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又是七一 党老矣

【新唐人2012年7月3日讯】今年又到七一了,今年的七一和往年又同又不同。不同的地方是,今年七一是在中共经历了可以说是一连串直接打中要害的重大事件的打击,从年初王立军投奔美国领事馆,牵出薄熙来、周永康和政法委;到盲人律师陈光诚逃出每年耗资8千万元,直接看守上百人,五六道防线的东师古村,进入美国大使馆,最后到美国留学;再到国安部的间谍案;到“六四铁汉”李旺阳被自杀。一出接一出的惊险剧,让好莱坞黯然失色。

在这一连串的行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经过了91年以后,似乎对一连串的事件都乱了方寸,不知道该怎么样应付,让人看上去很有一点倒楣的时候连喝凉水都塞牙的感觉。所以今年的七一,中共不是简单的处于一个新的最低点,而看上去很有一点是在被算总账,而无力应对的这种味道。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治港的失败

首先,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治理香港的失败。最近被国际社会注意到的是香港人对中共统治的愤怒。今年六四,港人有18万人参加了悼念活动,创近年以来的最高。香港在二十多年来一直都是世界上悼念六四人数最多的一个地区,在海外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聚集起上千人来参加悼念活动,连上百的都很少,因此香港毫无疑问是最多的。如果说香港移交中国以后,算在中国不算海外的话,那么在中国就不仅仅是人数最多,也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在公开场合集体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

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的话,就是保持悼念的人数都很不容易,更不要说特别今年成倍的增加。一个被所谓的帝国主义殖民一百多年的这个地区,在回归以后15年,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六四悼念活动今年人数倍增呢,其实表现的是对中共统治的不满,只能说明中共治港是彻底失败了。

不能说中共对香港没有用心,没有下功夫,从回归前对香港的渗透、派遣、控制媒体、搞统战,到后来的精心制订“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政策,说明中共对香港是下了很大的力气的。可是就是有一条,回归15年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人心,中共没有办法收买香港人的人心。其实中共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从“商人治港”,到前英国统治时候的公务员,就是“精英治港”,都失败了,最后换成直接“土共治港”,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中共治港方针政策失败,一步不如一步的一个最明显的体现。

中共统治大陆六十多年,其实没有积累任何真正的统治之道,所有的治理方法都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这两项之上的。而香港是另一种制度。不管说这一种制度现在还剩下多少,只要还有一定程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自由、抗议自由,只要中共还想保留一点点样子给国际社会看,中共在大陆统治的那一套,在香港就不灵。这是一方面,就是说中共是没有能力来治港的,除非它把中国大陆那一套直接搬过去,什么军队、武警啊、城管啊,直接搬过去,否则它是没有办法来治理香港的。那么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香港和大陆现在是一国了,尽管还是两制,它总是一国,因此中共它不能用什么“敌对势力”来套帽子,也不能用什么什么“独”的这个帽子来对付香港。香港人去关注大陆的事情就比谁都要理直气壮,就像悼念六四、抗议六四硬汉李旺阳被自杀呀,这种做法中共还真的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甚至都不能提抗议,你说它用谁来提抗议?它也不能用外交部抗议,因为这是一国,你要拿外交部去抗议的话,就是分裂一个国家;它也不能直接下禁令,因为那是破坏两制。所以中共真是被自己给捆死了。

中共的统治危机现在看来最好的晴雨表就是香港,而如果要了解香港的民意的话,就去看每年六四的烛光夜悼和七一游行,这已经变成香港人的常规活动了。如果说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大陆的榜样的话,那么香港就是实实在在的和大陆的民众在一起争取民主自由,或者说香港在领头争取民主自由。

大陆遍地干柴

今年从七一看来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现在是遍地干柴,一点就着!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广东中山沙溪事件更好的解释中国大陆现在全社会的紧张状态和一触即发的局势了。

我们知道现在群体事件数量是每年都增加很多,已经不报了,已经不去做统计了。这个群体事件爆发的诱因,在早期主要是官民冲突,就是任何冲突一跟官府挂上钩,马上就爆发成重大群体事件,就有很多民众加入进去。当然出事以后,官方会把官民冲突的官的那一方,最早肇事的人说成是无业游民,或者是临时工冒充的官员,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民众是把它当作官员才会造成这么大的冲突的。

而广东中山6月份发生的这个重大冲突事件起因却是两个少年打架,就是说不管这两个人打架的原因是什么,有的人说是收取保护费,也有的人说是其它原因,基本上可以认可的就是双方都不是有背景的。一般人认为是由当局开始的时候处理不当,导致民众不满,后来发生重大冲突的。至于说后来有一种说法,就是是否有更高层的介入,是不是有维稳的利益集团企图利用这件事情来制造麻烦,来保护、或者是争取更大的他们本集团的利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不是今天讨论的内容,也不是事情原发的因素。今天讨论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地方对任何诱发群体事件的因素都失去了处理能力。

要知道在中国大陆各种群体事件,中共高层到每一级制订的所谓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方案都是一套一套的,对付各种异议人士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一到敏感时期,所有的敏感人物都被看起来了,无论他是一个维权律师也好,还是一个维权人士也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重大事件发生,而没有办法处理呢?那只有很简单的解释,就是中国社会现在各种社会矛盾都已经到达爆发点了,因此统治者是防不胜防的,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指的这个。你把敏感人物防起来、关起来,都没有用处了,因为发生事件的都不是敏感人物,因为社会的每个部分都可能发生事件。

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中共这种统治机制使得所有的官员都无能了,一个是无能才能作官,第二个是作官以后必须无能才能生存,因此官员已经丧失了处理任何事件的能力。这两个都有可能的,前面一种是本,后面一种是标。所谓“本”的话是社会矛盾本身存在,这是本;而处理不当,那是“标”。然而从现在看来,中共治标治本的能力都没有了。

敏感日的变迁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七一是中共建党的所谓生日,现在看来也变成了一个敏感日。我们从敏感日的这个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到中共现在丧失统治能力了。

中共在建政的初期它是没有敏感日的,就是说从1949年一直到文革结束,有过这么多政治运动,都没有哪一个政治运动的日期被后来当作敏感日来对付的,就是说它不需要把那些日子当作敏感日来防范。文革以后,对文革之前和文革当中的部分事情进行了清算,但是当时大部分人都寄希望于中共自己改好了,寄希望于未来,因此确实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去算历史事件的旧账。当然不算历史旧账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来讨论它是对还是不对,而是讨论这个事实,确实是去算历史旧账的人不多,无论是他没有能力去算,还是真的就不去算了。

最早出现的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我们不算部分的地区,我们一会儿再谈,就是大部分地区的最早出现的敏感日应该是1989年的六四,六四以后,每年的六四就变成了敏感日。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的统战,海外部分跟六四有关的人士又慢慢的转变了,因此除了香港和天安门母亲,以及还有少数在坚持的异议人士以外,六四作为敏感日其实到后来是慢慢淡化的。当然最近几年随着中共统治危机的加深,人们对六四作为敏感日又开始重视起来,无论是重新提出来中共应该对六四承担责任,应该向六四受害者请罪,这种提法重新出现,还是中共把六四作为敏感日又重新重视起来,这都是后话了,就是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慢慢淡化了的。

而另外一部分敏感日是1999年从迫害法轮功开始,一下子就突然出现了很多的敏感日,那么这原因是中共从来就没有能够在国内把法轮功打下去,而法轮功在海外又蓬勃发展,因此这一些跟法轮功有关的敏感日是从来就没有淡化过,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每年到了当年“4.25”上访的纪念日、“5.13”法轮大法日、“7.20”中共开始迫害等等,这些日子都变成了无论是在国内国外都是重大的纪念活动,在国内就变成了敏感日;在海外,每年“7.20”前后都会在美国华盛顿DC国会山举行一连串的活动。这些是一部分敏感日。

还有一些是和特定地区、和特定事件有关的敏感日,如跟西藏有关的,1959年开始的“3.10”抗暴纪念日,到了2008年“3.14”西藏抗暴事件就和这个敏感日有关系;2009年新疆“7.15”事件以后,“7.15”在新疆就变成了敏感日。

这些敏感日都是中共建政以后出现的,跟中共以前的传统的敌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都是和中共对宗教信仰、少数民族地区的暴力镇压有关的。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共的宗教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败,尽管中共会把这个责任推给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

但是你想想,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理论,那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没有中共失败的政策,就是真的有什么敌对势力,也不可能在国内引起大规模的抗议值得去把它变成敏感日,更何况中共根本就没办法指出来究竟谁是敌对势力。中共指出的泛泛的套帽子的敌对势力,在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是中共先把别人当作敌人打,才出现的所谓的“敌对势力”。

这些敏感日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了,就是说现在对中共来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敏感日,这些敏感日和刚才提到的敏感日是不一样的。刚才的敏感日跟一些被迫害的群体有关系的,而现在这些新的敏感日,却是跟中共自己的自我吹嘘有关的。你比如说中共建政纪念日也变成了敏感日。你像2009年建政60周年搞纪念活动,却变成了北京地区和周边省分的高度敏感,最后禁止北京人参加这些所谓的纪念活动,也禁止周边地区的人到北京去参加这些活动,就变成了中共高层和他们所指定的一些人的自娱自乐的日子,就是中共高层自娱自乐,再搞一些装扮成群众的人陪他们乐,就变成了这样的日子。

而今年的七一也变成了敏感日,根据权利网站披露,在6月30日凌晨2点多钟,北京当局统一行动,大规模抓补在京的维权人士和访民;在北京火车南站一大早就抓了十几车人;另外还有一些人被禁止在七一期间到香港去旅游。也就是说这些中共自己本来应该是作为庆祝的日子的,也变成了敏感日。实际上当中共把自己庆祝的日子也都变成了敏感日的时候,中共自己的统治,它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党的沮丧

那下面再谈一下,就是今年七一的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中共作为一个统治的政党来说,表现出了它的极端的沮丧,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今年七一前,新华社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国际人士称赞中共领导能力”。新华社采访到的国际人士只有4位,一位是南非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一位是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俄共元老,一位是委内瑞拉国家电台的记者,还有一位是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的副主席。

比较一下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中共自己自称经济上,全世界都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是一枝独秀的,而且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实体。目前中共在海外这种大笔撒钱的气派,跟这些相比较而言,只有四个国际人士去称赞中共的领导能力,实在是有点摆不上台面。不要说这4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国家领导人,连主要的政党都谈不上,就是共产党还都是党内的一些不上台面的人物,连党的领导人都不是。这相比较起来的话,还远远都赶不上当年中共最孤立的时候,那个时候起码还有一些同样孤立的国家,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和中共称兄道弟,你像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古巴的卡斯托罗。

七一期间,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其实最能说明共产党对自己的统治的这个态度。它在开始列举成就的时候只列举了两条,一条是神州九号上天,一条是蛟龙号入海。一个建立了91年的中共统治了63年,能拿得出手的就这两条和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这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类工程的唯一作用,就是为中共贴金,所谓“形象工程”,它不是为国家,也不是为人民,就是为这个统治的中共贴金的,它把它放到七一前,就是中共建党的时候的摆功的地方来标榜自己,所以恐怕它选择这个时候来让神九上天,让蛟龙入海,都是有目的的。

其实中共统治以来,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这种大项目,从60年代的原子弹、氢弹,到90年代的三峡工程,到本世纪的神五、神六,一直到今天的神九,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能够为中共证明“伟光正”的这种大工程,还有就是全世界别人谁都不做的,比如中共吹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监控和封锁技术,是因为别人不做。

然而这篇评论文章其实反映出来最主要的还不是这里,而是承认了中共的统治危机。在这篇文章里面列举了4大危险,哪4大危险呢?说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又列举了4大考验,这4大考验叫作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

姑且不论这4大危险和4大考验是不是真是中共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你就想一想看,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执政党如果连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有这4大危险存在,还能被选上去吗?不要说4大危险,这4大危险当中只要有1条,哪个政党都得下台。精神懈怠,你还待在台上干什么?能力不足,那就让有能力的人来嘛!脱离群众,那就是选票人家肯定不会选你了;消极腐败,有一点点腐败这个党就得下台了。

所以说归根结柢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中共现在面临的就是执政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共自己也知道。6月21日,中共外宣办,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是中共外宣办,在和中共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它叫“外宣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陈宝生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旧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这段话字数不多,谎话不少!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他说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了新中国。在中共的话语系统里面,“新中国”指的就是中共建立的这个政权,也就是说中共建政63年了,至今没有找到合法性的基础,它把全部的合法性还停留在63年前打下江山的那个位置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改朝换代本身是有合法性基础的,无论是农民造反,还是外族入侵,或者是宫廷政变,它都有一个胜王败寇的合法性基础,就是说你打江山打下来了,不管用什么方法打下来了,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

然而你要坐江山,就要有另外一套合法性基础了。因此历代王朝都是“君权神授”,就是说他的执政的权力是来自上天,所以皇帝要祭天。到了现在社会,它的权力来源就是交给了人民,就是说选民,这是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这样的,叫“政权民授”。中共这两个都不承认,它不信神,不敬天,它不承认权力是来自天授的,它又不敢让人民用选票来授权,所以63年以后它的所有的合法性基础还是当年的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时候的,这才是中共目前统治危机的全部症结所在。

至于说党校副校长所说的前提,更是一个持续了六十多年的谎言。所谓“旧中国”指的是1949年以前。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他刚才所说的其实中国的山河就不再破碎了,要是说山河破碎的话,那也是中共打内战造成的。所谓“民不聊生”,是抗战耗尽了国力,紧接着就打内战,中华民国没有得到一天的建设时间。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很少遇到说抗战胜利以后到1949年日子很不好过的,当然打内战的地区除外。

至于说“国将不国”更是无从说起,中华民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建立联合国,废除了几乎一切不平等条约,除了和中共的老大哥苏联的不平等条约以外,中共所声称的完成的一切都已经被中华民国完成了;说到“民族独立”,中华民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实现了;“民族解放”是以中华民国为主的抗战胜利以后就实现了;至于说“救亡图存”,抗战胜利以后就没有救亡这个问题了,唯一的威胁是来自北方苏联。

所以给所谓“旧中国”加上的这么一连串的罪名当中,有一部分是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以后就已经解决了,不再是问题了,另一部分是中共发动的内战所制造出来的问题。就这么荒唐的理由用了六十多年,还不能够找出新的理由来证明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今年的七一突显了中共的统治治理危机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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