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11月16日讯】2017年11月8日下午三点左右，辖区渭城街道办党委副书记杜兴鹏来社区找我家谈话，要求和我家订一个“君子协定”，大概内容为：一、以后不论我去哪里上访，必须先电话向渭城街道办的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二、我不论去哪里上访，不能带太多的行李，尤其不允许拉行李车，更不准在各个政府门口喊冤，只准在信访窗口登记，一切行动要坚决服从陪访维稳官员的安排。三、只要我答应上述两个条件，可以给我女儿王小琴在社区安排一份打杂的临时工作。同时，还可以考虑把渭城街道办偷偷焊住的我家防盗门修好或更换新门。四、只要我乖乖听话，一切服从街道办的安排，可以考虑尽快把安排在我家附近的24小时维稳人马撤走。
2017年11月13日早上七点，我计划到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三公司）去给我儿子王小刚要精神病药物。还没走到社区大门口，辖区渭城街道办维稳人员佘鹏和张超等人就扑了过来，恶狠狠的对我说：“杜副书记不是和你说了吗，不准你出门的吗？你怎么又想偷偷往外跑？”我：“杜兴鹏并没有说不让我出门，只是要求我外出上访要提前和他打招呼，由他派人陪访。我今天是去三公司给我儿子王小刚要药，不是去上访，为什么不能去？”张超等人：“那也不能随便行动，你等一下，我们先请示一下领导。”经历大约近一个小时的交涉后，我总算在渭城街道办以佘鹏为首的六七名维稳人员和一辆车号为陕A97GX7的维稳车的跟踪和监控下来到三公司。
由于三公司负责人没有明确答复是否继续给我儿子王小刚提供精神病药物，无奈之下，我只好在三公司办公大楼附近摆摊喊冤，不到五分钟，渭城街道办维稳官员佘鹏就跑来找我：“老王，咱回家吧，你在这里喊冤也没人理你，咱们抓紧时间回家，我找人给你处理防盗门。如果你不回去，门没办法修。”我：“我来找企业解决我儿子的问题，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你急着回家就先回去吧，我没有请你一起来。”就这样，佘鹏断断续续四五次来找我，要求我尽快跟他回家，不要在三公司附近喊冤。
一直坚持到下午三点左右，我告诉佘鹏，我明天要到三公司的陕西省上级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去上访，要求其尽快督办三公司落实我儿子王小刚工资工伤等情况。佘鹏满口答应，没问题，明天早上七点咱们准时出发。
到了晚上大约六点左右，渭城街道办维稳人员任彪打来电话，借口天气太冷、我身体不好、修防盗门、等三公司把王小刚的药落实以后再说，等等借口要求我第二天不要去找三公司的上级部门上访，在家好好休息。并说这是他们领导的意思，让他给我传达一下。
我女儿告诉任彪，我父亲去西安找三公司的上级单位上访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你这样百般阻拦，是不是你们领导和三公司有啥见不得人的关系？就算你们要请人来修防盗门，我又不和我父亲一起去西安上访，可以在家里配合你们，这并不矛盾。
2017年11月14日早上七点，按照和渭城街道办维稳官员佘鹏的约定，我刚走出家门没几步路，三名自称是渭城街道办维稳人员的年轻小伙子就扑了过来，问我想去哪里？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和佘鹏约好了，今天要去找三公司的上级单位落实我儿子王小刚的工资等问题。这三名维稳人员说：“你等一下，领导并没有和我们交待这个情况，我们先请示一下。”他们不知给哪位领导打了几个电话后，对我说：“你等一下，我们领导说等八点半上班以后，给你派个车，再去银行取点钱，中午可以给你买饭吃。”我：“不用派车了，咱们一起坐公交车就可以，如果等到八点半再出发，时间太晚，赶路还得三个多小时，到那里也就下班了。”其中一名维稳人员：“那你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开私家车到街道办去找领导，让他马上把车派过来，最多四十分钟，你不要着急。”我一直等到早上九点多，也没有等到那名维稳人员和所谓的渭城街道办陪访车出现。
期间，我多次询问剩下的那两名维稳人员和随后赶来的维稳人员佘鹏、邓芳华、姜昭等人，为啥去了这么久，还不见人？那两名维稳人员：“我们刚才打过电话了，他说正在加油站加油，马上就过来了，你再等等。”趁我不注意，这两名维稳人员偷偷溜走了。留下维稳官员佘鹏、邓芳华、姜昭等人继续看管我。我问佘鹏：“昨天和你说的好好的，为啥今天又变卦了，你说话到底算不算话？”佘鹏：“我什么时间答应让你今天出去找三公司的上级单位上访了？我今天不让你出大门，你今天肯定就哪也去不成，你信不信？”
在和佘鹏等维稳官员理论期间，我女儿质问佘鹏等人，要求他们说出不让我家去找三公司上级单位上访的合法理由，维稳官员邓芳华无话可答，一怒之下一把将我推倒在地，匆忙逃跑。佘鹏和姜昭在现场，未阻止和批评邓芳华的暴行，照旧死守在我跟前，要求我乖乖回家休息，哪也不准去。
2017年11月14日下午，我女儿电话咨询渭城街道办党委副书记杜兴鹏：“你11月8日谈的所谓君子协定还算不算数？”杜兴鹏：“当然算数了。”我女儿：“我爸今天打算去找三公司的上级单位上访，这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给你们造成任何损失和伤害，你们应该高兴才对，为啥你手下的人也要百般阻挡不让去？而且邓芳华还打人，还有，你答应给我家修防盗门，到现在也没有落实，你们当领导的总不能当面当君子，背地当小人吧。”杜兴鹏：“这个情况我还不清楚，等我调查一下再回复你。”
之后，便没了回音。我女儿只好再次致电杜兴鹏：“你11月8号要求的君子协定，我们家一直在配合你们，可是你们的人马一直都没撤，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说过这个事，你说要请示秦汉新城管委会的领导，现在请示的结果如何？什么时候撤人？”杜兴鹏：“你也知道我们街道办就是个小衙门，说话也不算，我们得向秦汉新城管委会、西咸新区、西安市这些上级部门一级一级的请示，批下来也得一段时间，只要你们家按协议配合，我可以再督促督促，要求他们尽快批示下来。”
我家的原始案子发生在三公司，违法办案发生在陕西省公安厅，十多年来，我到北京公安部、中纪委、国家电网公司、国务院信访局、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访多次，到咸阳市、陕西省各级政府部门上访不知有多少次了。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至今仍坚持不依法办案，还组建了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公安分局、渭城区信访局、渭城区化工派出所、渭城区渭城街道办、火电四公司社区等多家基层政府机构，对我全家实行长年暴力维稳，楼前楼后加装多个摄像头，非法实行24小时监控，白天有人监视、监听，晚上屋前屋后站岗放哨，外出有人跟踪，门窗多次遭打砸；我无数次被截访、戴手铐，多次遭殴打。我及我的家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威胁、谩骂、羞辱、软禁、关押、不准吃喝、上门打砸、断电、监听电话、剪电话线、暴力截访、上访销号删记录、微博强行销号几十个等多项暴力维稳手段的残酷迫害。不但原始案子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后续暴力维稳的恶果滚雪球似的只增不减。
2017年3月，我家所在社区划归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管辖，2017年10月，户籍划归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渭城派出所管辖。
我女儿2017年10月20日到北京上访，还未找到公安部，半路上就被北京警察骗进久敬庄，随后遭辖区渭城街道办截访官员坐飞机押回，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交给渭城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送进拘留所，10月21日到10月28日非法拘留七天，至今不给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证明》、《解除拘留证明》等书面法律手续。
我不明白，为啥自从划归了西安市管辖的各级新政府部门后，我全家连依法享有的人身自由权和合法上访权也被无情的剥夺了？我的诉求不高，只是想依法公平公正的解决我家的冤案，给我儿子王小刚讨一条活路。为啥西安市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却要死死的把我全家强制看管在家里，哪也不让去？我去找三公司或三公司的上级单位上访，这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给政府部门造成任何伤害，为啥渭城街道办等政府部门也要坚决反对和阻挠，他们到底想死死摀住什么见不得人的黑幕？
从2017年8月11日起，三公司保卫部的多名在职人员及社会雇佣人员开始公开配合西安市秦汉新城管委会及渭城街道办等多家政府部门对我家执行所谓的十九大维稳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违法行动，2017年11月1日，迫于压力，三公司的维稳人马表面上从渭城街道办为我家专设的监控室撤离，背地里仍在暗中参与。
如今，十九大结束已经快一个月了，我们全家如今仍天天处在渭城街道办等政府部门的非法二十四小时监控和强制看管下，截止目前，渭城街道办承诺的可以给我家修复处理被焊住的防盗门仍无人处理，仍处于被焊状态。我们家的冤案更是被强行捂的死死的。我不知道，我们家离依法治国这个美丽的中国梦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
渭城街道办部分维稳官员电话：
1.党委书记：张亚红：13892967809
2.主任：林军：13709101158
3.党委副书记：杜兴鹏：13891096082
4.驻社区党委书记：佘鹏：13488172044，18082250340
5.任彪：15091344422
6.驻社区党委副书记：邓芳华：办公室电话029—33715871
附件：致习近平、王岐山及曹建明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王岐山书记、最高检察院曹建明院长：
您们好！
我儿叫王小刚,是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简称火电三公司）的职工，于2007年2月6日由公司调入蒲城项目部工作，任项目部保卫部纠察，做门卫工作。去蒲城工作前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2月7日第一次上班，被安排值晚8点的班，接班时他看到门卫室门锁着，就到值上一班的同事陈文才的宿舍门口喊陈文才要钥匙，陈文才认为暴露了他旷班的情况，放出藏在宿舍的值班的大狼狗，把王小刚咬得腿上鲜血直流，满院子的干部、工人、小车无人救助！我儿自己向农民问路，步行到乡卫生院看伤打防狂犬病疫苗救了自己。我在与王小刚的电话交谈中发现情况不对头，立即赶到蒲城项目部了解实情后，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和上报工伤，单位领导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准王小刚休息，还克扣了王小刚的工资和奖金。
2007年3月24日，我带着王小刚找保卫科长张小兵要奖金和以前的工资，张小兵和财务科长白石等七八个人在食堂里面找到我们，食堂管理员王怀忠现场指挥，办公室主任张广利抱住我，让农民三人打我儿子，在食堂里边和外边共打了4次。张广利、张小兵还威胁我：你儿还要不要工作？满院子干部、工人，没有任何人敢出来劝阻。事后不许我们报案，不让休息，不给治病，如休息就停发一切。我看事情严重，只得将我儿强行带回家中休养治病。
王小刚被单位的人有意放狗咬伤、被殴打、被欺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连续多天晚上做恶梦吓得他睡不成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确诊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必须要有家人常年照看。
我向蒲城当地的派出所报案，随后又向蒲城县、渭南市的公安机关报案，直至向陕西省公安厅报案，至今都不给立案查处。陕西省公安厅信访室主任夏琛明甚至对我说：“狗把你儿子咬了，你找狗去！找我们做什么？”
十年来，我到北京公安部、中纪委、国家电网公司、国务院信访局、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访多次，到咸阳市、陕西省各级政府部门上访不知有多少次了。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至今仍坚持不依法办案，还组建了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公安分局、渭城区信访局、渭城区化工派出所、渭城区渭城街道办、火电四公司社区等多家基层政府机构，对我全家实行长年暴力维稳，楼前楼后加装多个摄像头，非法实行24小时监控，白天有人监视、监听，晚上屋前屋后站岗放哨，外出有人跟踪，门窗多次遭打砸；我无数次被截访、戴手铐，多次遭殴打。我及我的家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威胁、谩骂、羞辱、软禁、关押、不准吃喝、上门打砸、断电、监听电话、剪电话线、暴力截访、上访销号删记录、微博强行销号几十个等多项暴力维稳手段的残酷迫害。不但原始案子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后续暴力维稳的恶果滚雪球似的只增不减。
我告到哪里，陕西省公安厅的虚假黑材料就上报到哪里，罪犯单位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的黑钱就塞到哪里。陕西省公安厅不下几十次编造虚假的材料，私造伪证上报公安部及党政人大等机构，说我家王小刚的案子终结了。直到2016年11月仍然如此弄虚作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当场质问接访的官员：“陕西省公安厅是怎样终结的？终结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我的签字？为啥不告知我？凭啥偷着终结？”这些官员无言以对。
公安部信访处樊处长曾答复我说：“我只能从电脑上给你转下去，陕西省公安厅不执行我们也没办法。”
陕西省政府及省信联办答复我说：“是陕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亲自给你家上报的终结材料，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政府参与案子，我们也没办法。你找省公安厅去。”
陕西省人大信访室马主任曾不止一次对我说：“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杜航伟是主管全省信访工作的副省长，我们惹不起。如果给你家办案，我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我们只能听杜厅长的，他让咋办我们就咋办。你可以去找陕西省委，省委代表党，权力大得很，陕西省公安厅不敢不听党的话。”
陕西省委接访官员对我说：“你家的案子是涉法涉诉的案子，我们很同情，但是不对口，我们无权处理。陕西省人大是主管涉法涉诉案子的归口单位，你找他们去，要求他们给你监督处理。”
陕西省检察院的领导对我说：“我们平时都和公安厅的领导在一个大院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让我们咋给你处理？”
我儿王小刚的案子就这样捂来捂去，推来推去，拖到今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党，这么多的机构，这么多的官员，怎么就处理不了我们家这样一起案子？
我老伴儿得知儿子被迫害的消息后忧愤交加，患了严重脑梗、偏瘫，于2010年1月1日含恨而死。王小刚受到剧烈惊吓后精神失常，火电三公司竟然还要求王小刚到单位上班。这样的情况怎么能上班？多年来我儿子的工资未给发放一分钱，就连养老金也暗中停缴了。王小刚由我小女儿在家照看，小女儿因此不能外出工作没有收入，我则每日四处奔波求告上访。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我每月近3千元的退休金维持。我因到处上访忍饥挨冻受尽折磨造成左腿严重骨网膜损伤，被定为三级残疾，十年上访的结果是我家四口一死两残！至今看不到公正查处的希望。
习主席、王书记及各位领导，我在绝望中给你们写信求救，我对我们家的境况不敢多想又不得不想。我今年七十六岁了，到我不得动了，我走了，小刚怎么办？难道叫我和我老伴儿把他一起带走吗？我求告上访的基本要求是：王小刚是因公受伤患病的，工作单位火电三公司应该以工伤处理。我这个要求不符合事实和规定吗？过分吗？
走投无路绝望之中我给您们写信，恳请您们能派人明查暗访，查明黑幕，严惩官官相护的黑官，为我们家及陕西省各地的冤民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全家将不胜感激！我王英强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能合眼了。
陕西省咸阳市退休工人（2017年3月划归西安市西咸新区）：王英强
电话029－33711064
2016年12月4日
（责任编辑：陈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