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手機》在內地上映後，幾乎如同一場風暴掃過一個個家庭和一對對戀人。上映不到一個月，它的票房已高達五千萬元人民幣。
這部電影的內容很簡單：電視台的一位節目主持人有了外遇，自以為天衣無縫，卻不料他的手機屢屢暴露了他的秘密，短信、圖片、電話接駁記錄等，一次次揭穿了他對妻子的謊言，也被情人利用來要挾他。他因此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家庭，最終失去了工作。
據內地的媒體報道，許多妻子看過這部電影後都對丈夫產生了猜疑，紛紛要求檢查或偷偷檢查丈夫的手機，夫妻間的信任和家庭的穩固，受到了「文革」後最嚴峻的考驗。更有人進一步認為，這部電影使社會產生了新的信任危機、信用危機、婚姻危機和家庭危機。社會各界對這部電影見仁見智，社會學家就誠信問題提出了見解，法律學家就隱私保護發出了呼吁，心理學家就如何面對猜疑提供了諮詢，手機廠家則看到了開發身份識別功能的廣闊市場。一部電影竟引起如此熱烈的反響，是這些年來極為少見的。
長期以來，社會輿論對於兩性之間的非常態感情，基本持排斥和譴責的態度，社會交往環境也對此設置了種種防范措施。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上述種種道德界限和現實制約漸漸失去了其權威性，兩性之間的情感遊移越來越普遍開來。情人節的浪漫走紅， “一夜情”的“方興未艾”，性交易的公開亮相，以及某些網絡、媒體對各類有關性的話題的津津樂道，這一切，將男女情感的神秘性、純真感、嚴肅性沖擊得七零八落，也給傳統的道德觀帶來嚴重破壞。有人不再以傳統的眼光看待男女情感，對社會上男女情感與性的問題給予更多的寬容，甚至有人開始躍躍欲試……
電影《手機》從一個細微的社會視角，觀察並描述了男女情感中這種非常態的一面，它像是一根鋒利、尖銳的銀針，狠狠紮在社會肌體上，使人們倒吸一口冷氣，對男女情感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產生切膚之痛。
同時，電影也反映了對於說真話和講假話主題。對此熱點話題，主持人安娜邀請特約評論員韋實先生一同與您探討。
安娜： 各位觀眾可能都看了大陸的新年賀歲片《手機》，今天我們就請特約評論員韋實和我們一起評論一下《手機》和它所表現的一些社會現象，韋實你好！
韋實：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安娜： 最近我們看到《手機》引起了很多的評論，還有報導說二月十四號情人節，現在在大陸已經不流行送花了，改送手機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過《手機》？
韋實： 看過，就像你說的，這《手機》特別的火，不但加重了小伙子的經濟負擔要買手機，同時很多夫婦看完了《手機》以後，反目成仇的都有，賀歲片有這樣的影響力啊，這好像是頭一次。不過《手機》這個故事，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梗概，《手機》講述的是一個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嚴守一的故事，那麼有一條線呢講的是嚴守一的少年時期，在農村的時候，那時候農村很窮，為了打一個電話，要跑到鎮上去，只為了說一句真心的話。可是到他大了、進了城了，也做了主持人了，有了妻子，妻子因為他在外邊有外遇，從手機上發現了這個問題，跟他離了婚。後來又有了女朋友，也是因為手機惹的禍，從手機上發現了蛛絲馬跡，到最後自己的工作，都因為他這個情人利用手機上的信息來向他要挾，使他連工作都丟掉了。最後他走投無路，把這個手機扔到火裡邊，又發現現在連衛星定位的手機都有了。
安娜： 那我們看到你剛剛說的這個現象，實際上也是個婚姻和家庭的問題，你覺得在《手機》裡面，它對這方面的社會現象是不是很有針對性？
韋實： 我記得編輯故事裡面有這樣一句話，很經典，就是「物質極大豐富，人民為所欲為」，經過這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物質的確是極大豐富了，手機走到了每一個家庭的角落，可是人民的確也為所欲為了。現在中國覺得這個所謂的解放啊，所謂的包二奶啊，好像成為了社會的主流，造成了家庭最後的這個避風港，都被他所影響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家庭是女孩子把一生托付給一個男人，他們首先是要理解、互相幫助、互相信任，在生活工作的重壓下，家庭就是一個溫馨的避風港，可是在《手機》裡面就像這樣子，因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編制謊言，來欺騙自己的另一半，連家庭都成了如何竊聽、反竊聽，如何編謊的一個戰場，最後這塊避風港就沒有了，這真正是中國社會的一種現狀。
安娜： 你說到這兒我想起來，前一陣我有個朋友從大陸來，還有另外一個朋友他是在美國已經生活了二十多年了，我們就說一起去吃晚飯，結果美國的這個朋友說他去不了了，因為他跟他的妻子去過十一周年婚慶，結果大陸來的那個朋友就說：你們也太落後了，現在還婚慶，我們現在都說：你們怎麼還沒離婚呢？
韋實： 其實這也正說明了中美價值觀有很大的差距，美國這種解放思潮是從五六十年代的嬉皮式開始的，可是到現在美國的社會裡，它只是社會裡的一個側面，主流的這個生活方式還是認同婚姻啊、家庭啊這種很重要的價值觀。而在國內，這種行為方式卻成為一種主流，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安娜： 我們看到很多報導說《手機》這個片子有很高的上座率，大概有四五千萬的收入，你認為為什麼有這麼多觀眾會去看這個電影呢？
韋實： 其實《手機》有一句話，叫做「做人要厚道」，這好像已經成為大陸最流行的一句問候語了，還有《手機》裡面它有很多中國人智慧的極致的東西，譬如說我記得有一段台詞很幽默，就是嚴守一在電視上有一次口誤，把蒸汽機說成了牛頓發明了，然後他要跟大家解釋，怎麼解釋呢？他這麼解釋，他說：「全國的觀眾朋友們，蒸汽機的問題我給牛頓打了一個電話，牛頓說：蒸汽機的確是瓦特發明的。既然他發明了咱們就發明萬有引力什麼的，我就代牛頓給全國人民認個錯。」像這樣的段落在整個影片裡還有很不少，所以說它有很大的趣味性在裡邊。
安娜： 那你認為他這一段段子是不是也有很好的生活基礎在裡頭呢？
韋實： 沒錯，因為現在這種文藝創作，大家可以看一看，愛情片、武俠片、古裝片佔大多數，講社會現實的影片很少，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講社會現實呢，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身邊實例的這一個主題上，而在現在這個國家呢，不能說對不允許啦，但是它是一個夾縫，那麼《手機》恰恰在這個夾縫中求得生存，所以智慧都被擠壓到這一個小角落裡頭，反倒閃出光華來了，就有這麼一個效果。
安娜： 所以很多觀眾想看這個電影也是因為可能引起很多的共鳴是吧？
韋實： 我覺得是這樣的。
安娜： 我還看到有人說《手機》這裡面的男主人公嚴守一的原型是【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的崔永元，據說因為這個崔永元和導演馮小剛還鬧的不太愉快，你知道這怎麼回事嗎？
韋實： 這個事件背景是這樣的，據崔永元自己講呢，馮小剛在創作這部電影的時候是以崔永元為背景的，他是詳細了解了【實話實說】那個欄目如何運作，包括崔永元如何上鏡頭啊、如何策劃啊、如何串場詞、如何在當時主持，他是以體驗生活為目的去接近崔永元的，可是當然在《手機》裡要注意幾個細節，包括男主人翁的發型啊，他穿的花格子西服啊，都和崔永元十分的相似，包括最敏感的一點是什麼呢？現在這個女主持人叫做何金的，是實話實說的新女主持人，可是在片子裡，嚴守一恰恰是因為情人的勒索，這個叫伍月的情人就成了新女主持人了。這種種的偶然湊在一塊兒，恐怕也不是偶然了，我們雖然不能說他是一個必然，但是這麼多相似，也造成了崔永元跳出來大罵。
安娜： 我們看到嚴守一在片子裡描述他是一個在生活中說假話的人，那麼他到節目裡有時候要去說真話，對這個角色來說也是很難扮演的。如果一個人平時說假話說習慣了，突然要他去說真話他怎麼能演得像呢？
韋實： 這倒讓我想起紅樓夢裡的一句話，叫做「假作真時真亦假」，在嚴守一的生活裡要把假話說得比真話還像真話，可是到台裡就有所謂的要求，不管他認為是不是真話，都要把平時講假話的習慣放棄掉，把真話講的像是真話的樣子，可是這是一個很矛盾的想法，為什麼呢？就是一個平時說謊說慣的人，講出的所謂真話，觀眾聽起來也不是出自內心，很可能有一種酸澀的味道。再有就是有一種嘲諷性的意味，中央電視台推出一個欄目叫《實話實說》，其實這名字也很有諷刺性，如果有實話你說就是了，為什麼叫實話實說呢？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就說生活裡邊和媒體報導裡邊，大陸的媒體要不是實話不能講，或者說實說的那些話很可能就不是實話，否則也沒有必要在全國第一電視台推出這麼一個欄目讓你去講實話。而且我們也注意到，所謂的實話實說，也正切出了一個主題，就是說「假作真時真亦假」。
安娜： 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譬如說在大陸有做假藥的，有賣假貨的，還有形形色色的利用對方的善良去行騙的，這一些人他也有他的原因，他說：「我不這麼做我怎麼生存呢？我怎麼生活啊？」，甚至我看到現在的工商寫管理的課本裡邊，都有一種理論，它那個理論說什麼呢？就是說，你在工作單位裡頭，不要時時處處都說真話，你不能什麼時候都非常的誠實，你要說對方愛聽的話，譬如說在中國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很多單位我們知道他都不只是一本帳，他可能都是兩本帳、三本帳、甚至更多本帳，會計要做假帳，也不能說真話，說真話可能會受到報復，或穿小鞋什麼的，那這種現象你怎麼看呢？
韋實： 真話假話這個問題可能是自古以來就流傳的，在最開始的時候就是古希臘古羅馬的時候，倫理學裡邊就有，一個快死的病人，你去告訴他真話，讓他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還是說你善意的給他一個假話，給他生存的希望？就包括剛剛像你說的，這些做假藥、做假酒的人都會說：那我不作假我吃什麼呢？有人也覺得，像街頭那些做假的路易杯當手大的，幾塊錢就買了一輩子我的願望，這麼看來講假話也不錯啊！尤其在工作裡邊，我說真話可能有時會撐了老板的利益，或者讓我這個員工搞不好關系，講假話好像是如魚得水，甚至保全了自己的利益大家都高興，《手機》裡面也有這麼一句話，費墨告訴嚴守一「做人要厚道」，這句話前頭的來龍去脈是怎麼樣呢？有一次費墨和一個女孩亂搞的時候被嚴守一看到了，（注：費墨是嚴守一欄目裡的一個策畫，費墨一出場的時候，就形容他肚子裡人文有多麼多，有一次吃火鍋的時候，費墨夾起一片肉來，把火鍋的來源，從清朝講到了明朝，從明朝講到了元朝，這時候大家都不夾肉了，死活都要聽他把這個典故說完），費墨就回到他一句說「做人要厚道」，大家聽起來好像挺在理的，人厚道一點，假的東西、不好的東西，你眼不見就過去了，可是這造成了什麼樣一個問題呢？就是說整個社會啊，助長了說假話的一個風氣，就可以看到小的是做假藥假酒，直接危害人的健康危害人的生活，包括在大陸買東西都要看一看菜是不是虫子咬過的，怕弄過化肥，怕毒油、毒米，都害怕。整個就像你說的那個假帳一樣。那麼你想一想整個國家經濟成長的統計資料，像 GEP啊，每年成長百分之多少啊，如果每個單位都是一本假帳的話，那麼真正的經濟成長率到底是多少呢？這是一個很值得人深思的問題。很多人出了國以後發現一件事，就是說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邊很舒服，你不用擔心任何事情，人家說的話，雖然也有說假話的情形存在，但是機率比中國小的多了
安娜： 有一個信任度的問題。
韋實： 是，有一個信任度的問題。大家也知道，在這裡的美國人，他通常第一個反應是相信你說的話，而我們在中國，都會滿面笑容把這人送走以後關上門，然後說：其實他說的話基本都是假的。
安娜： 對，缺乏信任。不單在中國這個現象很常見，實際上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問題，比如說在美國的安龍公司，他們這麼大的集團公司做出了欺騙自己股民的事情、欺騙自己員工的事情，給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動盪和不安，所以這個說假話說真話看來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韋實： 其實從這個側面看，大的集團公司，大的國家，為了所謂的利益說假話的情形常常出現，我們也看到一些亮色，比如說在美國被營救出來的這個女兵林奇自己講出真話，把她自己英雄的光環和種種可能帶來的優厚待遇都置之不理，只為了講出真話。還有我們國家的蔣彥永蔣大夫，講出一句真話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我們看到了這種人性的光輝，講真話的這種勇氣，還是在一些小人物的身上體現出來了。
安娜： 剛才我談這個手機，我看在美國一般人都是喜歡打電話，如果沒接到他就留言了，那在中國流行這個短訊的方式，你認為中國為什麼會有這種方式流行呢？
韋實： 這要講起來就要有一點典故了，因為在中國手機剛剛流行的時候，中國的連通公司是和中國的電信搶奪市場，那時候連通的手機短訊是免費的，現在很可能是已經收費了。可是手機短訊有一項好處，就是在桌面下面，在這個地方，你可以講一些非主流的話語，這你可以不負責任的，因為手機短訊都是兩方面單獨秘密的事情，傳遞也只限於親朋好友之間，很多平時人想說不敢說的那些實話，都可以在手機短訊中很隱密的傳播開來。有些典型的例子，譬如說SARS流行的時候，手機短訊成了傳播疫情的一個重要途徑，還有更加有意思的，譬如像最近這個寶馬撞人案啦，還有以前我們國家的前領導人江主席出訪的種種花絮啊，平時一些政治的笑話啊，生活中的小段子啊，包括三個代表啊，這些都是從手機短訊中發源起來的。其實這個故事確實很有意思，隨著物質文明的進步，而人的空間反而越來越小了，像以前古的時候，人們出去趕考可以兩三年不回家，可是現在有了手機，不管天涯海角一句話，或者一個按鈕就把你拉到身邊，所以這一個小小的手機裡邊學問還不小，惹的禍也不小。
安娜： 觀眾朋友，如果你還沒有看到《手機》這部電影，不妨也去看一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果你有什麼評論想發表的話，也歡迎您和我們連系，謝謝收看這一期的熱點互動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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