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日訊】如果說革命是要死人的，打仗是要死人的，這算是個主要理由。如果在建設時期，死於自然災害，死於不可控的事故，也能說得過去。除此之外的死人，尤其是因為政治原因的死人，把死亡也當成實現個人政治目的的工具、成為實現所謂主義的工具，這樣的死，就一定要探究，一定要追究責任。因為這樣的死，違背了最基本的人權，違背了最基本的生命權。
一、大躍進死亡數字的不同答案
關於大躍進的死亡人數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等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說：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為1600萬至2700萬；美國的資深人口學家班久蒂研究統計的死亡人數是2987.1萬人；美國的人口學教授安斯利•科爾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數是2481萬人；法國人口學研究所的所長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萬人；中國軍事科學院的辛子凌認為：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萬8千人，比中共上台前2129年中國歷史發生的203次（死亡人數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1萬多人還多764萬；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說非正常死亡人數在4000萬；金沖及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一書中說「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的民眾達3860萬人；金輝、王維志、曹樹基三人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即死亡人數在3250萬-3500萬之間；楊繼繩在著作《墓碑》中確定死亡人數是3600萬；[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認為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2]
孫景澤則認為1960年我國真實人口比1959年增加115萬，而不是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的作者所說減少1000萬！[3]孫景澤的研究成果已經到了不顧事實的程度，就連鞏獻田先生都不承認，鞏獻田認為，1961年各種原因死亡人數為940萬。把這兩年死亡匯總共計只有2649萬人，比復辟狂所說的3755萬人少了1106萬人。西安交大蔣正華教授採用歷年生命表參數計算和原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對美國科爾教授線性公式計算結果進行技術性修訂（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他們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691—2158萬人，那種估算在3000-4000萬人以上則是高估。無論死亡數字是多少，都改變不了非正常死亡、因飢餓死亡的事實。
具體到區和縣，尤以安徽鳳陽、河南信陽、河北人口死亡現象最為驚人。據鳳陽的死亡統計數字，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嚴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佔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佔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佔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隊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佔39.7%。打廟公社夏黃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佔68.6%。全縣死絕的有8404戶，佔總戶數的3.4%。[4]
餓死人最嚴重的是河南信陽。當年的信陽地委報告死亡人數是150萬，相關領導幹部回顧是100萬，當年中央監委（董必武書記）派出的調查組調查核實是70多萬，《信陽地區志》記載全區餓死人數是48.49萬等。《中國共產黨歷史》認為：「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5]這是一個模糊的統計數字，反映了統計的困難。1959年廬山會議後，河南再次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抓「小彭德懷」，使徵購透底，吃空頭糧，無米開飯。浮腫病流行，非正常死亡嚴重。「信陽地區農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糧而餓死的人數超過百萬。」[6]1962年1月，吳芝圃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59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曾數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1966年，毛澤東看了吳芝圃的檢查報告後，指示他不要再作檢查了。[7]
徐水是當時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58年風調雨順，「插根筷子都發芽」。但是豐產沒有豐收，為鍊鋼讓路，收紅薯用犁耕，爛在地裡不少。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兩個月就吃空糧庫，人均口糧只有四五兩，社員以樹葉、野菜、山藥蔓、玉米核充饑。1959年1月16日，保定地委在《關於浮腫病防治情況向省委的報告》中說：「浮腫病人在我區逐年增多，發病地區以徐水、涿縣為主。」1960年3月29日，老頭河公社26個村發生社員吃蒼耳稞中毒事件，550人中毒，4人死亡。1960年全縣浮腫病實際2447人，死亡329人。1961年災難達到高峰，全縣死亡1642人。[8]
二、死亡數字之爭變成了意識形態之爭
鞏獻田等人把大躍進的死亡數字降低甚至抹殺，並以死亡數字劃線。把死亡人數定為二千萬以上的，稱之為自由化知識分子，把死亡人數定在二千萬以下的，就屬於左派知識分子，在右派和左派知識分子之後還有相應的群體支持者。左派學者認為，把死亡數字定在三千萬或三千萬以上，與國內外反動勢力和自由化分子們的說法相一致，是潑向「中國共產黨的一盆污水」、是「射向中國共產黨的一支毒箭」。用死亡數字劃分左派知識分子和右派知識分子，左派知識分子和右派知識分子也就是程度不同，而不是性質不同。左派知識分子給右派分字定的罪名不但不成立，反而自己傷了自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死了兩千萬、三千萬，而在於死沒死人。按著左派知識分子的推理，死亡在兩千萬以下甚至死了一個人也是在向中國共產黨潑污水、放毒箭。
本來就是死亡數字，是一加一等於二的問題，數字本身沒有價值觀念，沒有立場，沒有世界觀和方法論，數字就是數字，它是社會調查的結果。由於每一個研究者研究的方法不同，研究的立場不同，研究的目的不同，所得的死亡數字也不同，死亡數字也變成了意識形態。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裡對意識形態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特殊的意識形態，另一種是全面的意識形態。特殊的意識形態是指由於情境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對某一社會情境真相的掩飾或扭曲，包括有意識撒謊、半意識或無意識地掩飾、有心欺騙或自欺欺人，這實際上是體現了特殊集團的利益。全面的意識形態是對一種世界觀或對一種生活方式的徹底信奉。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意識形態是代表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觀念的總和，其根本特徵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用幻想的聯繫來取代並掩蔽現實的聯繫。大躍進的死亡數字因為變成了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數字的真相變成了幻象，這一死亡數字不但在製造中扭曲，而且在傳播中扭曲、放大或縮小。
把死亡數字與意識形態勾連在一起，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本來也不是什麼新鮮事，蘇聯「大肅反」的死亡數字就是在斯大林的「階級鬥爭」、「人民的敵人」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凡是死亡的都是人民的敵人，凡是活著的都是人民或者是可以改造成人民的人。蘇聯解體後的各個國家的學者都在做還原真相的努力。還原真相，就是化解意識形態或淡化意識形態，讓歷史真正成為歷史，讓人們走進真正的歷史。據沈志華轉引羅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一書中說，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萬人被捕，300萬人被處死，200萬人被埋葬在集中營。而《共產主義黑皮書》認為，1930年代被鎮壓的人數大約為1600萬，其中：1932～1933年有600萬人死於飢荒；1937～1938年有68萬人直接根據國家政治保衛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判決被槍斃；1934年至1940年之間的集中營登記的死亡人數為30萬人；有將近220萬的被驅逐者或特別移民；1934～1941年間有600萬人被關進集中營和流放區。[9]
大躍進之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大肅反」在中國的翻版，同樣是以「階級鬥爭」理論為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死亡人數至今是個謎，有人說在30萬至300萬之間。正如一九八○年鄧小平對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10]這是一個不精確的精確說法。
死了三四千萬也好，死了一二千萬也罷，這不僅是個數字問題，而是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非正常死亡問題。這種非正常死亡，都是權力者對生命及生命權的不尊重，都是對生命的無理侵佔、侵犯、侵害和掠奪。
生命權的法律解釋是：生命權是個人保有作為一個自然人的各種生理、心理特性的存在和延續的權利。生命是個人承擔社會權利和義務的物質載體，擁有生命是個人作為社會人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權利。生命權的人權解釋是：生命權是人權最基本的權利，是其它權利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生命權，其它的權利只能是虛置的權利，沒有任何的實際意義。《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規定：「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這不是簡單的詞的先後順序問題，而是內容的先後順序和邏輯順序問題。沒有生命，就沒有自由，也就沒有人身安全。裴多菲詩句裡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其精神可嘉，但因生命的非神聖性而使愛情和自由都絕了根。
每一個來到這個世界的生命都是神聖的，都具有同等的價值和尊嚴。這種生命與尊嚴不會因為貧窮而受到貶損，不會因為富有而提升生命的奢華，不會因為身體的殘疾而降低生命的質量，不會因為生命的短暫而減少生命的光芒，不會因為生在大都市就增加生命的高貴，不會因為生在農村就讓生命布滿歧視的灰塵。每一個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生命都是脆弱的，都是不可逆轉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因為天災、人禍隨時使生命戛然而止。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給這個世界帶來色彩。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可侵犯的，尤其是不能受權力的侵犯，不能成為權力者的工具。每一個生命都必須受到同等的珍視。同樣，大躍進非正常死亡的每一個人都具有同等的尊嚴和價值，歷史不能忘記他們。大躍進的死亡數字的真相，會通過歷史來回答，在這一點上，劉少奇說得很清楚：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三、絕對權力使死亡成了數字遊戲
大躍進非正常死亡具有多方面。有國內的原因，有國外的原因，有經濟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按著鄧小平的說法，中國的體制是從蘇聯照抄照搬過來的，相同的體制具有驚人的複製能力和不可遏制的運轉邏輯，死亡數字也是這一體制的邏輯展開。表面看來，大躍進死亡數字與蘇聯「大肅反」不同，在中國是發展經濟體制運轉邏輯的惡果，在蘇聯是搞政治體制運轉邏輯帶來的惡果，但實質都一樣。蘇聯與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都是由絕對權力所推動，都在絕對權力的意識形態指導下進行。
絕對權力絕對濫用，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蝕人的心靈，這是政治學的基本常識，也是幾千年來人類政治智慧、政治經驗的總結。從歷史上說，當黃炎培與毛澤東問答如何避免中國歷史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時，黃可能做夢也沒想到毛澤東提出的走向民主新路，讓人民監督政府最終也回歸了歷史的巢穴。絕對權力有赤裸裸的濫用，這種濫用類似於屠夫與羔羊的權力。也有溫情脈脈的濫用，這種濫用類似於父權，人的生命只有在絕對權力的父愛的呵護之下才有意義。父權以把人永遠看成孩子為目的，如同瘟疫對人的影響，使人消沉、精神頹靡、麻木不仁、關注享樂、毀滅道德、破壞幸福，使公民的精神之火慢慢熄滅，心靈之光逐漸暗淡。就絕對權力與人的生命關係來說，父權思想的真實目的是把每一個人培育成實現其個人目的、維護個人統治的工具。絕對權力絕對支配和濫用人的生命，這種支配和濫用或把人推到崇高或把人降之以卑賤，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就是不把每一個人看作是平等而神聖不可侵犯的目的性生命體，從而使人的生命成為絕對權力的工具，人的生命僅僅具有工具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絕對權力那裡，死亡只是一個沒有生命的數字元號。死亡數字的復活，只是絕對權力玩的數字遊戲，其目的是鞏固絕對權力。
烏托邦主義是漠視個體生命的思想根源。阿倫特指出：「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它就用灌輸來代替宣傳，使用暴力與其是說恐嚇民眾，不如說是為了經常實現其意識形態教條和謊言。」[11]絕對權力的謊言印有科學的標籤，以示絕對正確，如同在民眾面前做自我表演的廣告。「群眾領袖的主要資格是永遠無誤；他絕不承認錯誤。」[12]絕對權力的謊言總是宣告發現了歷史的規律，任何人的質疑和反對都無異於螳螂擋車。權力者往往以歷史規律發明者、發現者和運用者自居，使人們「從現實逃避進虛構，從偶合逃避進一致性，遂顯得頗有生機」。[13]他們在奪取權力之前會編織出一個謊言世界，在奪取權力之後有千年至福的承諾，把謊言的實現推向一個遙不可及的未來。他們知道那是謊言，他們從來也沒想實現。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分析有兩個現實版本，一個是希特勒時期的德國，另一個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絕對權力製造的人類空前大災難都是以謊言的名義發動的，謊言成了群眾獻出生命的最好理由。順便提及的是，「左」派的悲劇在於，失去了絕對權力，卻沿用絕對權力的意識形態方式製造謊言。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阿倫特對當時的中國就表示了擔憂，沒想到這種擔憂最終還是不幸地成了現實，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在中國成為現實之時，就是成為災難之日，人的生命再一次成烏托邦的犧牲品。李銳和李澤厚的研究表明，毛澤東在青年時代也曾經憧憬烏托邦式的社會組織形式，毛澤東描繪道：「合若幹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嶽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14]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把這樣的烏托邦社會藍圖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會化運動付諸實施，他「希望建立一個純粹公有製成分、實行產品經濟、分配上大體平均的、限制『資產階級權力』的自我封閉式的『社會主義』樂園。在這個社會裡，產品並不豐富，但是分配平均；社會分工極為模糊，但是『公正』；所有製成分單一，但是純潔。」在領袖好大喜功的精神指導下，中國大陸到處出現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這樣的痴人妄語。[15]
群眾主義是漠視個體生命的重要因素。群眾這一概念在歷史上一直被專制者所濫用。希特勒就是利用群眾的典型代表，他說：群眾「就象女人……寧可屈從堅強的男人，也不願意統治懦弱的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所折服，而不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麼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遺棄了。他們既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決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含義。」凡是有群眾的地方，就可能產生極權主義運動。[16]法國思想家勒龐在《烏合之眾》對群體進行了心理學分析，認為群體中的個人不管是誰，只要他們變成了群體這一事實，就使他們形成了集體心理，受群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規律的支配，這一規律通過如下特點表現出來：群體的衝動、易變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對群體有支配作用，並且它的反應會不停地發生變化。群體不會深思熟慮。群體易受暗示和輕信。它把頭腦中產生的幻覺當做現實，且這種幻覺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群體中有教養的人和無知的人沒有什麼區別；群體情緒的誇張和單純。群體不允許懷疑和不確定，它們的感情總是走向極端；群體的偏執、專橫和保守。群體面對強權卑躬屈膝。群體中的道德可以高尚也可以低下。勒龐對群體的心理分析基本是貶義的，他的書名把群體稱之為《烏合之眾》很顯然不是對群體的讚揚。
勒寵的觀點可以用群眾主義來概括。群眾主義強調群體的至上性、不可制約性，並以群體的名義貶低、壓制、抹殺個體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實際上，群體是表象化的，是虛擬的，只有個體才是真實的，群體往往有抹殺個體的邏輯慣性。以群體的尊嚴代替個體的尊嚴，以群體的生命代替個體的生命是群體生存的基本方式。群體是可以化約的，群體可以化約到個人，個人具有了不可化約性，個人的生命化約到個體才有了真實性、現實性，真實的生命從來都是個體的生命。群眾是需要有代表的，群眾代表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的。在歷史上發生的多起以人民的名義、以人民群眾的名義、代表人民、代表人民群眾濫殺無辜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而大躍進的非正常死亡其中就包括上級領導幹部代表群眾對個體生命的戕害。比如在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4643人，其中多五類分子，有190人是生產隊幹部和黨團員。據西留營、南張豐、八一農場三個勞改隊統計，有30人捕後，死在勞改隊，其中包括兩名黨支部書記。[17]
現實社會矛盾的積聚是漠視個體生命的現實基礎。國外的研究學者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研究並公布中國大躍進的死亡數字，也是通過還原真相和化解意識形態或淡化意識形態的方式做祛除謊言的努力，讓人們牢記大躍進的歷史教訓，客觀上也為執政黨塑造新的合法性。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因為中國社會矛盾積累嚴重、兩極分化短期內難以解決、社會分配不公、正義的底線失守等因素，使得「左」的生存空間有了擴大的趨勢。在歷史上，「左」從來都是與絕對權力一拍即和，甚至成為絕對權力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之後在鄧小平的防止右，主要是反「左」的指導下，「左」才因為缺少權力的依傍而第一次走下聖壇。當「左」傍不上權力的時候就只有傍群眾，通過傍群眾的方式試圖要挾權力。中國的民眾由於受歷史傳統諸如包青天、好皇帝思想的影響，群眾在心理上、情感上選擇超凡魅力的領袖、選擇毛澤東也就有了部分合理性，也與「左」派的言論一拍即合。
絕對權力的絕對濫用，是大躍進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根本原因。烏托邦主義、群眾主義是絕對權力的組成部分，現實社會的諸種社會矛盾又為新的絕對權力的濫用提供了部分基礎。為大躍進每一個非正常死亡者立碑，給死亡者以尊嚴，給活人以尊重，給人權以神聖，是吸取歷史教訓的基本內容。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實行權力分立，有效約束權力，才是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根本措施。
[1]丁學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大躍進餓死3600萬》，http://hi.baidu.com/freeysl/blog/item/d4c50608f01f1f3ae8248878.html
[2][5]《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所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563頁。
[3]鞏獻田：《堅決清除潑向中國共產黨的這盆污水—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處謬誤的分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3384
[4][17]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4頁，第38頁。
[6]章重：《信陽事件揭密》，《黨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44頁。
[7]黨史文苑：《吳芝圃檢討大躍進餓死人：處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鳳凰網,2010年5月25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5/25/1550662_0.shtml
[8]堯山璧：《徐水大躍進:共產主義神話的災難》，
http://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73114573_2.html
[9]沈志華：《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360頁。
[10]參見《鄧小平：「文革害死多少人」？那是天文數字》，
http://www.bdlrl.com/ship/_private/01_wxys/004_dsbj/wg-06.html
[11][12][13]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三聯書店，2008年6月第1版，第342頁，第349頁，第352頁。
[14]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三聯書店，2008年6月第1版，第140頁。
[15]鄧鵬：《「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與烏托邦理想》，《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14期。
[16][法]古斯塔夫•勒寵：《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翻譯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2-23頁。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