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23日訊】
【黄花崗編者按】雖然自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閱讀以來，共產黨學者和國民黨學者猶如“趕集”似地穿梭在大陸、台灣和美國各地，他們的閱讀研究成果，更能夠在大陸和台灣通行無阻。但是，這篇文章，目前無論是在大陸和台灣都不能發表。本刊囿於這一實情，決定自本期起予以連載，請海內外的讀者給予關注。
作者：安長林 童瀟竹
第一篇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復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仿佛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
評點﹕ 道理似乎說得全對，言詞似乎十分公正……。但是，歷史的本相從來不會迷失。因為，本相只有一個，過去它在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今天，它在歷史上依然存在著。迷失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尋找者或研究者，褒獎者或鞭韃者，蒙蔽者或欺騙者，還有就是“別有企圖”或“心懷別緒”者。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接近本相，如何才能去接近真相。找出更多和更加接近本相的歷史真實來。倘能如此，那我們的研究方向，就是正確的；我們所發掘的事實，就有可能更加接近歷史事實本身。
所謂非好人即壞人，非神即鬼，不是天縱英明就是天生罪人，或非善即惡、非功即罪者，也正是共產黨所獨有的“兩分法”。因為共產黨對歷史人物“不是批倒批臭，就是捧紅捧紫”，其慣用的手段，則是“昨日還在號召萬方歌頌之，今天已經號令人人打倒之；還要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共產黨的此類“史跡”，實在是多得枚不勝舉。至於共產黨的“欺騙史學”、“頌歌史學”，“陰謀史學”、“影射史學”和必須為其“革命”、“極權”、“暴政”服務的形形色色史學，誠如辛灝年先生所言，除卻前蘇聯為首的“馬列黨族國家”――就是那個已經崩潰的“社會主義陣營”，則不論中外，便確然是史無前例。因為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自古就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等許多的錚言，就有許多為紀錄實史而不惜掉頭的史家，更留下了千千萬萬種敢於，或無須“敢於”，就能夠據實而論，好壞兼述，美惡俱呈的史書和史籍。
所以，“非神即鬼”的史學，惟有馬列中國之一代“史學”所獨有，如果它還能夠被稱為史學的話。然而，中共學者在此卻以莫須有的方式，明知只有共產黨擁有此 “獨家史學和不倫史學”，卻將之說成是仿佛與共產黨無關的一般歷史研究現象，作者是否有為中共“隱惡”的意圖，便有些嫌疑在身。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因為無論做什麼，只有“思無邪”，才能“行端正”。無邪則正，邪則不正，更不是自命“公正”便能夠“公正”得了的。雖然，凡是有黨派的，自覺或不自覺都要為其黨派服務的學者，則是無論如何都是很難做到公正的。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自序： 蔣介石一生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後，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 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1949後退到臺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 個中國，在活過88年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勳盛德”，“光華流澤”，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兇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 兩種情況，簡單的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
評點﹕ 作者在“比興”之後，終於開宗明義地說到了他的閱讀研究對象――歷史人物蔣介石。其所述蔣介石的重大歷史經歷，基本是正確的。但是其所提及的某些歷史事實和說法，有的令人費解，有的則需要加以說明，有的尚需要幫助作者來“說穿”。
第一，歷史上有過兩次“國共合作”嗎？在大陸民間歷史反思早已否定共產黨的這一“歷史性欺騙”之後，作者還要根據當今共產黨之迫切需要，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中，大談“國共合作”，依舊“黨云亦云”，令人匪伊所思。
歷史的事實是﹕在蔣介石的辭典里，一是，1923年從蘇俄歸來後，就曾堅決地反對所謂的“國共合作”，反對所謂的“聯俄容共”，明確指斥當時的蘇俄與老沙皇及世界上的帝國主義“沒有二樣”，對中國的疆土，特別是我們的新疆和滿蒙，甚至是本土，都充滿著野心（註1）。而後來的歷史也早已證明他完全正確。
二是，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在共產黨數度向他提出“四項保證”（註2）之前提下，蔣介石才表示接受共產黨“輸誠”，說得不好聽，就是接受共產黨“投降”。自此，中共逃亡的“落腳”地陝北，便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允許建制的陝甘寧邊區；中共的兩萬逃亡軍隊，遂成了吃國民政府給養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所屬第十八集團軍，就是“八路軍”。雖然他們不打日寇，專打國軍，希望“日本人對中國的土地佔得越多越好”（註3）。
那麼，“國共合作”一語從何而來？就象所謂的“新三民主義”，純粹是在孫中山死後兩年，由前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幫助中共捏造出來的那樣，“國共合作”一語，則是列寧在1921年對蘇共（佈）、俄屬共產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即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是因前蘇聯共產黨在聯合中國的“南北兩軍閥”失敗失算之後（註4），因發現在中國真正有影響、有力量的還是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列寧才指示他的“中國支部”――中國的共產黨，要和中國的國民黨實行“合作”。說穿了，就是其時人數尚只有百二十人的中國共產黨，不過是在秉承境外主子的指令，要借“國民黨之懷，育共產黨之胎”；就是當時戴季陶所說的，共產黨是在“利用國民黨的軀殼，發展他們的共產黨”；或當時的汪精衛所說的，共產黨就象“豬精鑽進了鐵扇公主的肚子裏”那樣，要打入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以誘惑國民黨，誘發中國的共產革命罷了。所謂“國共合作”一語，純粹為列寧所創造，所指示，所命令。而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不過是前蘇聯的陰謀伎倆和中共的聽命從事（註5）。
中國大陸學者、前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所長陳錫其教授，早在1986年就已經指出，在中國國民黨（不包括當下的台灣“中國”國民黨）的全部文獻上，非但沒有出現過“國共合作”的文獻，就連“聯俄容共”的文字都沒有出現過，它們最早都是出現在蘇俄和中共的文獻上（註6）。至於今日國民黨不孝子孫們還在糊涂地囈語著什麼“國共合作”，我們就不去說他了，說也無聊。所以，所謂國共合作，正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言﹕ 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誠和虛假歸順（註7）。
第二，中共學者，也算“學者”。是學者，在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上，就不能含糊其辭，更不應該裝糊涂。孔子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為知也”。在中國的現代史上，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把蔣介石美化成了千古聖人？又是哪一部分人把蔣介石丑化成了萬古罪人？特別是後者，這是中國大陸的幾代黎民百姓都耳熟能詳的事情――是共產黨，才把一個曾領導了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成功，更領導了中華民族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大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丑化、惡化、妖魔化、流氓化了。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在“辨識新中國”之同時，還必須“還原蔣介石”（註8），便成為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歷史反思懷有深悲巨痛的歷史主題曲之一。
然而，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研究和成果”，非但絕口不提大陸民間二十餘年的歷史反思成就，絕然不提及人民痛苦“還原蔣介石”的功績，更是絕不提及﹕正是共產黨才竭盡所能、不擇手段地誣蔑了蔣介石，是共產黨才極端地甚至是無恥地要將蔣介石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子”上，還要踏上無數隻腳，妄圖叫蔣介石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因為，正是共產黨，才聯合了一切外敵和內敵即﹕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前蘇聯， “專打蔣、不打共”的日本侵略者，和大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革命的所有逆子貳臣，以及作為滿清王朝遺老遺少的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才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打倒了蔣介石，篡立了中國的馬列政權。避開了中共“誣蔣、打蔣”這個歷史真實和現實真實，撇開了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還原蔣介石的艱難痛苦成就，只含糊其詞地“這一部份人”，“那一部分人”；“這一極端”，“那一極端”，其與共產黨不言而喻的曖昧關係，其對人民反思潮流暗相抵觸的對立立場，豈非耐人尋味？如此中共學者，還要一開場就要一再地標榜公正，又如何標榜得起公正？又怎麼能夠公正得起來？
第三，至於把蔣介石當作神明者，有沒有，有。他的一些曾與他生死與共的將帥部下，其中殘留人間者，至今提到他都會老淚盈眶，甚至作文頌蔣以至於極。這只是表達了他們對蔣的感情，卻不是在“作史”。它們當中豈但大多數不是什麼歷史學家，就算有專門肯定蔣介石一切正確的國民黨御用學者，它們也從沒有用過共產黨對毛澤東那種令人肉麻甚至是令人恐怖的瘋狂諛詞，什麼“紅太陽”、“四個偉大”之類，如郭沫若“兩個太陽”的頌歌等等。而且，他們從來不曾在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上，形成過一種流派；更未在中國現代歷史研究上佔有過任何地位。相反卻遭遇過種種非難，有些對他們的批評也並非不對，那是因為他們以感情傾訴代替了客觀陳述。
反之，就歷史事實而言，當蔣介石為民族國家建功立業之初，不僅橫罵他的多，而且惡打他的更多。蔣不僅在擁有著相當言論自由的大中華民國報刊雜誌上天天遭人橫加指罵，而且在蔣介石為了統一民國的艱難奮鬥中，歲歲年年地遭遇著誣蔑、反撲、顛覆，甚至是勾結外族外敵對他進行殊死地進攻――中共首當其沖。那些不是拿槍、而是拿筆的共產派文人，不就公然地在“解放前”的報刊上責罵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嗎？甚至年復一年地破口大罵蔣介石反動、黑暗，是個“地痞流氓”嗎？誰把他蔣介石當作神明了？誰把他蔣介石當作聖人了？連當時的國民黨也沒有。國民黨內公然反蔣，甚至幾度逼蔣介石下野的事實，可謂人盡皆知。就不說誰又曾把蔣介石當成“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的紅太陽”，而天天都要向他作“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 了―― 有嗎？
再就是，直到今天，又有誰人敢於稍稍罵兩句毛澤東的“第四代接班人”呢？就連罪惡滔天的毛澤東，雖然已經死掉三十餘年，可在今日中國大陸的無數報刊上，又有誰敢於對他“不恭和不敬”呢？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代表，被中共媒體和海外糊涂人捧為著名的和權威的“大家”，不是還要在他的“成果” 裏，對當今中共惡黨之首惡胡某人“有關歷史研究問題”的指示，十分用心地表示著他的“第一種忠誠”嗎？還要利用閱讀蔣的日記，來為胡某人提出的要與共產黨極權專制“和諧”的理論盡心盡力嗎？
我們如若也要一言以蔽之，就是﹕修史者一定要做明白人。說真話，做明事，不要也搞出什麼“革命的兩手”來，陰一套，陽一套。倘若人人都明白的事情，你都不明白，說不明白，還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甚至讓別人對你人鬼難辨，那你還有什麼資格來“述史”，你的“公正”又從何而來？
第四，在中國大陸人民自己通過對歷史的反思，讓真實的蔣介石已經和正在回到人民的眼前之時，之所以中共學者時時刻刻都要將“公正”兩個字掛在嘴邊，更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這一機會，由他們這些曾跟著共產黨、曾幫助共產黨罵夠了蔣介石的人，來重新“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來否定人民已經和正在還原的蔣介石，其目的，雖然在共產黨是“一以貫之”，但是其手段和說法，卻有了不小的變化。說白了，就是由於時移代遷，共產黨變“聰明”了，共產黨的學者們也已經變“聰明”了。這是中共專制統制“被迫弱化”的結果，因為聰明了並不等於進步了。因為還要象過去那樣，只簡單地、公然地、重復地再把蔣介石橫豎臭罵，批倒批臭，已經行不通了。因為，八十餘年來，特別是共產黨在中國建立馬列政權以來，被共產黨批倒批臭的許多人，不論文武，不論死活，其中許多人，今日早已香遍中國。
不說蔣介石、胡適之這些曾被共產黨批得體無完膚的人物，就是早年的許多軍閥政客，後來的許多墨客文人，直至共產黨的自己人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之流，凡是被共產黨批過的，罵過的，鬥過的，逼死的，害得家破人亡的，今日也都已經在中國大陸甚至滿世界內“咸魚翻身”，甚至“譽滿中外”。特別是“北伐是蔣介石領導打贏的，抗日更是蔣介石領導戰勝的”，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成為人民的“共識”之時，瞭解情勢的中共學者，就要在絕不提及中共曾經對蔣介石的極端批判辱罵之前提下，來學著“公正”的模樣，“重新出發”，既不得不承認人民對蔣介石已有的某些“還原”，又要重新否定已經為人民“還原”的蔣介石本相；要在儘可能的情形下，推翻人民反思蔣介石的巨大成就，保住中共對蔣介石的基本否定和根本否定。其必須固守的原則就是﹕在“蔣、共關係”上，只能是共產黨對，蔣介石錯。共產黨對國家人民有功，蔣介石對國家人民有罪。這便是他們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的真謀略和真目的。
所以，中共學者們才要在表面上提出批判“兩個極端”，但絕不說共產黨一貫極端；一心要否定人民痛苦反思的成就，但又只好含糊其辭地將之指責成另一種極端；更要在新形勢下，在行為上裝作“公正”，標榜自己非但與黨、與民皆不相同，而且惟有他們才超越了“兩極”。如此才能達到既能夠維護共產黨的歷史正確性――因為它們自己就是共產黨；又對人民反思包藏禍心――因為它們就是要為了共產黨的“政權穩定和專制和諧”，而一定要推翻和取代人民反思的“危險成就”。這當然又是中共學者的惑人招數。謂予不信，請見中共學者的後文，和我們將針對歷史事實所作出的評點。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自序： 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
點評﹕誰都知道當今中共黨魁胡某人近些年來發明了一種叫做“和諧社會”的理論，稍有知識的人也都知道，這個“和諧”理論，說到底，也就是人民必須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和諧”；並且，人民只要稍稍敢於不“和諧”，惡黨的裝甲車，機關槍，由惡黨豢養的武裝警察，再加上為惡黨所操控的黑社會流氓勢力，就會一起向著我們可憐的人民撲殺過去。以至今日的中國大陸，“血案頻生，大俠輩出，烈女揚威”（註9）。整個社會豈但是全然“和諧”不起來，而且一場大的社會變革眼看就要來臨。當然，正因為如此，中共學者才必須憂黨之所憂，急黨之所急，為胡某人的“專制和諧理論”服務，為苟延中共的專制統治服務。所以，他們即便是在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時，也要為本黨總書記的“專制和諧理論”筆下生花，竭盡阿諛之能。如此，你又如何標榜得起“公正”？又怎麼能夠尋找得出真實的蔣介石來？至於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時候，高談“民族和解和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此不過也是要利用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來執行其本黨對台灣的的統戰謀略罷了。這個謀略，就是前評已經點到的，為中共儘可能地實現“和平解放台灣、實現專制一統”而賣力。如是，讀者總該明白了“什麼叫做中共學者，和誰才能被叫做中共的御用學者？”要知道，中共學者的狐狸尾巴就是這樣露出來的……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自序： 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三十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 能。
點評﹕ 第一，何謂國共大戰？ 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前，它是中共在中國人民的“世仇大敵”（蔣介石語）前蘇聯指揮下，背叛中華民族，顛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武裝叛變。共產黨稱之為共產革命戰爭，是列寧發動“世界革命以保衛蘇俄”的一個部份；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平定共黨叛亂即“剿匪”。
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後，在共產黨，則是一場立即乘機發動的瘋狂內戰和血腥內戰。至今，共產黨都一直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在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反共勘亂、捍衛憲政和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共黨勝而民國敗，民主憲政被中共傾覆，中國國土被中共分裂，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中國”。
此後，中華民國在兩蔣時代苦守台灣以待變，並逐步走上經濟繁榮和還政於民，民生和民權的發展相得益彰。中國大陸則變成了“馬列黨族”的國家，而非中華民族的中國，人民陷入和平條件下共產黨的血腥統治，於毫無外患內憂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被共產黨殺死、逼死、害死、餓死幾八千萬，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殺死殺傷我同胞的“四倍”，無數知識分子被經年累月地浸泡在“鹽水、鹵水和血水”之中……（註10）。
這確實是一場“生死搏鬥”，是一場“中華民族要生存”與“馬列子孫要屠族”的生死搏鬥，是一場民主追求和專制復辟的生死搏鬥，是自辛亥革命始，要“走向共和”的中國人民，與中共“馬列殘暴統治”的生死搏鬥……。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委實是在有意地將這一“生死搏斗”抽象化、虛無化、無罪化和“沒有是非化”了……。這就叫做“公正”嗎？
第二，反觀一部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人民的反思者看到的是﹕歷史塵埃遠未落定，人民反思正在發展，中共欺騙正在變招，民族出路正在尋找……。
因為，只要歷史的大是大非沒有弄清楚，現實之路的方向就還在混沌不明之中，人民就仍然在和仍可能在歷史造成的苦難之河里沉浮――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今日，欠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無數血債的中國共產黨，閉口不談歷史和現實的大是大非，開口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其原因，無非是一談是非，他就非但理屈詞窮，而且必然要被歷史和人民所否定、所拋棄，甚至是被推翻和被埋葬。而不談是非，只談消除恩怨，就能在無形中消泯了大是大非，就能在謀略中“化非為是”或“化是為非”，就能永遠地維係共產黨在刺刀森嚴的一言堂上“只準言其是、不準指其非”的專制淫威。如是，歷史的沉冤非但得不到洗雪，現實的痛苦也同樣得不到解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也就只能繼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吹噓和“專制和諧”的欲望之下，在中國馬列子孫集團的持續黑暗統治下，永無出頭求新之日。
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對彼黨的心思，捉摸、把握得何其之深，何其之準，且是何等地賣力。
第三，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所有文史研究學者們，已經真正地能夠獲得全面查閱各種資料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已經真正地獲得了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那麼，對任何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評價，就會真正地走向客觀、真實和全面了。
但是，現實的悲劇卻是，中共專制統治下的人民，非但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甚至連查閱歷史資料的自由，仍然在被層層地限制著和剝奪著。太多的資料仍然被中共封鎖著，甚至在銷毀著和竄改著。只能在美國開放閱讀的蔣介石日記，非但絕不容許在中國大陸按照其本來面貌出版，讓人民一睹真相，卻正在加速地被中共學者們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利用著，扭曲著、侮辱著……。
自蔣介石日記為中共學者“推動”開放，並首先向他們開放以來，短短的三年間，中共的出版界已經出版了數十部煌煌大著，猶如全面反攻似地大肆誣蔑和辱罵蔣介石。中共層層文藝界更象是“大躍進”似地，受命拍攝了几百部歷史連續劇，“全面侮辱蔣介石，放聲歌頌共產黨”，並美其名為“我們要用藝術的方式來闡述歷史”，再加上他們在電視劇中著意配合的“誣蔑性旁白”，便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達到了他們要對人民，特別是新一代，進行虛假歷史之“再教育”的罪惡目的。面對著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民間對蔣介石進行勇敢反思和艱難反思的鉅大成就，中共學者們受命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中共的御用文人們受命要“藝術地竄改現代史”，著實“成果輝煌”。雖然“人民反思在前，中共反撲在後”，其最後迎來的，無疑將是人民更加廣闊的反思和更高層次的覺醒。
這些都是中國大陸學者們人所共知的現實，是許多有知識有見地的讀者和觀眾們聲稱“根本不看這些學術著作和電視連續劇”的原因，也是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進步者都知道的實情。因此，中共學者在此侈談“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如若不是痴人說夢，便是欺世大言。
歷史和現狀都在告訴我們﹕只有在中國人民推翻專制制度，實行民主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真實地、客觀地評價蔣介石和中國現代史上所有的歷史人物，包括中共自己的洋祖宗――馬恩列斯，中國的歷代馬列子孫集團，及其罪惡的一伙。
第四，人所共知的是，一位曾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統一過進步中國，特別是在那一場長期的和血腥的反侵略戰爭中，保護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大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至今還沒有入土為安，還不能歸葬自己的故土，還在遭遇著分裂者的侮辱和背叛者的糟踏。遭遇了六十年共產專制極權荼毒的中國大陸普通人民，至今還陷身在茫茫的專制苦海之中，還遠不能走向真正共和的彼岸，還在為爭取起碼的“民權”，而與殘暴的“專權”苦苦地抗爭著。我們中國的台灣，至今還陷在“分裂”和“投共”這兩個極端的政治旋渦中震蕩，台灣的民主正在遭遇日見其多的中共專制飛彈的威脅，而今日的國民黨上層投共勢力卻走在北京的“紅地毯”上，寧享中共的胯下之“榮”……。此時此刻，中共學者們卻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迫不及待地要給蔣介石“蓋棺論定”，試問，蓋棺何處？論由誰定？如此急切的中共學者，無非是急著要利用蔣介石，以便迅速統戰台灣，以求儘可能快地“和平解放台灣”，以在“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根本謀略之下，為竊取中共權利的歷史合法性，苟延其專制統治的性命，盡心賣力罷了……。（待續）
註釋﹕
1、蔣介石于１９２４年３月給廖仲愷的信。他在信中寫道： “（對俄）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決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2、中共在西安事變後即1937年3月和7月，兩次向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作過“四項保證”，謂﹕“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
3、李銳﹕《毛澤東廬山回憶回憶錄》。
4、南北兩軍閥指北方吳佩孚和南方的陳炯明。
5、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兼論“何為新三民主義？何謂國共合作？”和李玉貞譯著《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前蘇聯解密檔案之一。
6、參見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兼論”和講演錄《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四大關係》（2007年11月於多倫多大學講演時題為﹕“孫中山與共產黨”），黃花崗雜誌2006年第 4期，總第19期。
7、同5。
8、參閱史可航﹕“辨識新中國、還原蔣介石”一文，黃花崗雜誌2004年第2期，總第9期）
9、大俠指殺警的楊佳，烈女指殺淫官之鄧玉皎，均為人民所極力推崇。
10、張賢亮長篇小說﹕《綠化樹》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編者注）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