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八十三）

【新唐人2014年3月3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一九五七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五十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一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註二十三）

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一個災年需要四百三十億-四百五十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四百八十億-五百億斤庫存，最好能有六百億斤庫存。

李先念在這個會上介紹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糧食收支情況。這個年度計劃徵購八百零一億斤，實際徵購了八百三十三億斤，實際徵購數比上一年度的八百六十億斤減少了二十七億斤，因為這一年災害較大。在糧食支出方面，銷售計劃是七百四十三億斤，實際銷售八百三十三億斤。比計劃多銷了九十億斤。比上一年實際銷售多出了一百三十二億斤。多銷了糧食是因為災年。另兩項支出是出口和軍糧。出口計劃是四十八億斤（包括大豆），實際出口四十三點七六億斤，軍糧計劃是二十三億斤，實際是十七點二億斤。以上三項支出總共為八百九十四億斤，比收入（即徵購）多出了六十一億斤，只好挖庫存填平。去年六月底庫存為四百二十七億斤，今年六月底庫存減少到三百六十六億斤，連一個災年都應付不了。庫存再不能減少了。

李先念說，現在城鎮人口逐年增加，今後城鎮的糧食供應每年大約要增加二三十億斤，即每年銷量要增加百分之六左右。怎麼辦？一要堅持「三定」（即一級一級政府向下定產量，定收購數，定銷量）為基礎；二要增產增購；三要堅持統一調度；四要堅持先公后私；五要嚴格控制銷量；六要加強政治工作。（註二十四）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六條歸結起來就是一條：加強政府對糧食的控制，多徵購，少銷售。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八月三十一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一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徵購不得少於八百五十億斤。（註二十五）這次會議初步認定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糧食徵購計劃為八百五十六點三二億斤（貿易糧），銷售計劃為七百五十七點二零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十八億斤，出口三十六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四十五點一二億斤補進庫存。一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一點一五斤到一點二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徵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糧食會議上定的計劃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覆討價還價，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徵購計劃減少到八百五十二億斤，銷售提高到七百六十七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三十一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一九五七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三千六百八十五億-三千七百億斤，比上一年增產三十五億-五十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里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徵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里留下一定的調劑餘地，省里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八百五十二億斤的徵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八百四十七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七百六十七億斤，減為七百四十八億斤。軍糧十八億斤和出口三十六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一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劃由原來的三十一億斤增加到四十五億斤。

中央這樣堅決地壓縮銷量、確保庫存增加四十五億斤，是迫於形勢的壓力。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糧食收入（即徵購）只超過計劃十九點二億斤，而銷售卻超過計劃七十七億斤，使得出口計劃沒有完成。國家庫存減少過多。（註二十六）

進入一九五八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八五]一零四），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巨，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九百二十點一一億斤，銷售八百四十二點零九億斤。徵購比計劃增多，銷售比計劃減少。在博奕中還是中央佔優勢。

【資料來源】 糧食部統計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糧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後數。

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十個百分點左右。表二十二•四中可以看出，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七十億斤糧食，后兩個年度的徵收數不得不下降。由於每年征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銷給農村的糧食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國家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過頭糧」還是年年征。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糧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後數。

在「大躍進」以前，在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每年有四十多億斤糧食出口，用於換取外匯進口設備。這些糧食都是從農民的牙縫裡擠出來的。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糧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後數。由於糧食部的數字是按糧食年度計，《中國經濟年鑒》的數字是按生產年度計，所以這個表中的糧食出口數和第二十章表二十•四（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間中國食品出口）的數字有所差別。

一九五七年，在糧食徵購中國家和農民間多年的「頂牛」現象有所發展。各地要求提高農村用糧標準的呼聲很高，有的地方發生農民集體搶糧，不少地方出現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魯、豫、皖、蘇（北）五省「頂牛」現象最為尖銳。城市反右派鬥爭，農村也開展「大辯論」。農村「大辯論」的主題是「明辨糧食問題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兩個地區的「糧食統購統銷問題辯論要點」是：一，糧食統購統銷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糧標準低不低？國家是不是卡農民？三，糧食統購統銷任務要不要完成？增產應不應該增購？四、計劃用糧和節約用糧能不能做到？通過大辯論，益陽超額完成了早稻、中稻徵購任務。（註二十七）明為辯論，實際是為徵購糧食施加政治壓力。對上述辯論題目誰要作出與政府意見不一的回答，誰就要成為被「辯論」的對象。當時中央和地方報紙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和新聞報道。例如：《統購統銷好得很――駁右派分子》，《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註二十八）輿論工具告訴農民：再「頂牛」就有當右派的危險。

不管怎樣加大徵購力度，政府總感到糧食緊張。因此，中央政府又採取了一系列減少糧食供應的措施。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糧食部發文（註二十九），對牲畜的飼料實行定量供應。北京有組織的專業運輸騾馬每月每頭供應飼料一百八十斤，驢供應飼料九十斤，零散大牲畜減半供應。在飼料供應上，對牲畜也限制單幹，鼓勵集體化。麩皮、玉米皮一斤折糧一斤，榨油后的豆餅每斤折糧一斤。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國務院發出文件：《國務院關於統購統銷的補充規定》中寫道：「一九五五年實行的糧食『三定』所規定的留糧標準不得提高，國家核定的糧食收購數量不得減少，定銷數字不增加。災區人民的口糧標準應該適當降低，收成較差的地區的農民口糧標準也應該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於糧食緊張，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百分之十，四斤薯折一斤糧。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註三十）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劉少奇從河北省拿來各種百分比的紅薯面和小麥面摻和做的饃十多個，給中央領導人嘗一嘗。大家嘗了以後覺得好吃。建議糧食部全國統一安排。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糧食部黨組全面安排薯類生產和銷售。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在農村和城市銷售糧食搭配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薯干或薯面。（註三十一）

一九五八年春天，農村缺糧問題相當嚴重。四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中央辦公廳聽取了安徽、河北、山東、廣西、廣東、甘肅、山西、四川、江蘇、吉林、遼寧、湖南、福建、內蒙古、雲南十六個省的電話彙報，得知這些省都發生了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安徽一百三十萬人缺糧。山東農村有六十七萬多人斷糧。廣東僅十五個縣斷糧的就有六十九萬多人。甘肅二十一個縣缺糧，其中最嚴重的縣餓死七百三十五人。（註三十二）

在「大躍進」以前，糧食短缺問題就相當嚴重。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寫的《對今後五年糧食局勢的展望》中說：「過去幾年糧食工作是很緊張的，冬季抓統購，春季抓統銷，夏季既要抓統銷，又要抓夏糧統購，工作稍一放鬆，糧食局勢就會出問題。這是因為，糧食產需矛盾非常尖銳。」「原來認為，要經過十幾年的緊張，才能爭取糧食情況的好轉，而糧食問題的根本解決，則要到更遠的將來。」

四 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

由於「大躍進」期間「五風」成災，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全國糧食總產量一九五六年就達到三千八百五十五億斤，一九五八年估計為四千億斤，一九五九-一九六三年，一直在三千四百億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一九六零年只有二千八百七十億斤，低於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才恢復到一九五六年的水平。

但是，大躍進期間，浮夸風盛行，一九五八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糧食總產量一下子吹到八千五百億斤。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第一四一頁，統計年鑒的糧食數為生產年度（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日前。糧食部的糧食數為糧食年度（上年七月一日到下年六月三十日）。

人們通常認為，一九五八年糧食「放衛星」只是下面幹部的荒唐，是下面幹部欺騙中央。實際上，這種荒唐行為是上下互動的結果。最早是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要舉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註三十三）毛澤東一句話，黨報立即緊跟，馬上宣傳「豐收的例子」，就放起了「衛星」。上面有高產的希望和急切心理，並且聽不進「保守」的意見，下面就千方百計地迎合上級的意圖。毛澤東希望畝產一萬斤，下面就會送來畝產十萬斤的好消息。浮夸，實際上是對上層意志的迎合和誇大。而這種迎合和誇大是權力機器的利害所迫。

浮夸風是從一九五八年夏收開始的。《人民日報》先出現的是河南省遂平縣「放衛星」的報道，說是畝產小麥二千零一十五斤。

遂平縣假話只不過是全國假話大合唱中的一個音符。翻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報》真叫人大開眼界：在一版顯著地位不斷地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小麥創高產的新聞，不斷地為假話推波助瀾：

六月八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五畝小麥平均畝產二千零一十五斤；

六月九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二千三百五十七斤；湖北襄陽，七百萬畝小麥畝產一千五百-二千斤；

六月十一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二千三百九十四斤；

六月十二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

六月十五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六月十六日，湖北谷城，四千三百五十三斤；

六月十八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四千四百一十二斤；

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四千五百三十五斤；

六月二十三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四千六百八十九斤；

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國，五千一百零三斤；

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七千三百二十斤；

九月二十二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拔二千七百九十七米的一個農場畝產八千五百八十五斤六兩。

從報紙上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簡直是組織浮夸競賽，后一個參賽者的「成績」總是比前一個參賽者要高，后一個吹牛者比前一個吹牛者膽子更大。

進入七月，《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夸競賽：

七月十二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七月十八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五千八百零六斤；

七月二十六日，江西波陽，九千一百九十五斤；

七月三十一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一萬零五百九十七斤；

八月一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斤；

八月十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斤；

八月十三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繁昌，四萬三千零七十五斤九兩；

九月五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六萬零四百三十七斤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壽張縣的工作人員寫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到壽張縣調查的工作人員是奉劉少奇之命派遣的。這句話一時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說假話的人膽子就越來越大，報上來的產量說越來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編造謊言，宣傳機器捕風捉影散布謊言，瘋狂的「衛星」大戰把謊言變成災難。

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浮夸風中起了主導作用。它今天推波助瀾，鼓勵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壓力，打壓不相信浮夸的看法。當時吳冷西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和新華社社長。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六日，吳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紀念吳的文章中寫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聞界優秀的領導人，也是我黨老一代新聞事業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是激發我們前進的動力。」（註三十四）新華社有人寫的紀念文章中竟說吳冷西「用一生詮釋兩個字」：「真」和「嚴」。新華社和吳冷西同時代的老編輯私下議論：「吳冷西『真』在何處？」「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這樣吹捧吳冷西，說明改革二十多年了，中國的新聞界和吳冷西時代沒有根本變化。」

黨報宣傳的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有被打成右傾的危險。在基層，誰懷疑，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當時的所謂「辯論」，是一種看法壓制另一種看法，不讓另一種看法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駁，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

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夸就成為風氣。而浮夸邪風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夸風就成為肆虐中國大地的惡風。

在人們對報紙上的「高產衛星」心懷疑慮的時候，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全國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錢學森，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註三十五）

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的這篇文章。（註三十六）二零零四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可能有推脫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科學家如此，官員的狂熱和無知就更不足為奇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可達一萬斤。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不僅肯定了所紙上的浮夸數字，還從政治高度肯定了這些數字的偉大意義。九月二十九日，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產一百萬斤番薯、六十萬斤甘蔗、五萬斤水稻的事實。

如果說上述單產是個別現象的話，下面的報道就是全面大豐收了：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畝產千斤省；九月十三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個千斤省；十月二十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稱：「甘肅糧食增產一倍多，糧食總產量可達二百億斤，比去年增長一點四倍，全省平均每人擁有糧食一千五百四十斤，至此，一向缺糧的甘肅省在糧食方面開始富裕起來了。」《人民日報》還報道，全國夏糧總產量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六十九，早稻總產量比上年增長一倍。

多年來為糧食而發愁的糧食部也高興起來。他們向中央的報告寫道：「過去我們以為糧食大量增產、糧食狀況根本好轉是十年以後的事，現在我們看，三、四年後糧食狀況就能根本好轉。三、四年後糧食產量可達六千億斤（包括大豆），人均九百斤，比現在增長百分之五十。」（註三十七）糧食部黨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向中央的報告更為樂觀：「據各地彙報的材料來看，今年全國糧食產量預計為六千二百八十三億斤，比去年的三千八百九十九億斤增加二千三百八十四 億斤，增長百分之六十一點四四。（註三十八）

在這種情況下，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是一頂不輕的政治帽子。在信陽，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一萬二千人次。（註三十九）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於下面的浮夸，而且在於相當多的中央領導人以致中央工作會議，竟相信這種天方夜譚的高產記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對這些高產「衛星」有時相信，有時懷疑，但相信還是主要方面。他對一九五八年糧食成倍增長深信不疑。一九五八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在武漢對王任重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翻，明年還可能翻一翻，這樣我們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一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你看怪不怪。」（註四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兩人聯合給黨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中說：「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一九五八年糧食總產量為八千五百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后的數字，壓縮幅度一般比地縣報的數字少百分之十-百分之三十。下面報產，有浮夸的，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了些折扣，八千五百億斤是比較可靠的；退一步講，總不會少於七千五百億斤，可以照此數公布。這比一九五七年的產量三千七百億斤翻一番還多一點，這是很大的躍進。這一點必須肯定，不能為少數虛報浮夸現象以及某些缺點錯誤而動搖這個總的估計。」（註四十一）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這兩位領導人對待數字的態度是認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數字的真實性。但是，這些自認為「認真」的高官們卻是被下面幹部「認真地」騙了一把。而下面幹部其所以騙上面，也是上面逼出來的。有了八千五百億斤這個數字，這兩位農業領導人樂觀地說：「一九五八年糧食增產較多，完成了國家徵購任務以後，可以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三百-五百斤儲備糧……這樣做，減少了集中儲備所引起的倉房設備等困難」。也是有了上面的數字，「意見」中談到下一年的計劃時說：「一九五九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糧食種植面積減少了四億畝左右，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但糧食產量計劃定為一萬零五百億斤，城鄉人口人均糧食二千斤。」

高產神話不僅掃除了主管農業的高官們多年糧食緊張的愁苦，也使毛澤東對糧食的狀況十分樂觀。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他相信了縣委書記張國忠的假話，高興地說：「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還說：「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喂牲口，餵豬；豬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還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註四十二）

在「糧食多了」的認識確定以後，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要求各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工業方面去，從而掀起了全民大辦工業運動，使農業受到了破壞性的衝擊。本書第二十四章第三節對此有介紹。

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進而提出了種植方面的對策：少種，高產，多收。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植樹，三分之一休閑」，「少種、多收」。（註四十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文規定：「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理論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農作物面積縮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餘的一部分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值物，實行大地園田化。」（註四十四）高產不容易，少種是最容易的，減少糧食種植面積，自然是少收。上面這麼說，下面就行動。這一行動又和瞎指揮結合起來。江蘇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隊為了貫徹「少種、高產、多收」的精神，一九五八年秋種全大隊只種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四點五，社員看到大片良田拋荒十分痛心，瞞著幹部直到臘月三十夜還偷種了二百多畝。（註四十五）但是，不是所有被幹部拋荒的土地社員都偷種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於一九六零年二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在所不惜地說：「一九五九年播種面積比一九五八年少一萬七千七百萬畝，即減少百分之十弱。（註四十六）這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糧食減產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以後，還引出中國科學院的一場鬧劇。八月六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人說：「主席說鋼鐵產量超過英國，糧食也要大大增產，過不了幾年，全國人民每年有三千斤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經過緊張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把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任務下達給六個與化學和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它們是：在長春的應用化學所，在大連的石油研究所（即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學所，在上海的有機化學所、生物化學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停止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抽調了一大批科研人員，於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啟動了糧食綜合利用課題。這些課題進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資，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時，研究「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科學家們也餓得發慌。於是，二十多個與生物有關的研究所的數百名研究人員被緊急動員起來，轉而進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註四十七）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

註解：

[註二十三] 《全國糧食會議文件》，一九五七年七月。

[註二十四] 同上。

[註二十五] 《一九五七年第二次糧食會議文件》，一九五七年八月。

[註二十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關於糧食購銷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七年八月。

[註二十七] 《湘西自治州糧食統購統銷問題辯論要點》，《宜陽縣通過大辯論超額完成了早稻徵購任務》。

[註二十八] 山東《大眾日報》，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日。

[註二十九] 糧食部：《關於飼料用糧的供應報規定》，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註三十] 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市鎮供應簡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註三十一] 糧食部黨組給中央的報告：《關於安排薯類生產和銷售的報告》，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

[註三十二] 《中央轉發中央辦公廳綜合的「關於十六省區缺糧、斷糧、腦糧情況和各地黨委提出的解決措施的簡報」》，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三十三]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三十六頁。

[註三十四] 穆青：《揮淚送冷西》，人民日報，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三日。

[註三十五] 錢學森：《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中國青年報》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第四版。

[註三十六]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三六五頁。

[註三十七] 《糧食部黨組給中央的報告》（五八）糧發二十號，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註三十八] 《糧食部黨組給中央的報告》，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

[註三十九] 張樹藩：《信仰事件：一個沉痛的教訓》，載《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註四十] 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 札記二則》，載《七一》雜誌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註四十一] 《中共中央批准譚震林、廖魯言兩同志「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見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一三頁。

[註四十二]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

[註四十三] 《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註四十四] 《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五一九頁。

[註四十五] 省縣駐曲塘工作組：《關於曲塘公社胡庄大隊糾正一平二調的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三日。

[註四十六] 《譚震林在大會上的講話》，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二日，《一九六零年二月全國財貿書記會議參考文件之十七》。

[註四十七] 薛攀皋：《自然科學研究盲目聽命政治的教訓——荒唐的科研課題「糧食多了怎麼辦」》，載《炎黃春秋》一九九七年第八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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