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5)

【新唐人2017年01月05日讯】13 长征之二:躲避张国焘 1934~1935年 40~41岁

十二月中,蒋介石把长征的红军赶往贵州。正如蒋预见的,四万红军的降临吓坏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后来写道:蒋“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后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八个师进驻省会贵阳,立即开始修机场、筑公路,照王家烈的说法是“反客为主”了。

蒋接着把红军朝四川赶。他截断了红军的其他途径,只敞开这一条大道。蒋的计划是按贵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后再把红军北上赶到陕北去。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毛泽东死活不进四川。原因并不是他有意破坏蒋介石的计划,而是为了个人在中共党内的权力。

毛一进贵州就积极行动要夺权。他早就在进行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第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

这两人曾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不甘心比他们年轻的博古跨越他们成了党的领袖,把他们时时排斥在决策之外。张闻天后来说博古“排挤我”,“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毛跟博古的两位嫉妒的同事在担架上谋画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有一次碰头是在一处橘林里,绿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橘子。担架夫停下来歇气,把他们并排放在地上。“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呢,他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各人的位子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博古爽快地同意了。他一直在为丧失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而非常苦恼,曾屡屡举起手枪对着自己,好像在考虑自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到十七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争来争去,毛等三人把责任都推在博古与李德身上。

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里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指挥权。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是唯一的外国人,被撤了军权。尽管毛的“三人集团”提议要毛接管,大多数人没有响应,要周恩来继续作“最高军事首长”,“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拥戴毛,还可从另一事实上看出:毛后来虽然屡提遵义会议,可除了他的两个同谋者外,点不出几个支持他的人名来。)

不过,毛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一个成败攸关的突破:他终于进入了决策核心“书记处”。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首领张国焘。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议毛进书记处,尽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无权提议谁做书记处书记。

毛当上了书记处书记,这使他只需对付几个人就能决定大局。长征途上的四名书记中,张闻天是同谋,陈云是一个躲开权力斗争的人,又常常在基层处理行军中的具体问题。剩下的只有博古跟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拉周打博。遵义会议要写一个“决议”,一般这是第一把手的事,但这次张闻天获权起草。这个决议将要传达给全党,还要送交莫斯,对周恩来再重要不过。张闻天初拟的决议上,标题就点了周恩来的名,说丧失中央苏区他是祸首之一:“博古、周恩来、华夫(即李德)同志错误军事政策的总结”。周跟毛等人合作了,他的名字也就被划掉了,决议中对他的批判也大大降级。

正如李德冷冷地写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离,使毛集中火力攻击我们而放过了他”。这样一来,毛在书记处中占了多数。遵义会议一结束,参加者分别回他们的队伍,毛立刻左右书记处作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帮助者”这个头衔,军事辞典里大概难以找到。毛就这么把一只脚插进了军事领导中。

新的书记处接着把王稼祥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最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三星期后,二月五日,在位于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号人物。夺权的经过是这样的:毛跟张闻天结伙先去找周恩来,谈好了再去把这个“多数人决定”通知博古。博古后来说,他们跟他“没完没了地谈,施加了无穷无尽的压力”,他不得已才让位。

由于张闻天当第一把手不是遵义会议的决定,而是几个人搞的“政变”,因此密谋者们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打了一场胜仗,有了定心丸,才宣布了这个更换。从此毛泽东当上了那个虽不乏雄心但欠狠心、欠手腕的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已在川北的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朝四川行进。四川就在遵义北边,接近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新疆,是红军北上打通苏联的必经之路。★二十二日,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要张前来配合策应。

(★美国驻云南的副领事当时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的形势一天天地更严重了。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共产党人就要不管怎么样闯进四川了。到时候,那个人们知道的打通苏俄的计划就要实现了,那时再谈摧毁共产党就是一句空话了。”前苏联军事顾问斯坦恩制定了几套朝四川方向运军火的方案,包括提供“飞机大炮”,“和足以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苏联武官雷邦也为运输途径提出秘密建议。莫斯科派中共前负责人李立三到靠近中国边界的秘密苏军情报点,着手恢复跟中共的电台联系。)

但对毛来说,四川不能进——进了迟早要跟张国焘会师。这时,张闻天尚未当上第一把手,一旦会了师,张闻天任一把手将毫无希望,毛也就当不了幕后操纵人。

张国焘的资格很老,一九二一年中共召开“一大”他就是会议主席,那时毛泽东还不起眼,张闻天连党也没入(他一九二五年入党)。不像毛,张国焘是按共产党程序选出,莫斯科钦定的书记处书记。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联住了好些年,还见过斯大林。他一九三一年一月从莫斯科回国后,被派去中央苏区以外的鄂豫皖,到一九三二年夏天,把鄂豫皖建成了个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五十万人口、四万五千红军的大型根据地。蒋介石在那年秋天把他赶出鄂豫皖,他到了四川北部,一年内又建立起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拉起一支八万人的大军。★浅

(★张国焘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北在一帮格外贪婪的军阀统治下。县城里也有“打精巴子”的老百姓;穷得赤身裸体,缩成一团在路上走。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就有农民起义,红军得以大量征兵。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官徐向前论才能在中共将帅中数一数二。红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底从川北入川时,据徐向前说,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想趁机跟着入川,但四川军阀“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给中央军“吃了闭门羹”。)

凭实力,凭资历,凭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后都几乎可以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

张国焘不会当毛的傀儡。像毛一样,他也会为了权杀人不眨眼。在他的根据地里,他也屠杀当地领导人,也亲自主持过刑讯。受害者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勒死,有的活埋。红四方面军指挥官徐向前说:张国焘“借口肃反,翦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

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场,毛泽东难以出头。要是他跟张国焘争权夺利,说不定自己会丧了命——他在江西大打AB团时的同伙刘士奇,就是张国焘杀的。迄今为止,毛对付的党的领导人都为党杀人而不为个人权力杀人。无论毛如何跟博古、周恩来捣乱,他们也不会碰他。但对张国焘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毛一定得回避跟张国焘会师。

但毛无法反对进四川,他只能跟着走。到了四川边境,他开始耍花招。他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一支尾随的敌军。这支敌军是四川军队,有能征善战的名声。毛的用意是红军如果打败,那么他就可以以川军太厉害的借口把红军留在贵州。

这场埋伏战毫无道理。敌军并没有挡在红军前面,而且根本没有骚扰红军。遵义会议制定的向四川前进的计划中,曾特别说:“对尾追之敌”“应迅速脱离”,“勿为敌人所抑留”。但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顺从了毛。
(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 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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