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9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五 成都會議：總路線已有雛形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只請部分省委書記到會。會址是成都金牛壩賓館。會議三月二十六日結束。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在十八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彙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參加會議的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註二十九）
成都會議是在南寧會議一個月以後，由於南寧會議的貫徹，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訂計劃，再次提高原來的指標，並紛紛上書毛澤東表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說：
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註三十）
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的基調一樣，批評反冒進，鼓勁，為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繼續統一思想。看到大躍進的潮頭已起，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也不是完全講一面話，他大講辯證法，也講了不要指標太高，要留有餘地的話。但他總的精神是鼓勁，他的另一面的話就被人們理解為策略性的。
他說，兩種方法比較，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個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還是採取冒進。他強調「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好？」很明顯，冒進是轟轟烈烈，反冒進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會上，毛澤東反覆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他特別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幹。他舉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說明「自古以來，創新思想、學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他還號召人們要敢於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胆地創新。（註三十一）「一切正義的、有生命的東西開始都是違法的」。（註三十二）毛澤東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這些話傳達到基層以後，一大批無知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中為所欲為，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務而不顧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壞力量。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到要躍進，但不要空喊，要有辦法，有措施。否則，指標很高，實現不了。他說，有的高指標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但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得那樣重。現在不是去潑冷水，而是提倡實報實說。他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毛澤東要求，要宣傳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如何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註三十三）毛澤東沒有料到，他要求宣傳「豐收例子」，引發了各地大放「衛星」，都變成了浮夸的典型。對這些浮夸典型，人們又不敢「潑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終於成了危害極大的「浮夸風」。
在「氣若長虹，勢如破竹」的毛澤東面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註三十四）
他附合毛澤東的想法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于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到底應當多快呢？現在還難以預料，從當前來看，右傾保守還是主要的。」
三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又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查。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了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在於將一個指頭當作多個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註三十五）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三月二十一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陶鑄在三月十八日的發言中提出解決「搞社會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舉例說，合浦專區縣以下幹部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幹部搞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插話說，這個問題全國也沒有解決。陶鑄表白說「前兩年反冒進，我沒有反，我是被反的」。三月十九日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會上受命與沒有到會的河南、湖南兩省聯繫，顯得不同於一般省委書記。他的發言，不僅講湖北，還講河南。他說：「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農業也好，工業也好，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們在平常情況下能估計到的。」「 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產確實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麥收要比去年增產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 一個禮拜一個縣就車子化了，群眾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說：「我們沒有反冒進，我們查了報紙、會議文件、記錄，從全年看，省委總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註三十六）
在成都會議上，所有反冒進的人都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全都向毛澤東臣服；沒有反冒進的或被反的紛紛表功。與會者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討好毛澤東，並且把他的想法向更為極端發展。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在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處理。」（註三十七）
成都會議通過的三十七個文件中，其中之一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會議把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次會議上，三月十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註三十八）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它人積極表態效忠。三月十八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沒有權威是不行的。」陳伯達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一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思，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贊成，錯誤的主張反對。」（註三十九） 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註四十）其他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毛澤東大加讚揚。有的說：我們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有的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註四十一）
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攻擊還沒有停止。四月上旬，毛澤東在武漢主持了一個彙報會，田家英後來說，武漢會議是成都會議的補充。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批評反冒進。四月五日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來了個反冒進，搞得人不舒服。這個挫折有益處，教育了幹部和群眾，是反面教育。因為受了損失，是個馬鞍形。反冒進是兩個高潮中的低潮。四月八日，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彙報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就是到了一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毛澤東還說，還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要刮颱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在大躍進期間，「觀潮派」、「秋後算賬派」的帽子滿天飛，都是從這裏「批發」出去的。
毛澤東並不是偏執狂，看到大躍進潮頭已起，他還是講了一些冷靜的話。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報紙不要動不動就宣傳什麼「化」，如「綠化」，「水利化」，還講到「做事要留有餘地」。（註四十二）但是，由於整個制度沒有制衡力量，沒有負反饋，毛澤東這些冷靜的話，被人理解為這是方法問題、策略問題，他的思想實質還是要「化」，還是要把勁鼓「足」，「充分」調動一切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有這樣一種現象：黨的領袖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全黨緊跟，並且通過輿論工具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巨大的聲勢。在幹部隊伍中難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極端的人，而這種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專制制度下必然現象。領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極端。這時，領袖又出來說話，成為糾偏者，他顯得比別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從本質上」理解他的這些「清醒」、「英明」的話，還是沿著原來的傾向走下去。在領導人眼中，走極端的人和不緊跟他的人相比，前者還是可愛一些。「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還說走極端的人有「樸素的階級感情」。下面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領袖這些糾偏的話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註解：
[註二十九]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六十頁。
[註三十]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七零頁。
[註三十一]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四十頁。
[註三十二] 在成都會議上陶魯笳發言時毛澤東的插話，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八二頁。
[註三十三]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三十五-三十六頁。
[註三十四]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五二頁。
[註三十五] 楊明偉：《周恩來提出了辭去總理職務的請求》，見張湛彬等：《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十頁。
[註三十六]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二三-二三五頁。
[註三十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六六三頁。
[註三十八]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六九頁。
[註三十九]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一二-二一三頁。
[註四十] 同上，第二一五頁，二四四頁，二八八頁。
[註四十一]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七九八-七九九頁。
[註四十二]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九三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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