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六）

【新唐人2013年11月1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恐怖的飢餓和死亡

糧食強行收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份就出現食堂缺糧現象。當時就多吃菜，少吃糧，勞動力吃糧，非勞動力吃菜，一天吃一頓或兩頓，後來有的食堂幾天吃一頓。到了十月和十一月，食堂普遍停伙。十一月中旬，潢川縣桃林公社十二個大隊一百二十二個生產隊的二百九十一個食堂，缺糧的為百分之百，斷糧八十多天。吳集大隊在九月中旬（農曆八月十三，離中秋節兩天）就停止向食堂撥糧食，十月中旬全大隊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連一棵活的榆樹也沒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從一九五九年九月有七千六百四十五戶，三萬四千八百九十七人，其中男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九人，女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八人。一九六零年五月剩下六千九百五十三戶，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八人，其中，男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九人，女一萬五千零四十四人。人口死亡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死亡率為百分之十五點六四，絕戶六百九十二戶，絕戶率為百分之九點二七。何陂大隊死亡率為百分之二十四點九，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百分之四十九。斷糧八十多天，斷糧后社員先瘦，后浮腫，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臨死時吐水。兩種死亡的特點是死時不發燒，反而體溫下降，臨死時都能吃東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飯。吳集大隊馬路生產隊社員楊春山，怕兒子沒人管，在自己即將死去的時候，把兩個三四歲小孩扔到坑裡淹死，以後自己死去。（註二十六）

在斷糧以後，公共食堂尋找了各種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馬蓋房搓繩的材料。現在，人們先用鍘刀把稻草鍘碎，放在大鍋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過籮成面狀，再摻上百分之三十紅薯乾麵再做成窩窩頭。

吃玉米桿。玉米桿是農民燒火做飯的燃料，平常年景連牲畜也不吃，現在也成了食品。吃的辦法是，去掉外皮，放進鍋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摻上紅薯干，做成窩窩頭。

吃白鷺屎。白鷺是一種水鳥，以魚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飢餓的人們把白鷺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鍋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樹皮、蚌殼、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註二十七）

一九九九年九月，當年新華社常駐信陽記者魯保國陪我到信陽了解當年情況，他回憶「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我乘長途汽車從信陽經羅山到固始，從車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溝里一具一具的屍體。車上的乘客誰也不敢談論餓死人的事。在羅山縣城西門外我看到一具屍體，就給羅山縣委打電話反映了情況。光山縣餓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餓死，成了絕戶。雖然到處有餓死人，但領導幹部還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縣委招待所，縣委書記楊守績請人吃飯，喝皮絲湯。」

我問魯保國：「作為新華社記者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情況，你為什麼不寫『內參』呢？」他回答說：「親眼看到說真話的人受那麼多的摧殘，我哪敢寫『內參』？」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在信陽獅河賓館，七十一的余德鴻（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任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秘書）向本書的作者回憶說：

糧食被徵購走了，秋收剛過農民就沒糧食吃。我們到遂平縣石寨鋪檢查農業生產，路經青石橋大隊，想住在這個大隊里。大隊長慌得不得了，我們說：「簡單一點，隨便弄點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九點半他才端上吃的來，是幾塊南瓜做的糊糊。大隊長說：「瞞也瞞不住了，你們不來我們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幾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這兩個小南瓜紐紐。」我們到息縣東嶽廟公社王廟大隊，已經下午五點半了還沒有人下地。為什麼不下地？農民說：「今天的飯還沒吃呢！」我們還看到兩棵榆樹被砍倒，樹皮被剝光，有人還一邊剝一邊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還沒有打苞，就把秫桿青的吃了。這還是秋收過後不到一個月的情況。以後的情況更慘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農曆十月草根樹皮吃光了。以後就大量餓死人。我家在淮濱縣防胡，回去兩次。陰曆年前從包信到防胡幾公里路邊看到六具屍體，回到離我家五公里的防胡兩邊死人一片，一百多具屍體在野外沒人埋，走到河塘兩邊的葦塘里，又看到一百多具屍體。外面傳說屍體被狗吃了，還說狗吃人吃紅了眼。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時哪有狗？

信陽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上寫的是三十八萬多人（本書作者注：信陽地方志上寫的是四十八點三萬人）。據中央調查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在這裏調查，向中央報告是一百零五萬人。我認為，一百零五萬這個數字不算多，我是淮濱人，這個縣四十多萬人死了十八萬，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五萬人死了二萬多，死了百分之四十二，我家所在大隊吳寨大隊死了百分之五十二，我家所在的生產隊共七十五人，一九五九年冬天兩三個月就死了三十八人，我家裡死了六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繼子。

我採訪余德鴻兩年以後，他給我寄來一份他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其中寫道：

在全地區十八個縣市中雖然有好有壞，災情有輕有重，餓死人有多有少，但懸殊不是很大的，沒有餓死人的社隊是沒有的，沒有餓死人的農戶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對淮濱縣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些，因為我不僅是淮濱縣人，五十年代初期,我還在那裡擔任過土改工作隊的大隊長、區團委書記、縣委秘書、縣委委員、副縣長等職。記得當時淮濱縣有五十萬人左右，有人說死了十八萬，也有人說死了十六萬或十七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但從我家住的防胡公社來看，說全縣的死亡百分之三十不算大。據原防胡公社黨委書記熊任寬回憶，防胡公社五萬人左右，共餓死了二點二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小余庄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十二戶、七十五口人，共餓死三十八人。馮庄大隊小李生產隊十三戶人家死絕了九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有四百多人，餓死了三百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二百零七人，餓死一百零七人，其中死絕了六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在老家的共有六口人，死了四口。總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都佔半數左右……我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到防胡的九公里的路旁，見到屍體約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極其難過。從防胡回家的四公里的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發現大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一片，數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註二十八）

一九九九年秋，我到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見到了七十多歲的老農民余文海和他的兩個兒子余海龍、余海濱。家裡空空的，余海濱在北京打工，剛回來秋收。余文海當年是小隊會計。他回憶說：

我爺、我娘、大爺、大娘、奶奶、兩個妹妹、一個娃子全都餓死了。村西頭一個坑裡埋了上百人。那時四個庄一個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飯。鍋拿走了，家裡不讓做吃的，連燒開水的東西也沒有，只好用搪瓷缸燒開水喝。在家裡想弄點野菜吃也難。有的家餓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裡用被子蓋起來。為什麼放在家裡？一是沒有力氣抬，二是想留個名額還可以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屍體在家裡放一個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我也吃過人。那是在大隊姚庄，我找生產隊長姚登舉開會，在生產隊辦公室我聞到肉香。他說：「吃肉吧。」我問：「啥肉？」他說：「死豬肉。」我揭開鍋夾一塊放在嘴裏，軟軟的。我說：「這不是豬肉。」他說這是別人割的死人肉，是從地里死人身上片下來的，他拿來一塊煮著吃。（談到這裏，送我來採訪的司機小陳問：人肉好吃嗎？余文海回答說：蠻好吃的！就是軟一點。）高庄生產隊的高鴻文有三個孩子，高鴻文到光明港修鐵路去了，他老婆把三個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餓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來片去，外面的死屍有的只剩下骨頭架子了。那時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個別的。那是冬天，死屍放在外面沒有壞。

余文海說，冬天過後，將死人都埋在村邊的一個大坑裡（這個坑是一九五八年挖的，原來是作別的用途）他領我到這個大坑邊，指給我看。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長滿了莊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誰也不會想到，在這一片令人悅目的綠色下面，竟有幾百具餓殍的屍骨！不過，在原來的大坑附近，人們種了幾棵樹，已經長得很高了。只有這幾棵吸收了餓殍營養的大樹留下了歷史的記憶。

河南省的檔案資料留下了很多餓死人的記錄。

中央工作組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註二十九）稱，據地委六月八日統計，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四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二人，佔全區原有總人口八百零四萬二千零九十七人的百分之五點九二，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十五萬五千六百九十八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九六。據工作組調查，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還要多一些。

報告稱，死亡人數中男多女少。據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統計，全區共有人口八百零四萬二千零九十七人，其中男八百零四萬一千七百一十七人，女三百九十六萬零三百八十人，到一九六零 年四月統計，全區實有人口七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四人，其中男三百七十六萬九千四百九十九人，女三百八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九人，改變了原來的男多女少的情況。固始縣死亡的人數當中，男的佔百分之七十二點三，女的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七。另據平輿、汝南等八個縣死亡人數統計，男的佔百分之五十六點六，女的佔百分之四十三點四。

報告稱，壯年勞動力死亡多。潢川縣死亡人數中，青壯年佔百分之五十四點七，固始縣青壯年佔百分之六十七點九，淮濱縣六大隊死亡的一千四百六十四人當中，勞動力佔百分之五十四點二。與此相關的是造成很多孤兒。僅固始縣七一公社就有三百七十多名孤兒，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就有二百多名孤兒。

報告稱，各地有一些死絕戶。據潢川縣仁和公社的陳灣、楊集、彭店等五個大隊統計，死絕戶為二百三十八戶，占原有二千三百七十三戶的百分之十。陳灣大隊因死亡人數過多，把原有的五十一個村莊合併為四十一個村莊。

報告稱，社員比基層幹部及其家屬死亡率高。據淮濱縣橋溝公社的萬圍、左圍大隊統計，萬圍大隊、生產隊幹部死亡佔百分之八點八（二百零四人，死亡十八人），社員一千五百一十五人，死亡四百零四人，佔百分之二十六點七；左圍幹部死亡佔百分之十一點八，社員死亡佔百分之十五點二四。該縣城郊公社楊波大隊共有一百五十六戶，沒有死人的三十一戶，其中幹部十三戶，炊事員四戶，磨面的一戶。該大隊前店生產隊共三十一戶，沒有死人的六戶中就有幹部五戶，炊事員一戶。

「五類分子」（即歷次政治運動中定的地、富、反、壞、右）比勞動群眾死亡多。據上述左圍大隊統計，該大隊貧農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地主富農死亡占其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一，壞分子二百一十四人，死亡八人。

信陽餓死人最多的時間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一月這四個月。一月後還在繼續餓死人。

省地縣聯合調查組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小組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提供的報告（註三十）稱：

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六千六百六十八人，占該公社總人口的比例為百分之十四點五，談店大隊黃營生產小隊小黃營食堂原是四個村莊二十一戶、九十六人，死五十人，占原有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三，死絕了兩戶，現在這四個村莊併為一個村莊。徐營子一家四口人，大人先死，沒人埋，後來兩個小孩也死了，四具屍體整整放了十幾天。傘陂寺大隊陳寨生產隊楊大圍子小隊原有二十三戶、一百一十九人，死五十一人，死絕三戶。由於死人太多，沒死的人沒有力氣，死人沒有人埋。楊有蘭一個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幾天。後來還是支書程林德找人在一個坑裡埋了三十六具屍體。

朱崗食堂，三十七戶，共一百三十八人，死亡四十七人，死絕五戶。沒死人的戶是幹部、會計和勞動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絕戶是勞動力少，沒人挖野菜。

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寫道：

信陽五里店村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裏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

（註：《百年潮》發表張樹藩這篇回憶時，刪去了這一段。本書作者依據張樹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補上這一段。）

信陽死人數量最多的是光山縣，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濱縣。信陽的老幹部對本書作者說，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地委書記路憲文的小車是從死人的屍體旁邊開過去的，但他們卻沒有向上反映情況。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調查報告說：「光山縣死亡人口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樹大隊死亡百分之六十以上，潢川縣雙柳公社新華大隊死亡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十三個村莊沒有人煙。」（註三十一）

餓死這麼多人，沒有人哭。死屍冬天沒處理。一直到春節發糧食，公社出面組織人，一人發一副手套往土井（一九八五年挖了不少這樣的井）里拖，屍體都變形了也分不清誰是誰，拖到一個土井裡集體埋了，一般是一個土井埋一百多人。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在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寫的關於息縣的報告中說：

據縣委的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息縣共死亡十萬四千五百二十三人，佔全縣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實際上死亡人數不只此數。這是因為，第一，時間上卡頭去尾，實際上十月以前就死了不少，一九六零年三季度還在餓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數界限定得過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納入了正常死亡。我們估計息縣死亡人口在十二萬到十四萬之間。縣公安局統計數是十三萬。人死了，就合併村，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村莊五千四百八十九個，現在只有四千八百零五個，減少了六百三十九個。…..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社員張文儒于去年十一月間到野外剜屍體當牛肉賣，每斤三角，被發現后遭毒打致死。貧農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間到墳地扒屍體，因與中農社員王振宇爭奪屍體，李世平父子將王振宇打死，並將王的屍體抬回家煮吃，被幹部發現，用刀背對著李的頭部狠打，當即致死。…..陳登常，三十八歲，息縣項店公社人，中農成份。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將他病重的六歲親生女兒掐死煮吃，五月二日，又將隊里的兩歲男孩屍體吃掉，被捕后判二十年，已死於獄中。（註三十二）

在群眾大量餓死的時候，幹部多吃多佔的情況比較普遍，淮濱縣湯坡大隊前店生產隊的社員說：「我們餓腫了，幹部吃胖了。」就是這個湯坡大隊，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紅薯，另加紅薯葉大人一碗，小孩半碗；十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每人每天四兩紅薯和少量的紅薯葉，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十二月中旬，五天時間每人一天只吃一頓菜，在這以後連續停伙五天。就在這種情況下，抗旱二十天，每天只睡兩三小時。（註三十三）省委檢查中心桃林小組《關於潢川縣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當發生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潢川縣何陂大隊死亡率百分之二十四點九，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百分之四十九。全大隊六十個生產隊幹部只死兩個人（群眾反映這兩人是好乾部，沒有多吃多佔）。二十三個大隊幹部不僅沒有一個死亡，而且連浮腫病都沒有（後來查明，大隊幹部自去秋以來，到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三日，多吃和往家裡拿，計牛豬肉三千斤，鴨子三百余只，魚一百五十斤，羊十五隻，香油五百七十斤，糧食五千多斤）。

由於反右傾，幹部們都不敢說真話。信陽專署機關黨委書記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沒有吃，帶給孩子吃。李文耀的父親餓得走不動了餓死在街頭。但李文耀還是說形勢大好，還積極批判張樹藩、余德鴻。余德鴻說：「你老婆吃過人肉，你爹餓死了，你還批我，你有人性沒有？」

信陽地委副書記王達夫分管反右傾運動，態度很堅決，整人很厲害。他是新蔡縣人，新蔡餓死人不少，他家不少親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實情況的，但他反右傾越反越有勁。信陽事件以後他還是當地委副書記。余德鴻等到省委告他，說他在信陽事件中有責任，省委才給他記過處分並調動工作。

就在信陽大量餓死人、人相食普遍發生的時候，《河南日報》還宣傳形勢一派大好，連續發表七篇「向共產主義進軍」的文章。

余鴻德說：當年信陽庫里有糧十億多斤，當年產量二十九多億斤，共四十億斤。守著這麼多糧食還餓死人，真不應該。如果開倉放糧，就不會餓死人。後來還是信陽自己庫里的糧食解決的，沒有從外面調糧食。饑民看著糧庫里有糧，也沒有人想到搶糧食。有的農民坐在旁邊等著政府開倉放糧，他們坐在糧庫旁邊喊：「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有人就餓死在糧庫旁邊。

尤太忠將軍是光山縣人，他老家餓死人最多。他回家探親后回部隊說了真話，挨了批評。湖北省長張體學是新縣八里畈人，他家有親戚餓死了，他回家看過，回去反映過情況沒起作用。在那種體制下，連這樣的高官說真話都沒人聽，老百姓就更沒有地方說話了。

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一九六零年六月的統計數是四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十月的統計數是五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一人，十二月的統計數是一百萬人：

中央調查組引用的地委六月八日統計，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四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二人，佔全區原有總人口八百零四萬二千零九十七人的百分之五點九二，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十五萬五千六百九十八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九六。

河南省委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是這樣寫的：「據今年十月分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五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一人，佔全區總人口八百四十萬人的百分之六點五四。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縣潢川、商城、正陽、羅山等七個縣。在全區四千四百七十三個生產大隊中，人口死亡佔總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有五百二十個大隊，其中有些大隊死亡人數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光山死亡九萬七千一百五十四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九點八七，死絕戶五千六百三十九戶。」（註三十四）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會上說：「整個死亡數字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八百萬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樣子。」（註三十五）

一九九九年以後，我在信陽、鄭州、北京訪問了當年信陽事件的當事人，他們幾乎一致地認為，信陽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是一百萬人，可能更多。

註解：

[註二十六] 省委檢查中心組桃林小組：《關於潢川縣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當發生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

[註二十七]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六三-四六五頁。

[註二十八] 余德鴻：《關於信陽事件的憶述》，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十一月九日寄給本書作者。

[註二十九] 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國河南省委工作組于桑、武人文：《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

[註三十] 省地委聯合檢查組傘陂寺公社小組：《關於潢川縣傘陂寺公社人口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

[註三十一] 楊蔚屏：《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五日。

[註三十二]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於息縣情況的調查》，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

[註三十三] 中共淮濱縣委：《關於發生浮腫病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況的再次檢查》，一九六零年六月七日。

[註三十四] 中共河南省委：《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一日。

[註三十五] 徐子榮同志在省委常委會上的講話，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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