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7日訊】這幾日，沿海發生的幾起「聚眾滋事」已大致平息。背後，既有外地人與本地人的積怨，也有官民之間的矛盾。此類事件，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已是中國的老問題。問題已老，各地的解決方案如果還是大事化小，逡巡不前，才是最要憂心之處。
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衝突，並非中國獨有。幾年前巴黎的非洲移民二代找不到工作，反抗社會排斥，使該城火光衝天，無數汽車被砸，令人印象深刻。但在中國，情況顯然更嚴重。不僅因為這涉及到2億以上的龐大流動人口，更因為中國的「新移民」們，還處於候鳥狀態，連最基本的教育、福利與政治權利，也遠未得到保障。由於無法分享這些權利，他們只能處於工具性的生存狀態，很難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以千萬計的外來者在新城新村工作了一二十年，卻依然是典型的異鄉客。
危險正在顯性化。重返農村，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已不可能。蓄水池能蓄的，只是已經快被榨乾了的第一代農民工。年輕人想平等地做個城市人，進入本地的主流與中堅階層，卻處處碰壁，遭受歧視。在這個民智早已開啟，啟蒙基本完成的時代，這絕非長久之計，被體制隔離者必然要衝破隔離體制。大壩築得越高，衝決的力量就將越強。
早在幾年前，討論這種城鄉隔離體制隱藏的危險時，「恐懼」、「城鄉內戰」這類強烈刺激情緒的語彙，已被媒體與學者屢次使用。詞語只是工具，支撐者是城鄉之間巨大的權利與福利落差帶來的結構性怨恨。
如果有最基本的城鄉權利公正，這種怨恨，本不應形成。譬如，在沿海某村，本地人只有7000，外地人卻有八萬。本地人有土地、有廠房、有資金，外地人有勞力，他們一起創造了巨額財富。自由市場下，大家各有所得，經濟景氣時，多賺點，經濟不景時，各自承擔不同的風險。老闆固然賺得多，但也可能賠得傾家蕩產。工人少掙點，卻也不至於沒了身家。只要規則公平，或賠或賺，各憑運氣與本事，都不應心生怨氣。
現實卻往往是，勞資出現了糾紛該如何解決，可以在哪裡擺攤，買個摩托車在村裡跑要不要交錢，交多少錢，這些規則都由城裡人、本地人來定，鄉下人、外地人沒有話語權。
規則既嚴苛又不公，治安隊中的爛仔們執行起規則來，更是無所顧忌，外地人受欺負，便在所難免。日積月累，權利不平等導致規則不公，最後內化和固化為身份認同的巨大差別：我們是外地人，是窮人，他們是本地人，是富人。我們是打工的，他們是老闆——他們欺負我們！
此種認知一旦形成，社會便分裂為壁壘分明的不同群體，階級意識、地域意識、族群意識重疊加強，相互激蕩，一點火星，便可能引爆劇烈衝突。無論壁壘這邊的「我們」，還是壁壘那邊的「他們」，都不免身不由己地捲入爆炸式的衝突，所有人的安全、自由、夢想、財富，便一起處於危險之中。
怨恨不生，和平方起。拆除不同階層、不同人群間的種種壁壘，怨恨才無所附著，讓本地人與外地人在公正的政治制度與法律規則之下，休戚與共。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有序地安排行動步驟，一步一步地達成讓每個能在當地找到工作的人，享受同等的基本權利。即，讓城鄉的孩子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勞資發生衝突時，老闆與工人，得到公正的行政或法律裁決；地方政府發紅包時，新移民也應有一份；一個村子一個社區如何管理，讓打工者們也有發言權……這是一場深刻的平權運動。
這場城鄉平權運動已經啟動，但是幾個重大關節尚未打通。新選舉法將城鄉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從4∶1調整為1∶1，紙面上，城鄉選舉已經平權。關節之一，這些「新移民」的選舉權，還遠遠沒有落實在工作所在地，他們不得不回原籍參選。即便人大選舉有實質進展，這數以億計的選票背後的巨大政治能量，也很難在工作所在地體現。後面的一系列社會與經濟權利的平等改革，也就無法隨之展開。關節之二，便是選舉權的真正落實，還需要政府給出更大空間，更有賴於參選者與選民們的艱苦努力。選舉權更好地落地與城鄉的權利平等，理當齊頭並進。
形勢已經很嚴峻。大手筆放開戶籍限制，實行居住地制度，讓這些新移民平等地參加選舉，才是改變城鄉隔離的根本途徑。惟有平等接納他們，對抗才會被消融。一個真正的命運共同體，需要奠基於一場偉大的平權運動。
──轉自《南方周末》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