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一章：尋 訪
第五節：夏 光 然
毛澤東時代，在反抗中共迫害的鬥爭中，我和夏光然結下了共生死的患難之情，當年張錫錕和劉順森相繼慘遭毒手以後，我和老夏便成了「火炬」生還的主要成員。
回重慶后，當我知道他在出獄后混跡市井的遭遇，對他深為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資助過他。我幾次為他找工作的努力沒有實現，深感力不從心。
中共長期的虐待，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留下性格被扭曲的傷痕，鐵打的漢子也難避這種傷痕的惡性發作。所以倖存者之間保持相互慰勉，成了我們之間的共同約定。
1989年他與王正印鬧得很僵，決定離開重慶，回到成都金牛鎮的老家去，回成都之前曾到北碚我的家中一聚，那次我們同去北溫泉和縉雲山玩了一天，並且合影留念，我問他回成都以後的打算，他不無傷感的回答我說：
「隨遇而安吧，我不像你有了家，我是孤身一人無牽無掛，在江湖上漂泊多年習慣了。我最牽挂的是那些在鹽源犧牲了的先烈們，民主尚未成功，我一定要回一趟鹽源五號梁子去，憑弔當年已經犧牲的難友們，他們的遺骨如何處置我也要打聽一下」。
以後的幾年中，我常常收到他的簡訊，這些簡訊只有幾句相報平安的話。直到1996年才收到他從資中城關寄來的一封信，說他準備到重慶來投奔我，我敏感到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恐怕到了流浪不動的時候了，想來重慶找一份工作暫時棲身。
我當即與毛貫益聯繫，看看他的八橋客車有限公司能不能給老夏安排一個看門的工作，不料，老毛嚴辭拒絕了。
想他從資中到來后，再作商議。那時我已在璧山投奔李倫所辦的海山公司，正同孫庸利用壁山坐椅廠的場地，開辦一個製作防彈衣的工廠。
接信后，我立即回了信，答應無論如何我要為他安排一個安渡晚年的事做。
八月份，我在璧山接到家裡打來的電話，說他已到了北碚我的家裡。我忙從壁山匆匆趕回，到家已是中午時分，進門見他端坐在我的客廳里，穿著一件灰色很舊的中山裝。大概因為心情不佳，再加上旅途勞頓，那滿臉的皺紋，花白頭髮已蓋滿了他的兩鬢，比之五年前從重慶離開時蒼老多了。
灰色的中山服，又臟又黑，好像有幾個月都沒洗過似的。腳上套著一雙綠帆布的「解放鞋」，那模樣與進城打工的鄉下農民沒什麼區別。完全是一個窮愁潦倒的流浪人。真乃「匆匆又作渝市客，晃然如隔數十秋，亂世今日撫昨日，今日仍在街中乞。」
我本想問他怎麼稿得如此狼狽？但我卻不知從那個標準和那個狀態來問，事實上夏老三從我在孟平店裡與他久別重逢后，一直都處在窮愁潦倒的狀態中，想來他在89年從王正印家離去后，恐怕日子一直過得十分艱辛。
今日中共統治下，過去的五類份子及其後人，一直掙扎在貧困線上。
何況像他這種不甘彎腰事權貴的人，半生囹圄，幾十年折磨，到了晚年仍在漂泊流離。看到他，想到近幾年為生活而死在打工路上的王大炳。因不願低頭，苦難伴隨著他們的晚年。
見到他們如同對鏡照見自己，相比他們的命運，我中年後得到了一個正當的謀生職業，免去了在社會上流浪，近年又蒙李倫不棄，取得了一個小小科長職位，卻因天性不苟與濁世同流合污。不但與一些發財的機會失之交臂，還在工廠內部的鬥爭中提前退席。
退休后，立即進入打工仔的隊列，雖平時節儉刻苦，仍無多餘積蓄可用來支付窮朋友們的求助，面對著形同乞丐的老夏，平添了我的壓力。
好在這些年我認識了一些朋友，解決個把人的生活還不成問題。
當我倆坐定后，我向他問道：「你現在生活來源靠什麼？」見我直端端的發問，他很不好意思的向我囁嚅了一陣說：「離開重慶時，早先有一點積蓄，本想做點中藥材生意，卻上了別人的當，本錢也被人騙走了。」聽他這麼一說，便不想追問下去，從口袋裡掏出一百塊錢來。
他接過錢捏在手裡繼續說：「來前在資中，往在朋友家，已經身無分文，這次從資中來重慶，火車票還是朋友給買的。一下火車到北碚來，因為沒有錢買汽車票，便將自己貼身衣服脫下來，當給汽車售票處了。
他一面說著，一面脫下那又臟又舊的中山服，裏面居然沒有任何襯衣。
他怎麼會混成這樣子，我不想追問，連忙到廚房裡熱了熱現存的菜飯，同他將就著共進了午餐，按照我原先的安排，下午就立即帶他去壁山坐椅廠，請求孫庸念在我和李倫的交情上，給他安排一個看守大門的工作。
他狼吞虎咽吃著我給他熱好的飯菜，一面告訴我他在火車上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了。面前的他完全像「風雪夜歸人」中的老乞丐，所不同的只差一根打狗棍和向人討飯的破碗了。
吃完飯以後，我在衣櫃里給他搜索了一大包我穿過的衣服，從新再添了五十塊錢，要他去汽車站把押在那裡的襯衣贖回來，一面掛通了壁山坐椅廠孫庸的電話。
這孫庸原是李倫的童稚之交，從小一起在含谷的農村中長大。據李倫介紹，文革時他在壁山公安局供職，因家庭出身，在文革中被划為走資派的黑狗崽，後來在李倫母親的掩護下，躲過造反派的追捕，免去一場殺身之禍，不得不離開壁山，離井背鄉到外地混了幾年。
文革結束后，孫庸得到平反回到了壁山縣公安局，不久下海，以老家的農舍為基地，開始做一點汽車零件的買賣，辦起的公司起名海山公司，李倫任專用汽車廠廠長，他依靠專汽廠而暴發，1994年壁山坐椅廠已成了佔地50畝的廠家，並獲得四川省私營明星企業和重慶市私營企業十強的桂冠。
我與孫庸從丁家開始按觸，是以質量部門負責人的身份在質量上扶助他們，從丁家茅舍到壁山坐椅廠的建立，開始時，因為「生存」關係，對直接扶助他的部門極為謙恭，虛心接受客戶反映出來的各種質量問題，認真加以改進。
一年後，他對專汽廠的幾個大綜產品，例如坐椅，側窗，不僅形成依附關係，而且形成了包銷包用的關係，乾脆取名為重慶專用汽車製造總廠坐椅廠。而專汽的職工，因為他們售後服務態度好，幾乎包攬彌補操作者操作不當所造成的損失，所以總裝車間的裝配工並沒有不滿的意見。
孫庸本人原是壁山公安局的警察，他熟諳共產黨權錢交易的訣竅，知道除了依附專用汽車廠外，還必須有一個「保鏢」，他的小兒子頂了他退休讓出來的位置。
為了應付政府各級衙門，孫氏父子承包了壁山街上最毫華的酒店，壁山市政府官員和公安局的刑警是他酒店的常客。
後來，孫庸從相隔不遠的某機械廠私下用重金挖來技術骨幹，併購置了一條生產摩托發動機的生產線，以最快的速度在坐椅廠地盤中心，建立了一條年生產能力千萬台的摩托車發動機裝配生產線。
開始半年果然獲利頗豐，孫氏父子，便將利潤很薄的坐椅換成生產摩托發動機。殊不知道這一次獨立運作的結果，卻沒有逃掉商品的經濟規律，重慶摩托車發動機一哄而上，產品很快出現過剩危機。上千萬流動資金被卡住，整個工廠無法繼續運轉，生產線停止了運轉。
而這時，無錫常州一帶更為狡詐的商人，探聽到發動機處於滯銷的海山公司，便從江蘇專程到重慶壁山與孫庸商定，以賒銷的辦法，將這些滯銷貨運往沿海，答應一定在裝配后，將這些賒銷的貨款如數返回。殊不知這些發動機有去無回，運出去一年了，賒銷的貨款卻連個影都沒有看到。
在短短一年多的發動機熱中吃了這個大虧，使孫庸明白他那點功夫，只有依附一個主廠，保證他的產品銷路，才能存活。他沒有掌握一支為他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和營銷班子，唯一手段就是賄賂國有企業的頭。李倫下台後，竊取了專汽廠領導班子的陳增，向他伸出了『雙贏』之手。
中共「改革派」想用經濟建設的成就，使自己迅速成為有產者，尤其想證明一黨執政比多黨制優越，為繼承獨裁衣缽辯護。然而，失去競爭所帶來的粗製濫造，失去監督所帶來的腐敗卻難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貧富分化使社會秩序日益混亂，搶劫銀行、搶劫珠寶店的事頻頻發生，老百姓幾乎家家有防盜門。
防彈衣及防彈車應運而生。
1996年重慶市把各銀行配置的防彈車生產權交給了專用汽車廠，雙方進行了『協商』，孫庸以豐厚的回報，從陳增手上接過了防彈車的生產權。
老夏大約就是在壁山坐椅廠陷入困境，孫庸剛剛與陳增搭上關係時，來到了這家工廠。根據我的估計，看在與孫氏幾年的老交情上，由壁山坐椅廠接納一個夏光然應當不成問題。
我從家裡打電話到壁山坐椅廠時，電話的那一端傳來了老孫大兒子的聲音，說他老子去浙江討債去了，雖然他沒有拒絕我的請求，但聽得出態度非常勉強。他向我訴說了一大堆的苦衷。
聽他的回答，讓老夏一個人去恐怕要碰軟釘子，所以決定親自陪他去一下。下午三點鐘便與他一起乘公共汽車去了壁山坐椅廠。
我在總經理室里終於碰到了孫露，彼此寒喧后，我向他介紹了夏光然，著重地向他介紹老夏的能力和現狀。孫露皺著眉頭，重複著在電話里已經說的話：「工人已大幅裁員。」
講了好半天，最後孫露表態說，只有將原先守門的人數再壓縮一個，讓老夏暫時充任。老夏就這樣免強地留了下來，工資沒有定。
那時，李倫的海山公司正在規劃防彈衣的生產線。我在陳家坪為防彈衣生產線繪製流程圖。
幾天後，我又專程從陳家坪到壁山探望他，看他住在其它看門人一道，問他孫老闆給他每月多少工資時，老夏苦笑著沉默不語。在我追問下，他搖頭說：
「誰叫我無一技之長，又在這種垂老時寄人籬下？我的處境在別人眼裡如乞丐並無兩樣，能夠有一碗飯吃，夜容一宿，我沒理由向東家再講待遇。再說你也不容易，孫氏父子已不像從前那樣為產品過關而討好你，你也在人家的管束下拿點打工錢。」
最後他才告訴我，孫庸每個月只給了他兩百元，除了節省著吃飯就一文不剩了。聽到這個情況，我立馬想找孫露去論理，因為我知道，重慶市門衛的待遇一般都在五百元一個月，怎麼會給老夏這樣少的工錢？
我剛剛站起身來，就被他拉住說道：「孫露是晚輩，你找他有失你的身份，再說我來時，他把話說明了，他這裏不需要人，換句話說，我是從別人碗里分飯吃，何況我才剛來，試用期也是三個月，等到以後你找他父親平心靜氣商量這件事也不遲。」
我又問道，你們除了看門還包含那些附帶工作？他說：「看門的人已經少到三個人，其中還有一個半兼職的飲事員，所以我們的值班時間，每天已增加到十二小時，除負責對進出員工登記，收發公司來往信件，還要負責廠區前的清潔衛生打掃，登記員工的遲到早退，督促工人們按時上下班。」
壁山坐椅廠開辦初期的雇傭者，都是孫庸老家的子弟，開始他們為擺脫農活，甩掉農民帽子感到新鮮，不久他們被煩重的（有時是沒日沒夜的）生產任務，和不小心報廢產品扣除工資的懲罰，使他們對孫老闆感到憎惡。他們在背地裡咒罵他比《半夜雞叫》里的周剝皮還要周剝皮。
工人們把工廠的工具，原材料、半成品，趁下班時夾帶出工廠大門，千方百計買通門衛，偷拿之風盛行。甚至發展到深夜用汽車，把整車的鋁材、窗框、汽車坐椅偷出門去，日子一久，被孫老闆發現，除了增派狼狗夜巡，並毅然的撤換了「門崗」，將最親信的外侄和娘舅充任這些崗位。
身為中共黨員的孫老闆，其剝削手段一點不比資本家差。
恰恰好在夏老三當門衛的這段日子里，1997年初，在壁山坐椅廠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有一天由七八個人組成的「索債隊」，氣勢洶洶的撞進工廠大門。他們不聽老夏的制止，徑直穿過庭院，直端端的向辦公室大樓撞去。
在兩個戴大蓋帽，身著藍色制服的『執法』人員帶領下，撞上二樓的總經理辦公室。孫庸辦公室外的財務和管理人員阻攔不住，兩個「警察」亮出了自已的工作證，證明他們是壁山縣工商局的執法警察。
來人口稱，縣工商行政管理所，收到了二十幾家工廠的狀告信，說壁山坐椅廠長期拖欠他們的摩托車零件款，現在已是年關在即，所以特別來查對這個事實。
索債隊伍中有兩個女人，在樓下尖聲的吼道：「今天你們不還錢，我們就要把你們的摩托發動機搬走」。那時孫庸還在浙江催款沒有回來。
手頭沒有錢又想發財的小業主們，常常憑著一時產品的適銷熱，一哄而上，在產品熱銷推動下，小業主竄合一起，將自己的零件材料盲目投入一個組裝廠，開始時哥們相稱，大碗的酒喝出了最初的『兄弟』關係。
但是好景不長，積壓發動機欠下配件款，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常見現象馬上出現了。一半因需求嚴重跟不上生產，一半因一時脫銷而粗製濫造，產品滯銷加質量低劣產生了小業主間的欺詐和鬥毆，很必然發生眼前這一幕了！
現在兩個自稱縣的工商民警，在經理室門外亂吼了一陣，卻不見裏面的動靜，其中一個一面狂喊：「孫庸你給我出來：」一面在陽台上拾起一塊磚頭向總經理室玻璃隔窗上猛砸過去，只聽見嘩啦一聲，足有8毫米厚的毛玻窗就像驚雷一樣被砸開一個大洞，碎玻璃落得經理室門前一地都是。
在裏面躲著的孫大少爺，馬上陪著笑臉走了出來。為了平息對方的怨氣，他連忙從褲包里摸出一包「紅塔山」來，連聲陪著小心說道：「諸位有話好說，消消氣」，一面吩咐在過道上辦公的辦事人員快給客人倒荼。
然而兩個大蓋帽將自己的公文皮包朝孫露辦公桌上一甩，打開包，從中間拿出一大疊欠條。原先在樓下喊叫的女人，見兩個警察在樓上攻破了辦公室，便連罵帶恐嚇的攆上樓來，隨行的其它人挽袖擦掌，口口聲聲喊道：「我們廠反正活不下去了，今天不拿錢來就砸了這家工廠。」
那用磚頭敲碎大門玻璃的大蓋帽，將手中的「警棍」交給了一起來的年青人，年青人會意，立刻揮動警棍將辦公室其它幾扇窗子一扇扇敲碎，一時辦公樓亂成一團。
孫露被來勢兇猛的討債人嚇昏了頭，獃獃坐著，連大氣都不敢出。他明白，今天這種場合，自己有一句失言，都會招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正當辦公大樓里鬧得烏煙瘴氣，孫露束手無策時，突然樓下壩子中一聲大喊，只見此時的老夏戴著門崗執勤的紅袖套，手裡拿著一根一公尺長的鐵棍，另一手叉腰、怒目圓睜的大喝道：「那裡來的，敢在這裏撒野？這是工廠重地，那個敢在大白天撞到這裏來鬧？」
樓上的肇事者，被樓下這突如其來的吼聲震住，一起停下了手，把臉轉向樓下老夏站在地方，等到看清楚吼聲正是看門的老頭髮出的，為首的大蓋帽推了一下帽沿，輕蔑地回敬道：「你一個小小看門的敢來干擾老子執法，小心弟兄們一個給你一拳，就要叫你扒在地下起不來！」
幾個正在興頭上的年輕人立即在樓上向他揮動著拳頭。
殊不知老夏冷笑一聲，毫無懼色，介面道：「你那戴大蓋帽的人聽著，你這一套只能詐騙那沒見過世面的年輕人，你們一進門我就看出你們是一群雇來的二流子，我已經打電話問過壁山工商所了，他們說他們根本就沒有派人來要債。
現在，你們別在這裏裝腔作勢的哄人了，我已經把你們來這裏搗亂的事報了警，一會警察馬上就到，你們這些冒充工商的人一個都脫不到手，我奉勸你們還是趁早滾出去，否則你們就要倒霉的。」
他一面厲聲的警告，一面還走到鐵門前伸手把門關上，做出一付關門打狗的架勢。老夏的出現不僅使那些大喊大砸的人停止了手中的動作，大家都一齊把臉扭過去，朝著從縣城馬路上駛來的汽車張望。
辦公室前剛才還殺氣騰騰的大蓋帽，一下收了剛才的架勢，為首的那個大蓋帽下意識的把頭上戴的帽子摘下來提在手上，接著用手向他帶來的人馬一招，所有的肇事者便跟在他的後面，一面小聲罵著，一面向樓下「撤退」。
只有那兩個女人還拉長了嗓門，但已不像剛才那潑婦罵街的架勢，而是帶著哭聲嚎叫道：「老娘已經快一年沒有領到工錢了，本來老闆答應我這次摧債如果有了錢，就首先補給我們的工資，砍腦殼的孫庸你教我們怎麼活下去喲？」一面還是跟著討債隊的後面，向著樓下「撤離」了。
走到工廠的那兩扇大鐵門口，一臉晦氣的大蓋帽，指著孫露吼道：「我還要來找你的，等著吧！」當他喪氣的跨出大門時，他又歪著頭狠狠的瞪了這看門的老頭一眼。恰恰好這個時候，遠處傳來了警車的鳴笛聲。
這支隊伍不敢怠慢，一齊跨出廠門徑直向路邊的一輛過路的中巴車奔去，叫停了那車，蜂擁爬上了中巴車，一溜煙的跑掉了。
院子里沸騰起來，年輕的本廠子弟，把夏光然簇擁著。他們對這個老頭已有了敬意，今天親眼看見，老夏在兇惡的催債人面前不慌不忙解圍的風采。孫露正準備打開保險柜，取出最後一點錢來退敵，卻沒想到這些人被老夏退去，他對這個平日不大開腔的老頭刮目相看了。
這時，老夏才向包圍他的工人們吐露了真情，他根本就沒有報警，也沒有打電話去縣工商所，他這樣的嚇唬來人，是從這支討債隊，自已語言上出現了矛盾，暴露出肇事人是廠家雇傭來的打手，當老夏道破他們是冒充縣工商局的，使他們感到心虛。那有不預先通知工商局就直撞工廠的？
這種以訛對訛，本是從中共常用的慣伎學來的。
想當年，林扯高抓到一紙「火炬」刊物，想訛詐出一個驚天的反革命集團大案，趁此機會，將他們十幾年最棘手的六隊人物一網打盡，趕盡殺絕。在險惡情勢下，面對氣勢凶凶的劊子手，不被對方設置的坦白從寬陷阱所迷惑，變被動為主動，反而質問何慶雲的證據。接連幾天籠罩六隊的恐怖氣氛被擊破，創下了以往一經被抓住把柄，只有挨斗、挨整的被動局面，轉危為安。
這也許就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的道理。老子兩千多年前的論述，而今能用的人已經不多，這是坐椅廠的工人，無法理解的，也是孫庸和他的兒子所不知道的。
自從這次風波后，孫老闆覺察到靠上層的「權」和手中的「錢」是不夠的。他開始對這個過去兩個多月來從沒正眼看過的，衣著破舊，沉默寡言的守門人刮目相看了。
原來孫鏞的轎車出入廠門，從不停一下，更談不上對守門人招呼一聲。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他從浙江回來后第二天，轎車進廠門時，破天荒停下來，跨出車門主動向夏光然握手，並從車廂後備箱里取出從浙江帶來的水果。詢問工作所遇到的困難。他知道老夏常犯胃病，專門給他帶來了胃藥。
不過老夏並不願改變他一貫的不卑不亢態度，從此，每當白色的桑塔那經過工廠大門時，不論孫老闆是憂是喜，老夏只禮節性點點頭。
而他同工廠里的工人們，相處得就不同了，大家一直尊他為夏老師。他同打工者相處得很融洽，晚上他的門房裡總是聚著一大群小夥子，有說有笑的談古論今，倒也沖淡了他的孤獨，使他並不感到凄涼和貧苦。！
然而他的病情卻一天天惡化了，先是吃飯老是感到喉里不暢，漸漸出現嘔吐。1998年4月，他已不能正常吃飯，小夥子們替他在廚房裡熬粥，熱中藥。他變得十分消瘦。然而他卻忍著病痛，不露聲色照常值班，守門，打掃清潔。
那時，我正按李倫的布置，加緊準備防彈服的鑒定工作，聽說老夏病體越篤，便在5月份專程趕來特地探望他，在他的寢室里他躺在床上，形如骷槁。無力的說：「我已不能進食，現在連喝下一點雞蛋花也要兜肚的吐出。」
我真想不到半個月沒有看到他，竟變成了這樣，忙詢問他到醫院看了么？他說，孫庸親自用車送他到縣醫院去作了胃鏡，只說是胃炎，開了許多中藥。
我看他床邊擺滿了大包小包的葯，告訴他防彈衣廠審核一旦通過了，我就立刻把他安排到我那裡，做一點編製計劃方面的管理工作，也用不著值夜班。這樣，生活上有條理，我們就可以相互照應了，對他的病會有所幫助。
這一夜他才把隱藏在心中的家事，告訴了我——
他一共五兄弟，他排行第三，夏老三便是他的小名。金牛鎮本是他的老家，兄弟中三人都是當地的農民，最小的弟弟十五歲，便考入了成都軍校，畢業后入伍，參加了共產黨。而夏光然，1962年在一群中學生中組織了金牛鎮人民黨，不久被中共破獲，以組織反革命集團將他下獄。
當年老幺出於仕途原因，登報斷絕了與老三的親兄弟關係……二十年後，他從鹽源回到金牛鎮的消息，很快傳到了五弟的耳中，這時候這位五弟已是成都軍區的一個大校軍官。不知這位五弟良心發現，還是骨肉親情，看到自己的三哥，流落街頭替人代筆書信維持生活，便派人把他帶到軍區大院。
向他表示不要再在街上流浪，答應他在軍區大院隨便干點事，以渡晚年。老夏心中明白五兄弟找他來，是對當年他的不認親哥表示懺悔。必竟眼下在金牛鎮只剩下他們兩兄弟了。
對中共早已認清的夏光然，懷著複雜的心態，不久隻身離開了成都，他說：「天地有正氣，人活就為這一口氣。撥出去的水難以收回，他不願一個曾公開宣布將他趕出家門的親弟弟，今天再招他寄住他的籬下。從那以後，十幾年過去了，成渝沿線布著他流浪的足跡。
一種無牽無掛交織著流浪者共有的失落感，伴隨著他親身體驗監獄外整個社會底層的酸楚，餓一頓飽一頓，晚上經常在車站碼頭露宿過夜。
據他口述，1979年他因刑期剛滿，調到農四隊，1982年在鹽源農場為張錫錕和劉順森作戲劇性平反會上，他當場責問鄧揚光：「人都被你們殺害了，現在憑你們一張空頭平反書有什麼意義」？
刑滿后，他仍保持著「火炬」成員的本色，繼續反抗中共對留場人員的壓迫，負責管理他們的敖麻子說他反革命本性絲毫沒有改，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將他「釋放」，離開鹽源農場，回到了他的金牛鎮老家。
返回金牛鎮后，他在場口擺了一個替人代寫家信和訟狀之類的小書桌，晚上又在附近茶館里為喝茶人講評書，得點茶水錢，維持著清苦的生活。
1963年，他入獄后，懷著遺腹的妻子，被所在生產隊長強娶，並逼她墮胎，遭到她拚死反抗，總算把懷胎八個月的孩子生了下來。
老夏回到金牛鎮時，他的兒子已滿二十歲，兒子面對著這個站在面前的「陌生人」心情極為複雜，要認吧，想起幼時被人欺凌時，這個本該保護他的人到哪裡去了？不認吧……
回到金牛鎮，房子早已歸他人佔有，妻子也成了他人婦，看著站在跟前兒子眼裡的尷尬眼光，知趣的老夏悄悄的離開了他們，用發給他的安家費在昔日幾個朋友的幫助下蓋了一個干打壘的土房子，聊作棲身之榻，不久便同路經成都的鹽源同難結伴，一起流浪到重慶。
他用平淡的口氣講述著他的經歷，他的處境很像狄更斯筆下的奧立弗，只是他並不是濟貧院里長大的孤兒，而是經過中共十幾年監獄錘鍊出來的火炬戰士，同他們認錢不認人，奉行大魚吃小魚作風完全不同，他靠自己的正義感和正直，影響周圍的人，雖然他常遭人算計，弄得往往連飯都沒得吃的地步。
他講完了這段從未向任何人講述的隱情后，顯得非常疲倦，最後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得的病我最清楚，如果真的得了不治之症，那麼我想，我最後投靠五弟的時間也許到了，我預計要治好我的病，需要大量的金錢，在這個時候我再不花他的錢給我治病，就未免太傻了。」！
認定終身反對共產黨一黨專制，那麼他寧可流浪飄泊也不會去討權貴的恩賜。中國自古就流傳著叔牙、伯夷餓死在首陽山下的故事，我們這個年代中，像陳力，張錫錕這種寧死不屈的中華精英，真值得我們的後代大樹特樹，否則怎麼說中華魂猶存？！
那天晚上，我倆相聚在我房間，夜半我還給他做了一碗雞蛋湯，大概因為我在他身邊，使他感到寬慰，喝下了沒有嘔吐，平靜的睡去。我卻沒有睡意，突然感到我同他可能是最後一夜相聚了。
直到五點鐘與李倫約好，今天是防彈服鑒定會準備工作的最後一天，我匆匆的起床，在離開這位難友時，我一再叮囑他，現在他的病情未知，身體已十分虛弱，一個人回成都，我絕不放心。必須有人護送，所以請他無論如何等我兩天，在我開完鑒定會以後，由我專程護送他回成都。
兩天以後，當我回到壁山坐椅廠時，門崗上卻不見了他。我連忙去他的宿舍里找他，正碰上與他同值夜班的老吳。
他告訴我說：「你走的第二天，老夏開始大口吐血。昨天晚上，他告訴我不能再等你了，再不走恐怕真走不回成都了，我再三勸他再等一天，等到老孔回來，他也沒有聽，臨走時囑託我，把你給他過冬的衣服歸還給你。」
聽他這麼一說，我馬上問道：「有人陪他一起走嗎？」老吳回答道：「他臨走時說是去丁家找小王，是不是請小王送他一下，我就不知道了。他剛走才半天，現在要去小王家，興許他還在那裡？」說著從懷裡掏出了一張字條，我接過那張字條時手在顫抖。
令平如晤：我不能再等你了，這次給你增添麻煩了。我這次打工教訓太大，真實了解基層打工仔的艱辛。我的性格決定我不向新貴們賣笑，同時，我的病情又發，不得不走。等你四天你還未來，我只好離去。我決定到成都醫病，如能康服，九月二十七日一定再到鹽源憑弔死難的友人。然後叫我在共產黨的顯貴「弟弟」供我晚年，（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我還要慎重考慮再作決定）。今後可能經常見面暢談今生事，或寫點小東西，握手。
友：光然 1997年6月7日
讀罷，我的淚水奪眶而出，心中喊道：「為什麼在這個社會裡好人老是沒有出頭的日子？敢於反抗暴政的人老是被人整得無路可走？
」九月二十七日，正是「火炬」最後一位烈士劉順森犧牲于中共屠刀下二十一周年的忌日，病篤流浪的夏光然仍念念不忘，其忠己表，只是大陸上何年何月有這些英烈的記念碑，使他們的英魂為更多的民主事業後繼者所記念？
來不及多想，把信折好存放，向老吳說：「你能不能帶我去丁家找小王，興許他還沒有走。」老吳為難的說：「你知道，孫老闆的規矩門衛值班是不準換班的。」
我只好到車間去問幾個家在丁家的人。找到以後，在廠門口登上一輛去青杠的客車，等我們匆忙趕到小王的家找到小王時問他，他卻說：「老夏一直沒有來過。」我心中一陣緊張，這個老夏，這個在監獄里經歷過多少磨難，好不容易活到今天的硬漢子，此時究竟在那兒呢？我迷惘的望著通向青杠的馬路自問。
難道他自己獨自上了去成都的高速公路，我們上那兒去找他？
我和帶路人只好返回坐椅廠。回到宿舍，老吳將他臨走時，囑咐轉交的一包棉衣提出來交還給我，那是我為他準備過冬的東西，現在人去物留，看著它我此刻掛欠他能平安到成都嗎？他能康復嗎？
唉！這些年來，從毛澤東地獄里熬出來的摯友們先後離我而去了，王大炳、潘朝元、現在難道輪到夏光然了嗎？這些相逢時可以傾吐內心的至交血友，今天還剩下了幾個？鄧自新，鄧小祝、陳孝虞、王文典這些人如今生死不明，不知漂泊到何方了？
每想到這裏，便將他留給我的那張字條拿出來讀了又讀，不願相信他就這樣走了，難道這一張質樸的留言，真的是留給我的訣別書？人生何其短暫，算起來，他不過比我大五歲啊！今年才六十多歲呀？
從那以後，大約三年的時光，我都在盼望郵遞員會突然送來告知他下落的信件，甚至希望突然有一天他會來信約我同去鹽源祭拜已犧牲的難友。
1999年，我專門寫信到如今還滯留在鹽源農場的朱凌飛，王文典，告訴他們夏光然在我這裏離去的經過，並告訴他們老夏若康復他要重祭先烈的宿願 。並請他們注意一有老夏回鹽源的信息立即通知我。
然而一年一年過去了，夏光然從此再沒有給我來過一封信。成都的朋友來電話告訴我，老夏沒有去過成都，鹽源就更是杳無音信了。
倒是每年我卻在做著一個夢——在鹽源二月的砂塵暴中，我看到了令我傷心的二道溝，在風砂瀰漫的五號梁子上，在那些埋葬這些烈士們的亂石堆中，夏光然正在向那些熟悉的墳塋鞠躬，一遍又一遍！！
原先的「火矩」成員一個個離去了，我越來越感到，揭露中共監獄黑暗的任務，在我肩上的擔子更沉重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