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民间温和派遭受严打的现实与实质

【新唐人2013年10月24日讯】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镇压民间温和派维权人士的狂潮。目前已为外界所知的被拘捕待审的维权人士就有30余人,并且这股狂潮至今仍在肆虐,尚难预料还将有多少维权人士要被投入监狱。在今日中国,用官方的话来说处于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幸福得不知如何表达,中国人权好过美国5倍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且已创造出了为世界学习的中国模式,高扬起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情况下,怎么会忽然如此疯狂地拘捕大批温和的维权人士?如果真如官方宣称的有那么多自信,怎么就惧怕几个网络上的大V,惧怕几个依法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要求人大批准中国政府早在15年前就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维权人士?

从目前已经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波中国当局大肆拘捕维权人士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其一是践行公民宪法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及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其二是声援安徽维权人士张林女儿张安妮上学,维护儿童教育权的;其三是依法维权,通过网络、媒体揭露官僚黑幕,参与关注声援人权事件的。

在践行公民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方面,又分为南北两系。以北京为中心的公民运动重在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这批人遭到打压情况为:

3月31日,北京维权人士袁冬、马新立、张保成、侯欣等因到北京西单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而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除侯欣获取保候审出来外,其余诸君皆被逮捕;4月10日,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被捕;4月15日,北京维权人士王永红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被捕;4月17日,北京维权人士赵常青、丁家喜、孙含会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维权人士齐月英被以涉嫌“传播恐怖信息罪”刑事拘留,后都被捕;4月27日,江西省新余市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也因举牌声援北京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被抓的人士及敦促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先被新余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后改为涉嫌“非法集会罪”被逮捕,8月28日增加了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及“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两个罪名;7月2日,山东籍维权人士张向忠因前往北京第三看守所给被关押的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人士存钱而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被捕;7月12日,北京民主维权人士李刚、李焕君、宋泽(宋光强)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被捕;7月16日,维权人士许志永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被捕;9月13日,著名投资人、热心公益人士王功权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至此,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为参与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活动而被抓捕的维权人士就有19人。

与北京遥相呼应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的一批维权人士,他们在提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同时还提出要求中国人大签署通过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批南方街头活动的维权人士分别到武汉、岳阳、长沙、衡阳、新余、南宁、广州等地举牌表达这些诉求,因此被拘捕的维权人士有:5月25日,袁兵(袁奉初)、黄文勋、袁小华等因为前往湖北赤壁想举牌表达诉求,被赤壁警方先以非法集会罪拘留,一度曾将涉嫌罪名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以涉嫌“聚众扰乱分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8月8日广州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羁押于广州天河区看守所中,两个多月来不允许律师会见,据传已于9月11日被正式逮捕。

这批南北方互动,集中提出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与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活动,是今年初中国民间社会最大规模的一场公民诉求集中表达运动。他们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与监督权,背负现代公民为社会文明进步、人权改善而尽力的责任,毅然走上街头表达民众普遍的诉求。

另一次公民行动是一批维权人士参与声援安徽民主维权人士张林女儿张安妮上学。2012年下半年,安徽维权人士张林的女儿前往合肥一中学上学,结果遭到安徽警方绑架驱赶回蚌埠,使安妮的教育权受到严重侵犯,这激起了全国网友的愤慨,于是今年4月,全国一批维权人士前往安徽合肥发起送安妮上学的维权活动。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网友赶往合肥声援。最后在4月16日遭到安徽警方的驱散,并将周维林、孙林等四名维权人士行政拘留。这次维护儿童教育权事件原本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事隔几个月后,忽然一批参与声援安妮上学权的维权人士相继遭到抓捕。

7月19日,张林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被逮捕。8月10日湖南维权人士李化平,9月5日安徽合肥维权人士姚诚、9月6日合肥维权人士周维林先后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并随后被相继逮捕。全国所有当时前往合肥参与声援安妮上学的网友都再次纷纷遭到警方传唤。

一个儿童的正当教育权利遭到野蛮侵犯,网友和维权人士自发起来维护儿童受教育权,这是现代公民践行宪法权利与担当社会责任的应有表现。从合肥声援安妮活动情况来看,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工作生活秩序的干扰,更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危害。整个声援活动的和平、理性、守法,与有理、有利、有节,显示了现代公民的素养。然而,这种诉求最后招致的仍然是抓捕。

同时,今年还有一批从不同方面主要是通过网络发言来维护公民权利,揭露官僚腐败及侵权事件的维权人士,也相继被以各种不同罪名抓捕。如,今年2月因支持公民上街表达诉求与揭露地方侵权的广东刘远东被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抓捕;6月因抗议国保一再剥夺自己工作权利的海南作家郑酋午被以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抓捕;8月因在北京召开揭露黑龙江农垦违宪黑幕研讨会及在网络揭露农垦官僚腐败问题的刘杰被以涉嫌“诽谤罪”抓捕;9月因揭露环境问题的环保学者董良杰被以涉嫌“网络造谣”抓捕。等等。

由以上今年三方面重点被抓捕的人员来看,他们具有如下一些共性:

其一、普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今年被抓捕的这几批民主维权人士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坚信中国社会会越变越好,尤其他们坚信中国新领导集团会开明,会政改,会兑现宪法承诺。他们普遍对新领导抱有强烈的信赖与期待,于是他们常常将新领导所说的个别有关改革、法治、反腐、权利等等的词句当真,进而采取欢呼的姿态去支持,于是他们走上街头为迎合新领导的反腐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为迎合新领导说要兑现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承诺而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到合肥要求当地政府保障安妮的受教育权,在网络上揭露官僚腐败。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基于他们相信新领导会真反腐,会真兑现“落实宪法”承诺。正是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呼吁,走向异乡声援,走向网络揭露。

其二、在行动上趋向即兴表达:今年这些被抓捕的维权人士,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强的即兴表达特点。当然这也与他们信守知行合一原则相符。在这个言语与行动经常背离的国度,这种知行合一已经是极其稀缺的资源。这些被抓的行动者,通常在形式上往往是几个人偶然聚餐,席间兴致勃勃,随之一拍即合,于是即兴而动,马上街头举牌,或结伴声援,或网络揭腐。他们这种即兴式表达,虽然从外表来看带有太多随机的偶然,其实是他们内心信念的集中反映。

其三、在内容上立足于捍卫人权:这些被抓捕的人士,无论他们是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还是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或者网络上揭露官僚贪腐,都是围绕一个捍卫公民权利的核心。这些人将自己认识到的作为现代公民的权利当作自己生命的价值来追求,他们行出了现代公民的范式。

其四、在目标上追求做一个尊严的公民,做一个负责的公民,做一个不使下一代承受这个时代苦难的公民:这些被抓捕的行动者都认识到了现代公民应有的尊严,深感在缺失公民权利下活着的不圣洁、羞耻,于是他们努力以一种尊严的方式来生活。正如王功权先生所言:“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和我一样为难,要么就同流合污,要么就做事艰难,这样心里很苦。我也不愿意看到我那么多朋友本来都很善良,只能同流合污,以至于失去内心的美好,不能获得救赎,自己都觉得圣洁不起来。我也不想看到那些官员本来也很优秀,却只能被迫说自己都不信的话。”

其五、在原则上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这些被抓的人无论走上街头举牌,还是活跃于网络揭腐,一是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完全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下行动,没有侵害任何其他人的权利,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危害。

从以上这些共性来看,今年被抓捕的三方面的人士属于中国民间努力促进当局兑现宪法承诺、保障公民权利、扼制官僚腐败、推进社会和平转型的温和派,也应该属于中国民间的建设派,是文明社会的健康力量,是一个社会持续平稳、良性发展的基石,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社会的正能量。然而,如此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支持,相反却招致当局的大肆抓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会将中国社会逼向何方?

从当局疯狂镇压中国民间温和派可以解读出:其一、温和派主张保障人权与践行宪法权利是不为当局所接受的;其二、和平、理性、非暴力行动原则对于笃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党是不能理解与接受的。在这个统治集团看来,一切非统治集团计划安排的行动,都是叛逆,都是颠覆;其三、对温和派的大肆抓捕就是要灭绝民间对统治集团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一切念想,要将任何一点的可能的体制内改革苗头扼杀于萌芽状态,要阻绝民间任何可能与体制内改革的互动,从而彻底捆绑民族于罪恶的权贵统治的千秋万代“伟业”中;其四、对于一个法理缺失、正义无存、信奉暴力的权贵集团,现代文明的准则远比野蛮、暴力对统治更具有威胁,所以中国权贵集团宁可放纵黑恶势力泛滥,也绝不允许公民社会成长。

从种种迹象来看,今年中国疯狂镇压民间温和派实质就是要斩断中国和平转型之路,割裂民间与官府联系的纽带,造就官民对峙局面,促使中国民间温和派最终也在绝望中走向激进。当一个社会和平转型之路阻绝时,暴力灾难就在所难免。当此时刻,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摆上历史的十字路口!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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