠年少時就精敏好學，12歲時隨使節坐船入唐求學。臨行前，他的父親對他說：「十年不及第，就不是我的兒子，行矣勉哉！」崔致遠到長安國子監後，勤奮好學，努力不輟，六年後，即在18歲時便「一舉及第」，中了進士。
作為「賓貢進士」中的出類拔萃者，崔致遠受到了中國文人的禮遇。《崔致遠傳》中提到，崔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羅隱自負才高，不輕易將詩作給他人看，但卻曾給崔致遠展示其所作的詩歌。崔還與同年中進士的顧雲交好，在崔回國時，顧雲以詩送別。詩中寫道：「我聞海上三金鰲，金鰲頭戴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宮貝闕黃金殿。山之下兮，千里萬里之洪濤。傍邊一點雞林碧，鰲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這表明崔致遠的詩歌相當不錯，感動時人，其後成為新羅的「東方文學之祖」也就不奇怪了。
《三國史記》卷十一《新羅本紀》還記載，景文王九年（869年）「遣學生李同等三人，隨進奉使金胤入唐習業，仍賜買書銀三百兩」，也是新羅向唐朝派遣留學生的證明。
另據《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一文，有姓名可考的考中「賓貢進士」的新羅人至少有23人。
日本「賓貢進士」代表人物
為了學習中國先進文化，日本政府定期派遣唐使到長安，但因為遣唐使是外交使節，不能在唐停留時間過長，所以日本政府從第二次遣唐使團開始，每次會同時派遣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一些是貴族子弟，前者學習中國文化知識，後者研習佛教教義。如新羅留學生一樣，唐政府對日本留學生給予優待，補助日常生活費用，四季發放被服，允許他們在國子監太學、四門學等一流機構讀書。據王讜《唐語林》記載，「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就業。」
在這些留學生中，最為有名的是第九次隨遣唐使團來到長安的阿倍仲麻呂。他19歲被選為留唐學生，十年後以優異的成績完成規定的學業，並考取「賓貢進士」，得到吏部獎掖，授校書郎，他成為日本人在中國學習並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官職的第一人。此後，他在唐歷任光祿大夫、祕書監等職。
史載，阿倍仲麻呂詩文俱佳，深得唐玄宗賞識，並賜其中文名字為「晁衡」，他還與著名詩人王維、李白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天寶年間李白入長安為官，兩人由此結識，阿倍仲麻呂曾經送給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動。而儲光羲對他也十分讚賞，曾寫詩《洛中貽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贈，儲光羲的詩名在當時也因阿倍仲麻呂而遠播於東瀛，並被供奉於日本京都的詩仙祠中。
在唐為官近二十年後，阿倍仲麻呂上書唐玄宗請求回國。唐玄宗愛才，不准其歸。當他在唐為官三十六年、已經55歲時，他再次上表請歸。唐玄宗准其回國。為了表彰他的功績，將其官職升為從三品。日本《延曆僧錄》還收錄了唐玄宗的贈別御詩：「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今朝。念余懷義遠，矜爾思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阿倍仲麻呂啟程回國時，眾多友人都來送行。在歸途中，他所在的船隻遭遇風暴，漂流到安南，又從安南輾轉回到長安。766年，唐代宗任命他為安南節度使，正三品。770年，阿倍仲麻呂死於長安，享年73歲。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贈他為正二品。
留學生傳播中華文化
自唐代開始，五代、宋、元、明各朝都有外國留學生到中國參加科舉，唐朝的「賓貢進士」有來自新羅、日本、渤海、大食、波斯等不同地域者。唐朝的詩歌，也多有與外國人士交往的文字，若論情感之真、評價之高、投贈之多，無逾於新羅者。這與新羅文化發達、學子水平超越其他國家是密切相關的。
根據史書記載，有許多新羅學生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他們歸國後積極傳播大唐文化。新羅的法律、科舉、科技、佛教、學校等都深深地受到唐朝的影響，基本是仿照唐朝建制的。可以說，那時候的新羅是唐朝的一個微型翻版。
而7世紀到8世紀的日本，也可以說是唐朝的另一個微型翻版。當時的日本對唐朝的昌盛極為讚賞，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學生和學問僧數量很多。631年（貞觀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長安。到838年（開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一般不超過二百人，從8世紀初起，人數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數均在550人以上。
日本派來的大量遣唐使、留學生和學問僧回國後，將唐文化與典章制度帶回了日本，推動日本向中華文明學習，走向新的發展。這也是為何今人可以在日本發現諸多唐朝的遺蹟。比如今天的日本京都，建築式樣幾乎與唐長安城一樣，也有「朱雀大街」和「東市」、「西市」。
無疑，唐朝乃至後世朝代的留學生在回國後，對傳播中華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參考資料：
1. 《舊唐書》。
2. 《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
3. 《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張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