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3月3讯】（大纪元记者张小清／编译）多年来，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不少来美寻求庇护者申诉的重要内容，不过，因无钱交“超生罚款”而获批则很难。近日，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英文网刊文讲述了一位福建农民在纽约寻求庇护13年的故事。
2001年，陈宇辉（Yuhui Chen，化名）因“超生”被处以罚款，由于无法借到钱这笔罚金，他逃到了美国纽约，从此开始了寻求庇护的漫漫长路。
美国打工13年 庇护申请辗转未果
1月底一个周一的清晨，气温只有零下7度，不少纽约人都囤积了食物，为气象预报所说的大风雪做好了准备。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华人居住区，52岁的陈宇辉走出与其他中国移民合住的房屋，迎着飘落的雪花，骑单车来到隔着两条街的拉丁人聚集区。几分钟后，另外两名工人也到了，三人开始清理一栋房子的杂物，直至下午6点多收工锁门。
自2001年4月来到纽约，除了周日，陈宇辉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同时，他也希望说服移民官，他有留在美国的理由，因为他遭受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迫害。他的案子已经从移民法庭转到监督法庭，又转到了上诉法庭。
陈通过翻译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虽然他对案子也挂心，但比不上他在中国时面临的各种压力：“出去打工时，我还得担心我的家人和要交的罚款，在这里，这些负担都没有，这些累人的活也做得来。”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开始接收被“独生子女政策”迫害而提出的庇护申请，此后这类案例的数量大增。近15年来，中国人一直是寻求美国庇护的最大人群，平均每年有8,500桩新案，占同类申请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多和计划生育迫害有关。
拒交“超生”罚款 亲友支持偷渡
陈来自福建农村，在父亲留下的三分地上种米菜，所得收成先让全家吃饱再售卖，在80年代中期，年收入约1千元（人民币，下同）。夫妇俩1988年生了长女，虽然当时政策允许他们五年之后再申请一个生育指标，但他们急于生儿子，两年之后生下了次女。为了避开官员的罚款、恐吓和强制绝育，一家人开始不断搬家。
1993年，陈的妻子又怀孕了。“我太太整天躲在房子里不敢出门，就是有菜贩路过家门口，她也让他们从窗口把菜递进来。”在儿子降生后，他们回了一趟家乡，准备在那里过年。
一天陈回到家，发现妻子在流泪。她哭诉说，自己在房子旁边晾儿子的小衣服时，正好一个镇上官员路过，过了不久，她就被带到医院进行了强制绝育。“我太太说，她得找人照看一下孩子，但官员不理会。”
在与当地官员争吵并被威胁送监之后，陈带着全家逃离了家乡，而超生罚款则累积到23,000元，包括两个孩子的罚金13,000元，外加1万元滞纳金。一家人东挪西借、卖了电视，还差一大笔。陈说，超生官员不时上门来讨要这笔罚款。
此时，有个朋友建议他来美国，“他告诉我，‘如果你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中国政府就拿你没办法了。’2001年，陈筹到了5万美金交给蛇头把他带到了美国。他说他在美国的亲友愿意借给他这笔钱，但是不愿意借给他那笔罚款，“他们觉得如果我来了美国，我能挣钱还给他们，如果我待在中国，我就还不上钱”。
他们的想法没有错，陈在纽约的年收入约1万美元，到2010年就把借款还清了。 这也是难以说服移民法官的地方。当他2001年入境美国被抓而提出庇护申请时，他的理由即是他拒绝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面临罚款。但移民法官最近一次拒绝他的申请时反驳说，十多年前他的亲友就愿意借给他钱，而且他来美国后也已经赚了很多钱。
穷困是否够迫害 美法官自由裁量
那么如何证明经济困难是一种迫害呢？这实在不好讲。陈的上诉法官最近表示，很难制定出统一标准以裁量经济创伤是否达到迫害程度。那么要获得庇护，陈需要有多么穷困呢？美国密西根大学难民与庇护法专家詹姆斯．海瑟威（James Hathaway）教授表示，必须有接近挨饿的证据。
海瑟威说，实际上美国的庇护法缺少清晰的尺度来界定迫害，多由法官自己掌握。而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和很多欧洲国家参考国际法作为指导。“美国是唯一拒绝看国际人权法行事的发达国家。”
“中国再怎么发展也没美国好”
纽约2002到2011年间批准的17万中国移民中，多达40%是以政治庇护或难民身份获批，但最近两年的人数则有所减少。据美国司法部统计，2013和2014财年，美国申请庇护者各少了30%和40%。
移民政策研究所律师和分析师契施迪（Muzaffar Chishti）表示，这和2012年纽约唐人街帮助中国人进行移民诈欺的一大批律师事务所被查封有关。另一方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像过去那么严了，也使得这类案子被拒者增多。
新美国研究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计划生育学者方凤美（Mei Fong，音）正在写作一本专著，她表示，“尽管政策有松动，但侵犯人权还是存在，其性质可能不同。比如说，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可能减少了，但收缴高额超生罚款的现象还在继续。”
陈宇辉每周都和身在中国的妻子通几次电话，也梦想把她接到美国来。而她则会转告他三个孩子，两个小的都上大学了，老大在读研究所。他说孩子的学费方面，他已经花了大约20万人民币。“如果我留在中国，我的孩子都不可能上大学，这也是我一直上诉的原因。”
当问及他认为自他出国以来中国变得怎么样了，他笑说：“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但不管发展多快，中国还是没有美国好。”他接着提到了美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还有法律制度。
在陈的案子进入第14个年头时，他表示自己对案子能否赢不太乐观。他知道分配给他的移民法官是最严格的。“如果我必须回国，我不会回到家乡去。我会住到城市里。”在那里，陈说，他可以躲开追着他们全家的那些官员，而且工作机会更多。但他离开中国这么久，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我比中国大部分工人都老了，所以找工作可能会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