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大遷徙》(附一)

【新唐人2010年10月3日訊】為幫助讀者了解多年來各界對三門峽電站的評價和爭論,特附張華勇等人的文章供欣賞。

附一:聚焦三門峽水庫存廢之爭:陜西河南的利益博弈

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張華勇
(2006年4月 民主與法制時報)

豫陜兩省關於三門峽水庫之爭,超出了單純的技術層面,上升到了政治層面——兩個省的人大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相反的議案,爭端的層級越出了水利部以及黃河管理委員會行政調解的範圍。真理究竟在哪一方手上,已非核心命題,背後的省際利益考量進入法律調整的範疇,處理不好必將是利益相害的結局。
天鵝飛走了。

天鵝湖靜悄悄的,輕柔的泥灘從水邊漫延開,有天鵝飛走後留下的腳印。

3月30日,河南三門峽市。河柳新綠,一派春來景象。天鵝湖就在城北的黃河岸邊。

20天後,黃河旅遊節將在這個城市舉行。而就在此前半個月,****上,三門峽水庫存廢之爭再次被提起,32名河南省全國人大代表向大會提交了《關於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三門峽水庫有關問題做出決議或決定的議案》,三門峽市委書記連子恆是議案發起者之一。

三門峽市因三門峽水庫而設市,也因三門峽水庫而興盛。因三門峽水庫而形成的黃河濕地,成了天鵝越冬的樂園,三門峽水庫因而得了“天鵝湖”的美譽,三門峽市也被人們稱為“天鵝之城”。

自三門峽市往西100多公裏,就到了出秦的第一關“潼關”。4月2日,記者抵達潼關古城,那裏看不到一點城市的跡象,這個素有“三秦門戶”之稱的要塞,在三門峽水庫建成後,淪為了廢墟。當地人言語中對天上飛的天鵝沒多大興趣,他們更多是懷念那曾經輝煌的潼關古城。“城牆同西安和北京的城牆一樣厚,抗戰時日本人炮轟了八年都沒有轟垮。”在黃河岸邊開魚莊的張建國對此津津樂道。

三門峽市、潼關古城,一座新城的興起與一座三千年古城的廢棄,皆因三門峽水庫。而這兩座城池的興廢,也成了觀察三門峽水利樞紐建成後河南與陜西兩省不同境遇的一面鏡子。

“他的一生都讓黃河給毀了。”張建國指著72歲的李天一老人說。李天一住在張建國的魚莊,每天下河為張建國打魚。從14歲起,他就靠在黃河裏打魚為生,年輕時每天打了魚就挑進潼關古城裏賣。

上世紀50年代,三門峽水庫建設移民,潼關古城拆毀另建新城,他沒有遷往新城,而是移民到了寧夏。那時他有個三歲的兒子,妻子也還年輕,在寧夏的黃河邊種莊稼。60年代,兒子和妻子都餓死在寧夏,他孤單一人跑回了潼關。此後在
潼關與寧夏那塊安置地之間,他又來來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80年代,才最終留在了潼關。此時老人已年近半百。

“我一生都在黃河邊上搬家,從黃河這頭搬到那頭,又從那頭搬到這頭。”李天一說。此後的年代,他未能再娶,而是重操舊業,漂在黃河上靠打魚為生。

張建國稱李天一為大哥。但據附近居民稱,張建國與李天一情同叔侄,因為李天一打魚勤快,張建國的魚莊也開得興盛。“李天一總算有了個歸宿。”這些居民也都是回遷的移民,在陜西這樣回遷的三門峽庫區移民共有43萬。

自潼關以上,關中平原當時的移民多達30多萬,這些移民60年代中期起開始回遷,到80年代,大部分都已經遷回原居地。但命運並沒有多大改變,此後的年代裏,關中平原渭河兩岸十年九災,回遷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庫原計劃的淹沒區,地勢低窪,洪水一次次洗劫他們的家園。

2003年8月,由於持續降雨,渭河渭南區域遭遇歷史罕見特大洪災,華陰、華縣、潼關縣等沿渭5縣(市、區)56萬人受災,12.9萬人一時無家可歸,直接經濟損失23億元。

“當年號召我們支援國家建設,我們義無反顧地響應號召。但我們很多人萬萬沒有想到,竟是一生的代價。”李天一說,他知道他命裏離不開黃河,也沒想要離開黃河。

三門峽市的黃水清,對黃河以及三門峽水庫,有著與李天一完全不一樣的記憶和態度。黃水清1964年出生在三門峽市,父母都是三門峽水庫的水利幹部,她說她的名字寄託了老一代人的願望。她如今開的士,帶著記者沿黃河大堤跑了十多公裏。望著黃河岸邊一排排瘋長的楊樹或柳樹幼林,她神往地說,再過幾年三門峽市就可以評上國家級旅遊城市了。

她的記憶裏沒有洪水,只有黃河水浩浩蕩蕩的壯觀景象。“我們那時候談戀愛,都喜歡到黃河邊上來,看著河水心情就好。”她說,現在的年輕人可去的地方多了,不時興到河邊談戀愛了。

在她陪同記者的兩個多小時裏,8次提到“黃河是母親河”。

據三門峽市提供的資料,以三門峽水庫為依託的“黃河遊”每年帶來近1800萬元的旅遊業直接收入,相關產業近3億元,創造了6萬多個就業崗位。

三門峽水利樞紐存廢之爭——豫陜兩地50年的“黃河官司”

一條大河兩地情

三門峽市地處河南西部、豫晉陜黃河金三角地帶,是“萬里黃河第一壩”——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所在地。三門峽大壩就建在三門峽市黃河段下游5公裏處。

在地理上,三門峽大壩處在黃河河南省段最上端,庫區的函谷關、潼關為進出八百裏秦川的咽喉,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傳說上古時期,為了治理咆哮的洪水,大禹用神斧把高山劈出三道峽谷,分別叫做“人門”、“神門”、“鬼門”,於是這裏便得名三門峽。1960年,三門峽水庫建成後,三道峽谷永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巍然聳立在黃河上的現代化大壩。

傳說並非歷史。然而不難發現,大禹開三門而通黃河,這個傳說與三門峽大壩的修築,正好是一個輪迴。大壩成,三門鎖,黃河之水再次被鎖在潼關以內,千裏秦川,復又處在咆哮的黃河威脅之下。

而據史載,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河南花園口扒口的2500年歷史中,有關黃河下游決口氾濫的記載多達543年,決堤1590次,經歷過5次大改道,洪災波及縱橫25萬平方公裏。

其間關中平原的洪水記錄卻很少。戰國中後期以後,因鄭國渠等古代水利工程的修築,關中平原成為千裏沃野,富甲天下,秦漢隋唐一千多年中長期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從一定意義上說,三門峽水庫的修築,使關中平原自禹治水以來形成的相對發達的水利系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陜西省水利廳一官員說。

潼關是出秦的第一關,也正是黃河、渭河、洛河三河匯流後的第一個出水口。潼關高程的形成,無疑使大禹治水之功毀於一旦。潼關高程是指黃河潼關水文站斷面流量在每秒1000立方米的相應水位。

可以說,治理黃河,對於河南人和陜西人,雖然說是同一個命題,但卻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法。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劈開山巒,疏通河道,使萬里黃河水奔湧而出秦川,在今天,可能仍然是陜西人的治水方式。但對於一馬平川的河南來說,天上來的黃河之水,不受控制地奔湧而出秦川,可能意味著災難。

河南人對於黃河氾濫的記憶,比起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對於洪水的記憶可能都要深刻。千裏黃氾區,曾使這個省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滅頂之災,以至於千裏沃野的中原,在經歷了商周漢唐宋幾千年的輝煌後,終至一步步衰落。堵截黃河,馴服黃河,理所當然成了河南人的治水方式。

“黃河水面比開封的宋代鐵塔還要高。”作為世界著名懸河,黃河平灘水位比兩岸地區平均高出4至6米,多的達10米以上,沒有人敢想像大堤決口的情景。

半世紀的“口水仗”

2003年秋,陜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導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災。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雙院士張光鬥與水利部前部長、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錢正英對此發言:三門峽水電站是個錯誤,理當廢棄。

這不過是一場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的爭議的又一次**。三門峽立項之初就遭到陜西方面的堅決反對,當時陜西不少政府幹部通過多種渠道力陳此項目對陜西的影響。

1958年,在三門峽工程開工一年後,陜西仍在極力反對三門峽工程。理由是:沿黃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決黃河水患問題,無須修建三門峽工程。但三門峽工程並沒有因此停止。

早在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蘇聯專家提出的“高壩大庫”的三門峽水利工程方案被全票通過,在“一家救萬家”大義之下,陜西省表示“困難,但中央決定了就服從”。

清華大學水利專家黃萬里當時持反對意見。他提出:大壩建成後,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游發展,屆時不但不能發電,而且還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游出現”。

1961年下半年,陜西的擔憂變成現實:15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裏,潼關的河道擡高,渭河成為懸河。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出現鹽堿化甚至沼澤化,糧食因此年年減產。

1962年,在4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陜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擬請國務院從速制定黃河三門峽水庫近期運用原則和管理的具體方案,以減少庫區淤積。
1969年召開了晉、陜、豫、魯“四省會議”,會議決定對三門峽水利樞紐進行改建。

在隨後的許多年裏,三門峽工程的運用方式雖幾經調整,但三門峽工程對上游(主要是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仍在繼續。

2003年秋季,陜西渭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澇災害後,陜西許多幹部和一些知名水利專家認為,渭河“小水大災”禍起三門峽水庫,建議廢棄三門峽水庫以解渭河“地上懸河”之危。

2004年,陜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陜西省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了《關於停止三門峽水庫蓄水發電、儘快降低陜西潼關高程、徹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災隱患的議案》。同年的****期間,陜西省的多名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提出議案,要求停止三門峽水庫蓄水發電,儘快降低潼關高程“廢”掉三門峽水庫。對此,河南的 32名全國人大代表也聯合提交了一份議案,要求“合理利用三門峽水庫”。議案說,三門峽水利樞紐是治黃工程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擔負著黃河下游防洪、防淩的重任,保護著冀、豫、魯、皖、蘇5省25萬平方公裏範圍內1.7億人口的生命財產安全。

隨後,2004年9月17日,三門峽市也打破常規向水利部直接發去了長達5000多字的緊急請示,請示的中心內容是:“三門峽市離不開三門峽水庫!三門峽人民離不開三門峽水庫!”

今年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期間,河南32名全國人大代表提交一份《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三門峽水庫有關問題做出決議或決定的議案》,《議案》中稱,三門峽水庫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運行試驗的3年中,河南、山西部分地區深受影響,僅三門峽市的地方財政收入就損失6億多元,6萬畝灌溉農田遭受旱災,63萬農村人口和30萬市區人口飲水困難。如果水庫繼續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不僅會嚴重制約河南、山西兩省部分地區經濟發展,而且大批庫區移民返遷難以避免,將產生新的矛盾……”

誰來做出裁決

2003年8月的陜西渭河流域洪災,是新一輪三門峽水庫存廢之爭的誘因。陜西方面及部分專家認為,是因為三門峽水庫引起潼關高程,從而導致洪災。而早在該次洪災之前,水利部及其下屬的黃河水利委員會就開始對三門峽水庫進行原型試驗,以驗證三門峽水庫運行水位與潼關高程升高的關係。2002年11月,水利部、黃委會在鄭州召開協調會,決定三門峽水庫進行非汛期318米、汛期敞泄的原型運行試驗,非汛期水位比以前降低了兩米,試驗期限為一年。一年後得出試驗結果表明,三門峽水庫對潼關高程沒有影響。此後原型試驗沒有停止,三門峽水庫2004年仍實行了汛期敞泄的運行方式。

三門峽爭端一直以來技術專家處於重要地位。黃萬里與溫善章是最初的反對者。在最新一輪爭議中,水利界泰鬥張光鬥和水利專家、前水利部長錢正英,扮演著議題挑起者角色。水利專家分成了維持派和廢止派兩個陣營,爭論陷入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境。爭論焦點始終圍繞著泥沙、潼關高程、三門峽大壩這些關鍵詞。

陜西省泥沙專家夏邁定說,渭河小水釀大災的癥結在於泥沙的淤積,不應忽視對涇河泥沙的控制﹔此外,三門峽水庫除了降低潼關高程外,還應擴大泄洪能力,三門峽水庫第三次改建勢在必行。

而在2003年10月,國家水利部召集陜、晉、豫三省相關部門及部分專家學者在鄭州召開的“潼關高程控制及三門峽水庫運用方式專題調研會”上,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指出,有必要對三門峽水庫的運用方式進行調整,三門峽水庫的防洪、防淩、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庫承擔。

黃委會防汛辦有關負責人說:“廢掉三門峽水庫絕非明智之舉。”三門峽水庫防汛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按照小浪底水庫設計要求,只有當位於河南境內的小浪底、三門峽、故縣、陸渾水庫“四庫聯調”時,黃河下游才能達到千年一遇的防洪標準﹔二是當黃河下游發生嚴重淩情時,需要三門峽與小浪底水庫聯合控制,三門峽水庫需要滯蓄20億立方米的水量。

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副局長劉紅賓曾撰文說,部分專家學者提出了三門峽水庫的去留問題,廢除、炸壩、敞泄、停運等不一而足的觀點再一次叫響。隨著小浪底水庫的建成,提高了對黃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來由三門峽、故縣和陸渾水庫承擔的任務將有比較大的調整,需要對現有資源進行整合,但無論怎樣調整與整合,都不應是迎新棄舊,用新庫替代老庫。

在新的情況下,對三門峽水庫的歷史地位和在今後黃河治理與開發中的作用,也需要重新審視和定位。

三門峽市水利局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對技術官員和專家主導的三門峽水庫存廢之爭表示不滿,他對記者說,純技術性爭論,永遠不可能有唯一的答案。他說從哲學上講,真理只能無限接近,永遠不可能有絕對真理,實踐無止境,真理也無止境。“這樣爭下去,地方的利益還會受損下去。”

三門峽市委宣傳部拒絕安排其市委書記連子恆接受採訪,一位宣傳幹部說,該市市委已經決定不再擴大宣傳。但該市一位官員解釋,他們期望國家有關決策部門作出裁決,作出定論,以免影響地方政策的制定。

記者注意到,河南省全國人大代表與陜西省全國人大代表在****上提交的議案,措辭有所不同,河南的議案為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出面裁決,陜西省提交的議案則為提請解決渭河水患的訴求,前者側重程序,後者側重實體。

背後的利益考量

記者在黃河水利委員會查看了三門峽水庫歷史爭議的資料,發現歷次爭論中,法學家、社會學家等人文科學家都缺席。如一份資料顯示,1957年6月10日至 24日,水利部召開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建委、水利、電力等有關部門,陜西、河南等有關地方,北京、天津、武漢等高校的專家共70 人。而2003年會診三門峽的鄭州會議上,仍然為“30多名水利專家會聚鄭州,對三門峽水庫的利弊問題展開討論”。

陜西省華縣是2003年渭河洪災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該縣縣委宣傳部一位幹部私下對記者說,陜西省關於三門峽水庫的爭議,不是是非之爭,不是真理之爭,而是生命之爭、利益之爭,是為關中上千萬父老鄉親爭生存權與發展權。該縣縣長薛東江2003年洪水過後曾喊出“『炸』掉三門峽”的呼聲,他也是陜西省有關三門峽水庫那份議案的動議者之一。

2003年,水利部主持召開的鄭州會議上,陜西省水利廳副廳長在匯報中尖銳地提出:“三門峽庫區問題已經綿延了40年,積澱的各種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決,矛盾的發展完全是由三門峽顧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陜西省的一份報告也指出:“同在一個黃河流域,唯有陜西是歷史因素的無辜受害者,而別的省份都是純粹的受益者,他們在幾十年安瀾的同時,繼續向黃河索取更大的利益。”

利益的考量,顯然是三門峽爭端的核心。陜西省前省委書記、政協主席安啟元,今年3月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每次渭河發大水,他都要去災區,“我發現,關中最窮的地方是在三門峽庫區”。陜西省發改委一位官員表示,三門峽水庫嚴重制約了關中地區的發展。

今年1月19日,在陜西省政協九屆四次會議召開期間,安啟元專門約見新聞媒體,宣佈《渭河流域近期重點治理規劃》已經通過國務院審查及批復,將正式開始實施,由此中央財政投入229億治理渭河,這是渭河史上也是陜西省歷史上獲得的最大一筆中央撥款。

三門峽市當局所提及的三門峽市離不開三門峽,也反覆提到如果沒有三門峽水庫,該市將損失6億多元,6萬畝灌溉農田遭受旱災,63萬農村人口和30萬市區人口飲水困難。

有憲法學者指出,處理三門峽這樣的省際爭端,中國目前缺乏完善的機制。當前主導的思維,仍然是三門峽水庫的去留問題,應依據科學來決策。然而豫陜兩省日益激烈的爭端,顯然已經上升到了權益問題。如果存在利益相害,就必然存在利益補償的問題。不能單純以犧牲一些人的權益,來保障另一些人的權益,這需要司法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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