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水:莫言 文學與體制的雙生子

【新唐人2012年10月25日訊】莫言獲獎,事實上演繹為國家象徵和政治文化事件,它對中國大陸政治文化生態、尤其是對社會大眾的啟發,將遠遠超越諾獎和文學本身,權且稱為「莫言現象」。作為諾獎帶動的世界級作家,其作品和身份,在現實中國最終都要重新接受人類良知、普世價值的審視。文學是文化或文明的載體、「政治是文化的產物」,這是常識。將莫言獲獎,單純從諾委會(西方)或中國現實、以文學或政治角度分析,恐有失偏頗。對他以文學呈現的國家政治特徵,卻不能放棄警覺。「莫言現象」作為重大文化政治事件,探討還不充分。

筆者對莫言及其作品有如此認可:從農村到城市、從輟學少年到作家的成長背景;身在中共權力體制內但非政治人物;作品具有獨特語言、豐富想像力和文本創新。

「文學中國」無法替代「現實中國」

在獄中看過莫言《紅高粱》短篇和其最具代表性的《豐乳肥臀》,在其獲獎後集中流覽了《天堂蒜薹之歌》和《蛙》,時被故事情節打動。記得獄中例行安檢時,法制科長在我的儲藏箱中翻出《豐乳肥臀》,說是黃色小說要沒收,我費口舌解釋:它離黃色書籍遠著哩!這本盜版書是出獄難友留下的,這次躲過安檢。我出獄時,連同難友留下的幾十本書籍,全都轉送其他尚在獄中的朋友。幾個月後,有難友出獄,他告訴我,《豐乳肥臀》在安檢時最終被沒收。

就文學審美而言,可用低俗概括莫言作品,他就是作家界的趙本山—一被極度壓抑的農耕文化表達的粗野、狡黠和恣肆,以及對世俗大眾的刻意迎合和寫作的利益驅動,而無作家作為社會人的道德擔當和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擔當。僅舉《豐乳肥臀》兩情節:日寇邊在村莊殺戮,日軍軍醫邊給村中孕婦接生;母親與教堂外籍牧師通姦產下混血兒,常被丈夫變態毆打下體,再與養蜂人等等在野外苟合產子。

莫言距離一個具備現實和人道情懷的作家尚遠。其魔幻現實主義寫作,恰恰借用《聊齋志異》民間逸聞外衣,遮蔽了歷史與現實的緊張關係——中國真相;文學想像傷害了文學真實。莫言筆下虛構的三年大饑荒、計劃生育情節,不及真實的百分之一。文學想像和虛構,與真實社會相比,總是遮蔽了許多可見可存的具象。讀者光憑虛構的「高密東北鄉」和一個個作品主角「我爺爺」「我奶奶」「我母親」「我姑姑」……無法與現實存在的地域和真實人物銜接起來進而產生真實感;並且後人們會認為,小說家虛構的歷史事件不能當真,當然也不曾發生,進而一笑而過。

每個成年中國人都明白,1949年後的「現實中國」遠比莫言的「文學中國」恐怖與苦難。對應於個人、家庭(家族)、村莊、城市,迄今不為人知而彙集的事件和人物,浩如煙海。因此說,莫言虛構文學帶給世界的最大一個壞處是:非中文讀者,讀莫言的作品,會錯以為那就是真實的中國,醜陋專制的中國會被淡化。那些高度褒揚莫言小說的外國評價者,正是混淆了最為關鍵的真實與虛構的分界線,錯把虛構當真實,才給莫言作品貼上對抗、揭露和尖銳的溢美標籤。

筆者並非全部否定文學虛構與想像本身,而是意在說明:非虛構的紀實和見證文學遠比虛構文學,在當下中國更能承載和復原歷史;非虛構文學在專制政治文化上,尚承擔著反洗腦、反奴化和反愚昧的功能,而虛構文學只能帶來愚化和遺忘。德國漢學家顧彬評價莫言作品「沒有思想」,相當中肯。文學表達的歷史和現實血淋淋的「中國記憶」,只是多樣文化手段的一種,有其局限性。電影、音樂和繪畫等藝術形式,具有不弱于文學的感染力、記述性和傳播力。

與體制依存的既得利益者

莫言從農民到國家級作協副主席、從讀小學開除到著名作家。平心而論,農民和低學歷都不是問題,相反,在普通中國人眼裏,莫言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從社會最底層起步的成功者。但是,莫言同時存在體制和黨派身份:中共黨員、曾經的解放軍軍官、作協副主席、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長,這些身份都是由納稅人供養,或者帶有體制政治色彩。

諾獎委員會可以標榜「文學與政治」無關,卻不能無視政治體制帶給莫言創作的優渥條件——每月領取官員工資、軍隊配給住房、出訪講學機會、政府包管醫療和養老。莫言全面擁抱專制體制,才能夠盡享以上生活便利。難道他寫出大量作品,跟生存無憂無關?這應該是一個基本判斷。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英葛籣德評價:「他並非一名政治異見分子。我認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體制內部的體制批判人士。」說莫言批判體制,顯然被諾委會誇大和誤讀。批判體制也可以是為了讓現體制變得更加穩固、持久,而非推翻之,二者有區別。

莫言在獲獎當晚面對媒體宣稱「這是一個自由發言的時代」,再聯繫以前在法蘭克福書展退會、回避評價劉曉波獲獎、抄寫毛澤東「延安講話」等,他擁抱專制的政治立場已足夠鮮明。再遠推至1989年5月,據王蓉芬撰文介紹,當時在總參當軍官的莫言,與她等人參與對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聲援和救助;她感慨「20年把一個熱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頭。」

同樣作為中國作家,寫作機會不平等。中國文學或者說華語文學,無法繞開中國異議作家群體,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良心」。因著莫言獲獎,他們將面臨自生自滅的雙重邊緣化——他們的作品被中國大陸遮罩、因被莫言遮蔽將被世界淡忘。右派作家、文革作家,近年的楊天水、陳衛、劉賢斌、陳西、劉曉波等等,因為寫作被重判10年以上。筆者20多年來,先後六次「因言獲罪」遭致陷獄、羈押,被限制出境出國,生存幾乎被窒息。如果認可莫言是批判體制者,那麼如何評價這些人?在對等寫作、出版權下,他們將自己遭遇的政治迫害寫出來,拋開文學才華,難道不如莫言虛構小說有份量?一些異議人士,本身就是政治禁錮的受害者,卻祝賀莫言獲獎,不可理喻。

莫言被西方普遍認可為批判體制的寫作者,但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並不認可這種判定——中國社會的政治殘暴、道德敗壞和價值混亂,非文學所能表達。也並非莫言的虛構小說多有分量,而是當局對包括網路異議言論的殘酷打壓,才讓他有機會被諾委會揀選。廖亦武與莫言是同時代作家,1980年代與莫言幾乎同時成名,他們的筆端呈現截然不同的兩個中國。如果真是「一個自由發言的時代」,廖亦武紀實作品在大陸能夠公開出版發行,莫言虛構小說的讀者群體將被嚴重分化。有意無意淡化莫言的體制和政治身份,其實掩蓋的是中國大陸「因言治罪」的殘酷現實;許多公眾不敢面對事實真相而故意麻醉自己,許多人看不清這一點。

莫言從不隱瞞自己「智慧的生存」訣竅——這種為文處事方式被不少國人讚賞。聞訊獲得諾獎,他宣傳「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極力撇清文學與政治牽絆;面對質疑和批評,他辯解自己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當他反擊批判者時稱「(一些人)本身也是共產黨員,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又在暗示自己的政治清白;當他為「自由發言」和出版自由辯解,並表示不為抄寫「延安講話」而愧疚時,就是一個標準的鐵杆中共官員。

諾獎及國人實用主義

諾委會並非十全十美。一個實例是,寫作《撒旦的詩篇》的作者拉什迪,曾被伊斯蘭狂熱分子追殺,18名終身諾委評委中的其中3位,因諾委會不同意發聲明聲援拉什迪而退出,以示抗議,今屆評委實為15位。

諾獎此番青睞莫言,似乎是在提醒:不主動作惡的寫作者,可以獲得獎勵和世界聲譽。細細思量,這與西方國家向中國大陸貪官敞開門戶獲取投資,道理上是一樣的:縱容中國權貴,消費普通百姓。就獲獎而言,莫言是被選擇的,難以排除諾委會「討好中國」的內在願望。因此前頒獎給達賴喇嘛、高行健和劉曉波等異議人士,挪威遭受中國政府冷遇,因而尋找一種平衡和補償;也不排除諾獎評委只在乎依靠作者擴大自身影響力,而忘乎其餘。

不能說莫言獲獎一無是處,至少為檢驗中國人德行,提供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從來沒有一個中國諾獎得主獲得如此廣泛關注和分歧。專制權力精准到可將文學獎賞瞬間轉換為現實政績,標榜國富民強。不同社會位置和生存境遇的人,對莫言獲獎有完全不同的解讀,幾乎都與文學本身無關。「屁股決定大腦」在這次文學政治事件中再次呈現,實用主義打通了文學與政治界限。褒揚或貶低莫言的程度,與他們跟體制的距離相關。為了面子和所謂集體尊嚴,會放棄是非觀和價值判斷,這其實表明的是一種農業社會的原始生命觀和存在感。

文學,或者說獲得諾獎的莫言,的確具有巨大的魔幻效果,人們自覺地超越政治立場與個人思維,站在國家與民族立場,不吝送上褒揚。但是,他們習慣性地遺忘一個基本事實:這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自己就是政治犧牲品和受害者。在關乎所謂國家與民族尊嚴時,他們具有這種能力:自我放棄獨立思考和批判權利,並且具有將文學藝術價值與自我現實利益對接的能力。

在一個民主國家或社會,文學與政治分離,作家與社會身份分離,這都是正常的。但在專制中國,現實社會本就是政治的組成部分,如果將文學與政治分離,就無從準確解讀作品及其呈現的社會和個人;如果將作家與其政治身份剝離,將壓低作家作為「人類良心」的標準。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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