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文化毒奶和腦結石現象

中國毒奶事件,成為所謂「後奧運時代」的典型案例。本國奶粉品牌幾乎全軍覆沒,引發世人對食品製造業的深切懷疑。但奶粉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些無恥的科技發明,已經應用到食品工業的所有領域,由此捍衛著食品消費的完美格局。已經有許多人正確地指出,利潤至上和零度道德,就是毒化中國食品的兩個主要原因。

有毒食品工業構成了龐大的集體罪鏈。首先是化工和食品工業領域的專家們,在各大研究院和高校實驗室裡夜以繼日地工作,不斷創造出各種造假和使毒技術,為食品製造業提供技術支持,他們是大規模造假和使毒的始作俑者。企業為謀取利潤,貪婪地注水和注入各種有毒的化學添加劑,把劣等和造假食品推向市場。地方政府為實現GDP指標,縱容和包庇食品犯罪。食品檢驗機構不僅沒有發現這種造假事實,而且還向其頒發免檢證,為投毒行徑開放門戶。向所有上述這些環節問責,進而向整個食品制度問責,才能擊碎食品罪鏈,維繫基本的安全防線。

鬧得沸沸揚揚的毒奶事件,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而比毒奶更為驚心動魄的,應當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毒化。但它卻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審視與警惕。

儘管民眾對文化的渴求不如食物,但由於大規模人口基數的存在,終究形成了龐大的文化訴求需要。在有限的文化生產和無限的文化需求之間,出現了類似食品的尖銳矛盾。然而,我們既喪失了製造當代原創性產品的能力,也喪失了從歷史庫房裡提取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的巨胃懸浮在空中,在長期面對文化匱乏和文化飢餓之後,它變得比其他任何時代都更為貪婪。

為了滿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產品被加速製造出來,其間飽含著從注水(口水化和價值稀釋)、造假(抄襲、偽造、篡改)到使毒(添加各種有毒文化觀念)等繁雜工藝,它們構成了密切關聯的技術體系,對它們的解讀,有助於我們對現有文化產品做出明晰的判定。

在文化注水方面,盛大文學公司網站向我們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簽約作家連載小說的寫作速度太慢時,飢渴的網民就會發帖抱怨,由此逼迫作家加速寫作,以致一些作家被迫從3000字/1天的正常寫速,加快到10000-20000/1天以上。這種「盛大文學現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兌水和造假過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快餐化過程,它的原理跟在牛奶中大量注水毫無二致。它勢必導致文學質量的嚴重下降。

寫作速度,無疑是測量文化產品是否垃圾化的重要尺度。德國漢學家顧彬宣稱,一個德國作家寫一部長篇小說,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而據我所知,天才橫溢的中國作家,卻只需要一至三個月時間。本土暢銷書作家寫速更快,有時只需一到兩週時間,就能炮製一部長篇小說。據說,香港武俠作家擁有30000字/1天的速度,而科幻作家倪匡的寫速,則到了50000字/1天的驚人地步。但這顯然不是天才式寫作的標誌,恰恰相反,它只能體現某種垃圾化寫作的特點,但這種可笑的書寫模式,卻為消費時代提供了激動人心的樣板。

中國人對書籍的傳統熱愛,引發圖書市場的狂熱擴張。據稱每年中國有24萬種圖書得以出版,但其中大多數是毫無價值的垃圾。中國人近年來對古史閱讀的飢渴,也導致大量注水歷史書的誕生。動輒上百萬銷量的暢銷讀物,加上票房率驚人的「大片」、以及收視率超群的電視連續劇,形成注水快餐的盛宴。在中國這個特殊語境裡,「暢銷書」往往就是低質書和問題書的文化同義語。

測算文化產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它的真偽。快餐的注水終究是有限的,而且它多少還能保留一點被稀釋後的價值殘汁,而造假卻是更為徹底的欺詐。

本次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都出現了備受指責的假唱事件。開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就是典型的雙重假唱:它不僅在現場用事先錄音偽裝成真唱來欺騙全球觀眾,而且還要播放他人(楊沛宜)的聲音。但奇怪的是,這頭被造假者利用的無辜羔羊,居然還擁有大批粉絲。他們熱愛官方的「造假產品」,藐視最基本的藝術倫理,從未替造假者感到過羞恥。這種對文化造假的集體聲援,就是造假運動得以繁榮的根源。

崔健關於「真唱」的呼籲,已經喊出許多年了,但他的聲音竟是如此微弱,在整個流行音樂界只有空谷回音。相反,包括那英等歌手在內的假唱積極份子,在粉絲們的擁戴下振振有辭地為假唱辯解,宣稱它可以製造更好的效果,是對觀眾負責的表現。中國民眾對假唱上癮。他們對此有著強大的依賴性,因為錄音棚製造的聲音是經過技術修辭的。假唱能夠製造出完美的聲音騙局。這種自我盜版、「偽而不劣」的音樂產品,就是中國音樂愛好者的美食,他們享用假唱的陶醉表情,描繪出文化造假的美妙前景。

值得談論的另一個例子,是郭敬明的小說抄襲案。法庭經過調查,宣判被告違法,並判處其繳納罰金和道歉,而耐人尋味的是,但中國作協在沒有要求抄襲者公開認錯的前提下,草率吸納其為會員,並借助媒體大肆宣揚這場「加盟秀」,無異於向世人宣告,造假者是可以暢通無阻地獲得文學榮耀的。儘管郭敬明的才能需要鼓勵,但這種反寫作倫理的門戶開放政策,卻使中國作協淪為文化剽竊運動的同謀。

抄襲無疑是嚴重的誠信問題,但造假兼具投毒,則是一種更危險的行為。那些被強加於中小學課本的文化毒品,已經成為戕害少兒的事物。教育部要求音樂課學習樣板戲,中學語文課本加入余秋雨散文,人民日報刊發《怎樣認識所謂「普世價值」》之文,都是文化摻毒的典型案例。

耐人尋味的是,文化製造業生產的劣品和毒品,並未像毒奶那樣面對必要的戒惕。因為文化中毒的症狀,總是顯示出更為隱蔽而「溫和」的特點。它們以補品、營養劑或特效藥的面目出現,由此製造更大的欺瞞效應,例如,樣板戲唱詞和旋律具有通俗性和悅耳性,而余氏散文則充滿「歷史感」和「煽情性」等等。但那些樣板戲散發出的階級鬥爭氣味、用「眼淚」製造出的偽善文風、以及對普世(人類)價值的惡意圍剿,正在傷害一代乃至數代人的靈魂,其危害性遠甚於三聚氰胺,因為它所制造的後果,並非只是身殘,而是更為嚴重的「腦殘」。

「腦殘」,這個描述精準的語詞,出現於去年的互聯網上,成為被廣泛運用的文化關鍵詞,傳遞出人們對這一文化弊像的焦慮。

腎結石患者可以通過B超進行確診並加以治療,但文化三聚氰胺所制造的「腦結石」患者,卻難以用尋常手法加確診。令人不安的是,當「知道分子」的腦殘症狀比普通人更為嚴重時,他們又何以醫治民眾的靈魂疾病?基於「知道分子」的無效性存在,以及批判知識分子的嚴重缺失,醫師變得寥若晨星,根本無力承擔救治的使命,從而加劇「文化腦結石」的群體性症狀,把受害者推入「腦殘」的命運。只要觀察一下互聯網空間的言論,就能對「腦殘者」的數量,做出令人悲觀的估算。在「文化復興」的熱烈歡呼中,這種幅員廣闊的病變,才是最值得世人關注的事件。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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