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十九)

【新唐人2013年7月2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丙:認清反右派運動本質應遵循的方法論原則

錢理群教授在前幾年提出建立「一九五七年學」。現在這方面的研究已開始取得豐碩的成果。我認為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對推動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處的。為此,我想就寫作拙著《還原一九五七》,談一些心得體會。在我所運用的所有方法中,總結出三個主要的方法論原則,加以介紹。

一 掌握總、分原則:

知「分」不知「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知總不知分,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知總又知分,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對掌握總、分原則的運用,就是在對從「現象」到「本質」,從「部分」到「總體」的認識基礎上,再利用對「本質」與「總體」的把握來理解「現象」與「部分」。作為具體方法叫做「總分法」。

前些時台灣舉行毛澤東的影展,據說他「微笑」的魅力傾倒了觀眾,甚至於有的認為,他還是有人性的,過去不應該把他妖魔化為殺人魔王。這使我認為,是蔣中正先生實在對不起這些(僅限於「這些」)台灣人,使他們沒能親身領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讀到領受足毛微笑的大陸人傾吐的自己的血淚控訴。但我希望人們都來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作家、右派分子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說:「張滬(張滬是他的也劃了右派的自殺未遂的愛妻)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第八十七頁)用總分法就會看出「微笑」滴瀝著的億萬人的血淚!台灣這部分觀眾就是一葉遮目,缺乏對毛的總體認識。被毛澤東鋼刀直刺胸懷的右派分子,是不會對「笑裡藏刀」產生「魅力」感的。

言歸本題。經過五十年的研究,我們得出一個對反右運動的總體認識。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郭羅基教授指出:「一九五六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五七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党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在這個正確的命題面前,當時的反右派,和後來的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就不僅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轉歷史的車輪,開歷史的倒車。

至於說發動反右的手段是陰謀,是陽謀,或是沒有預謀,那祇是臨門一腳的問題。方勵之教授已從總體上對此問題作了科學的論斷:「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祇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這個「難於共存」,就是共產黨所說的「與右派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一九五七年學」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鳴大放是如何推動歷史前進,和共產黨發動反右派是如何開歷史倒車的。這是一個總的大前提。古人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當然,也不能忽略對某一部分,甚或某一微小細節的研究。比如說,我在書中第二篇「反右派運動的歸因研究」和兩篇論文《毛澤東「引蛇出洞」考》和《中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前後後》中,論證了「陰謀論」,否定了「陽謀」和「沒有預謀」的說法。但在我讀到胡平先生的文章中說:「作為毛的醫生,李志綏能夠觀察到毛的情緒的起落。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李志綏觀察到在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中旬,毛的情緒很壞,『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胡平是擅長於講道理的,包括這次,都很令人信服。這倒引發我深思:如果我的「陰謀論」成立,這時候毛何以會情緒如此呢?這的確是如胡平所說:「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經過研究,澄清情況:一,這並不完全是李志綏的觀察,而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一八七);二,林克在《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中說:「當時毛的確因為患感冒而身體不適,並不是李志綏捏造的我所說的『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而形體衰弱,精神憂鬱』。」(頁五十八)雖然我們不能確定誰說得對,但也不能確定誰說的不對。這就成了「原告一張紙,被告就該死;被告一張紙,兩下都有理。」

總分法是正確認識毛澤東和中共的科學方法,別說中共一向是黑箱作業,即便將來檔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于煙霧之中。俗話說:「問路問來人。」司馬璐就是過來人。他說:「研究中共黨史的一個最大困難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過權力鬥爭,或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刪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鑒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偽,足夠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的全面知識,以及閱讀的判斷能力尤為重要。」(《中共歷史的見證》,頁四一八)這就充分說明了運用「總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認清了毛極端自私自利的惡劣本質,他是一個自私到「家」的人,對他的妻子們都可以翻臉不認,難道你還指望他對你比對楊開慧更有情意,更有愛情,更有親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嗎?認清這一點,就請你放棄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機心理在內!

如果你認清了毛澤東從來就是品質惡劣,性格暴戾,作風專橫跋扈,從大殺AB團、延安整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破口大罵梁漱冥、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從肉體上消滅意見相異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決不許可「哪個蟲兒敢開口」的。難道他會許可他早已認定是美帝國主義第五縱隊、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在藝術上百花齊放、科學上百家爭鳴,並用鳴放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即把鳴放同時引入政治領域嗎?這絕對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場陰謀。

實際上,除掉毛一九五七年春季為了「引蛇出洞」而拋出「雙百方針」,對知識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頭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寬容」呀,「開明」呀,以及「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因子來的。

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份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鄧小平文選》二卷第三四五頁)如果國人把握住鄧小平的雙手沾滿右派的鮮血這一基本事實,和李銳說他和毛澤東一樣左這一總體評價,以及國學大師牟宗三說他和毛澤東「是一丘之貉」:「共產黨耍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什麼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著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的摧殘、斫喪人的廉恥。」那麼國人對鄧的胡言亂語,就自然會認為:「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

毛澤東衝著鄧小平左得過人,才說:「那個小個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所謂「還原歷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還它以原貌。就著總分法來說,就是有總有分:有分無總,祇見樹木;有總無分,祇見森林。在拙著中,我是怎樣把握這一點的呢?可以從我區別對待鄧小平與柯慶施作為例子。

許多寫關於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寫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學生」如何如何緊跟,好象他表現得最惡劣。總的來說,我對他的左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認為,對壞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還真是沒有實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他還真比不上鄧小平、彭真壞。請看我所了解到的他在這方面的某些表現: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勞動報》總編馬達,總工會領導認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還有唐海,《文匯報》領導認為他倆夠上右派。《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解放日報》認為他夠上右派。報批時,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替他們幾位解釋了幾句。柯慶施說:「這幾個同志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這些人還是可以用的。」當時在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柯老的這些話都是最關鍵的一些話。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是柯老講了這樣的話,石西民一個人是保不下來的。」

在柯慶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志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在柯慶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科委系統的科技人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上海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划右派的標準。柯老把這兩個人的材料印出來交給大家討論,讓每一個人發表意見,會議開了一整天,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大家意見不統一。這時,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為什麼回來?說他們反黨,不過是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他們絕不會反黨。柯老的這種傾向性意見啟發了大家,一致認為還是不划右派為好。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系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划。」──在這兩個「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終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過關的情節。在反右派鬥爭四十五年後頗為詫意地回憶說:我一九五七年提出「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理,得罪了領導,引來了麻煩,但是沒有把我划為右派。」

在柯慶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系統沒有劃一名右派。

還有,關於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慶施的著名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里有這樣一句話:「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份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鬥爭」。這是何等鏗鏘有力的聲音!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續到一九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戰士實為一九五八年的兵。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志在那種形勢下能喊出這麼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這個報告是公開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這次黨代會前後,不祇上海一地在開黨代會,與此同時,各地都有人在做報告。我粗粗對比了一下,更加體會到柯老這句話的來之不易。此說一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擋住了一大批優秀人物被划進中國五十五萬右派之中。由於柯慶施堅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雖然劃了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九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後」。(鄧偉志《如何評價柯慶施》,《黨史縱覽》二零零三年第九期)比如說我們河南省,官方數字是七萬零八百六十九人。

同理,陳伯達是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一貫地「左」,自不用說,但他在反右中就沒有胡喬木表現惡劣,起碼他沒為《人民日報》寫過一篇反右的社論,而胡喬木卻是反右社論寫得最多,最惡毒的一個!

我們既然認為,對壞人也不應該冤枉,那麼,對毛澤東也當然不應該妖魔化。實際上,毛澤東之兇惡,之邪惡,之醜惡,之罪惡滔天,遠遠超出常人的想象,直到現在,有關資料仍大量密封于黑箱里,只存在估計不足的問題,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況。相反,對毛認識的錯誤,大多是發生在對他的妖魔性缺乏認識;尤其是面對著官方的、民間的、政論的、傳記的、散文的、詩歌的、戲劇的、影視的,充斥著無恥的編造,肉麻的吹捧,無限制的美化與神化,興「熱」作浪;缺乏抵制。總分法要求從總的傾向與個別表現相結合地看問題,而不要抓住芝麻丟掉西瓜,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最後我還要提醒一點:如果毛本身就是妖魔,並且是妖魔中最惡最惡的惡魔,超過了斯大林、希特勒,那麼,當人們提到毛澤東這個惡魔時,難道還用得著妖魔化嗎?妖魔化論者就是對總體情況缺乏明確的認識。為什麼德國和俄國就沒有人出來說「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呢?中國人呀中國人!劉賓雁生前曾氣憤地說:「活該受統治!」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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