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巍:王炳章先生的「民主三大要素」之說

【新唐人2012年6月3日訊】1985年11月6日,中國民聯王炳章主席來到圖森市。當時 「中國民聯亞利桑那聯絡處」實際上只有我們兩個秘密盟員,我在亞利桑那大學唸書(即後來方勵之所工作的大學),Z君在餐館打工。我們商量好這次炳章來圖森,就住Z君家;由我去聯絡台灣同學,請他們的組織「中國同學會」出面拉場子,向校方申請場地,發廣告和通知,我們躲在幕後接應。因為在此約半年多前,我響應中國民聯關於加強兩岸留學生交流的倡議,主動加入了台灣同學的「中國同學會」,成了會員,並以此資格參加了他們多次party和郊遊,交了很多朋友,所以有此面子。事情很順利,同學會的頭頭非常熱情,為自己任上能趕上這麼風光的事而高興不已。

6日Z君把王送到一個經濟旅館就離開,然後台灣同學的車來接,讓大家認為王是住在旅館裡,(因為Z君在餐館作侍者,見人太多,不願事後被人認出。)活動結束後,再送回該旅館。

那天晚上王就作了「留學生與中國的民主前途」的精彩講演,內容已經報導在中國之春總第31期上(見附件),我不再重複了。不過我估計當時中春的報導只是根據王的講話稿,因此沒有包括比講稿更精彩的即席問答內容。所以我想補充一點最打動我的內容,那就是王炳章先生提出的「民主三大要素」的論點。為了省事,我把我在1992年寫的「我看八九運動」裡的一段話摘在這裡,因為它包含了王炳章的講話內容和我自己的體會。這裡講到的「當時的一個負責人在一次講演中」,指的就是王炳章在圖森的講演:

「民主素質意味著容忍異端,從而需要理智和冷靜,要講規則和手段。民主在實質上是為著實現多數人的意志的,但是在形式上卻要表現在保護少數上。這是西方民主和中共所謂「真民主」的根本區別。中國民聯誕生之初就對此有清楚的認識。當時的一個負責人在一次講演中回答「何謂民主」的提問時說:「就像人的營養有蛋白質、糖和脂肪三大要素一樣,民主也有三大要素:一曰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二曰自由的輿論,三曰合法的反對派。」這三條的核心就是容忍異端。中共號稱他們的「真民主」是為大多數人的,為此必須對少數人實行專政。然而每個人都有可能在某時某事上成為少數,如果少數人的權利得不到尊重,甚至被剝奪,那麼就會人人自危,為了自保而投向「多數」;這個「多數」也只能是虛假的,它不是集中了多數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集中了多數人的恐懼心理,它只能是少數寡頭或獨裁者的玩物。中共治下的「多數」常常就是這一類「多數」。所謂尊重少數主要是尊重其發表意見的權利,唯有此才會有健全的輿論。少數人又有權組織起來,成為合法的反對派。」

炳章那天還有許多精彩的回答,讓大家都非常佩服,當時因為是台灣同學的場子,前排積極提問者都是台灣人,大陸的學生學者大多靜靜地坐在後面,時而相互會心一笑。我則坐在前排,裝作不認識他的樣子,也提了些問題。

第二天,王炳章在我實驗室裡和我長談了許多事,(重點好像是兩岸問題,)還拜訪了一些華裔學者,晚上和大陸學生學者一起看大陸電影,順便現場送《中國之春》,次日由台灣同學派車送去省會鳳凰城,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台灣同學接待演講。

1987年,我在中共監獄內,被要求交代我同王炳章的來往,我詳細寫下了王的這次講演和問答,一房間的難友都為王的雄辯所折服,包括那些原先笑話說「你們這些傻瓜如何搞得過共產黨」的人。承辦人員原先對我是一付居高臨下的派頭,以為憑他們多年公安局政保處的經驗和訓練,折服我這個理科生應該沒有問題。看了我的「交代」後,再次提審時就只會對我嘆口氣,弱弱地說:「我們知道你們有自己的觀點,一時也不會被我們說服。那你就好好遵守監規吧,不要跟人家,包括工作人員(即看守)去多說」,云云。我希望上海的司法當局能夠好好保管好我的所有「交代」,直到能見天日的那一天。

今天,在新的形勢下,重溫王炳章所說的「民主三大要素」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共一度也很標榜民主,稱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叫「人民民主專制」,其基本理論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必須對少數人實行專政,剝奪他們的一切權利,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從打土豪,分田地,到土改,反右,都是這個理論的實踐。文革更是這個邏輯的必然發展,是這個實踐的登峰造極。文革中最流行的口號就是「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結果打擊的就是整個社會和民族了。而當今薄熙來在重慶搞的,也還是那一套,看誰有錢就逮誰,羅織罪名,嚴刑逼供,屈打成招,然後沒收財產,中飽私囊,分點余唾給貧民,為的是打造「一大片」擁護者,以便隨時打擊任何敢於冒犯他的「一小撮」。口頭上很民主,甚至要「直選」了,實際上任何與他有分歧者,都會被他殘酷迫害,不是坐牢就是進瘋人院,甚至摧殘肉體,索人性命,可謂吃人不眨眼。他那一套,即使還沒有到文革的程度,也是向著那個方向的。挺薄者把薄熙來說成是中國民主的希望,真是匪夷所思。我們拿出民主三大要素來一對照,薄熙來的假民主真獨裁的面目就一目瞭然,無所遁形。

當今還有人將基於《獨立宣言》精神的美國革命,跟基於《共產黨宣言》的共產革命混為一談,稱為「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以便 「根據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來證明江山本非人民所有,從來就不屬於人民。這更是荒謬絕倫。獨立宣言開宗明義: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分離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這裡說的真理是「不言而喻(self-evident)」的,既不必要求公式推導,也不必經過邏輯論證,更不必待「實踐檢驗」,因為它是一個信仰,信仰無法論證,只有信與不信。信了就是自由民主派,不信就是反對派。這裡說的權利,就是天賦人權,它是「不可分離的(unalienable)」,自己不可放棄,別人也不可剝奪,哪怕是為了多數人,或者被多數人剝奪也不行。這裡說的政府,就是中國人說的「江山」,他是為了「保障(secure)」,而不是「賦予(endow)」天賦人權而設立的。它的權力來自於被治理者的同意,不管他們是否參與了「打天下」。這就是「人民江山」的來由,它包含了「服從多數,尊重少數」這個要素,其真理性,是不必經過「實踐檢驗」的,雖然他的實現,要在實踐中完善起來。

而共產革命,表面上好像給勞動人民翻了身,當家作主,但是誰不聽話誰就屬於一小撮階級敵人,活該被剝奪一切權利,於是大家只好擁護如儀,不敢有不同意見。其後果是災難性的,特別是幫中共打下江山的農民,到了公社化時代簡直就成了農奴,套用《共產黨宣言》的語言:「他們得到的只是鎖鏈,他們失去的是整個世界!」 這和美國革命後自由民主人權的不斷深化成了鮮明對照。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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