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新书选登之十六:“维稳阉狗”

【新唐人2016年09月24日讯】(编者按:大纪元获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高智晟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的部分内容。这本书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师在整个十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历的酷刑、牢狱生活、军营武警的暴虐、最高层的胆小如鼠等鲜为人知的内幕。高智晟律师承受了地狱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着走出了监狱,并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虚弱、腐烂和崩亡。)

今天中共的武警部队,可以断定,他们把自身日常精力的百分之九十花在“维稳”方面,诸位切不可以为这百分之九十的精力维持的是社会稳定,这个日常的“维稳”是维持武警部队自身的稳定。人心已全散了,而对人心这种柔软的对象,武警当局剩下的唯一聚拢手段就是硬暴力。

2003年,当美军地面部队突入巴格达,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萨达姆政权时,中共军事评论“专家”惊异得目瞪口呆,为什么?专制动物不仅没有力量且个个都是鼠目。潘多拉先生在《北青报》的社评文章《一切独裁者都是纸老虎》入木三分,道明了一个不二的规律和旁观者的明白。武警军官今天日常的主要精力就是部队自身“维稳”。当我第一次听说部队上下都成立了“维稳办”时,我还是震怔不已。从总部机关到各支队,都有自己的“维稳办”。士兵们在总体上,他们的智慧是不容小觑的,对于行迹于各处的“维稳”人员,士兵们的统一称谓简单且切中要害:“阉狗”。

士兵们的头脑是清楚的。他们向我谈到,说“阉狗”们是非法的,都是各级首长的私器,说正常的约束原则、约束程序是管不住了,因为当官的太腐败,人心都彻底散了,说他们只好用这种非法的手段。这是他们的普遍认识。

他们中的大学生士兵的认识颇出乎想像,我曾与江苏籍士兵陈杰(音)聊起了这一现象,他的话让我肃然起敬。他说:“其实这是必然的结果,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终于到今天这种人人自危的结果,很正常,自食其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和大学生士兵刘巍、郭通、赵治中,都谈到过这种现象,他们的观点都实际而有见地。其中刘巍是颇有思想的,他们认为,部队开始对洗脑是抱以厚望的,当终于发现士兵们干脆不信或表示质疑或消极抵抗成了普遍现实时,洗脑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无赖的手段。就是用洗脑,没完没了地洗脑占去士兵所有的时间,这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士兵没有了制造麻烦的时间,表面上就稳定了。他们认识到这“维稳办”与部队组织建制以及职能完全没有关系,纯粹是私人控制部队局面的工具。

他们有些认识的见地更令人钦佩,他们认为,所有“维稳办”的设立目的都是各级领导为了保官而非考虑到为了部队整体的稳定,说“维稳办”是今天部队日趋不稳定的最大祸首,正如江苏籍士官顾班长(名不详)所言,他说今天的部队,“阉狗”到了哪里,不稳定就定会出现在哪里。说他们常像鬼一样地昼伏夜出,搞的人心惶惶。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抬头看着房顶,几近一字一顿地说:“今天的武警部队,不出大事是偶然的,出大事才是必然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官兵关系是水火不容,当官的根本不把士兵当人。”

郭某是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自考)。我和他的沟通是最多的,竟管那里说话必须“咬牙切齿”。小伙子个人命运悖逆不顺,家境颇特殊,但人很勤奋,有毅力,颇有见识。他与我谈部队“维稳”现象时,他已服役一年半的时间,他说部队今天的现状大大出乎他的想像。他说他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竟然在部队每日组织的学习班上,抄满了四十三本笔记本,说回过头来看令人惊讶不已,他说有三点必须澄清:一是学习教育是强制的,谁要流露出不满必然挨练(指挨打),二是那些学习教育的内容对正常人类没有一点用处;三是当两年义务兵人人要抄写几十本而绝非就他一个人抄写那么多。我故意问他,既然抄写的都是无用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还要经年累月白费这些劲呢?他说意义就在于这个过程,他们要占去士兵的所有时间,不能给你留下单独思考的时间,实际上是把士兵集中起来控制的一种手段,让你没有时间给他们惹麻烦。他说他们当兵期间,购买笔记本成了最大的开销,而且每抄满一本即得上缴,说是怕泄漏国家机密。他说这实际上是怕泄漏丑闻,怕这些垃圾内容流露到社会上让别人取笑。除了没完没了的爱党爱国教育外,学习内容都是支队长以上的官员的讲话记录,他说整日抄得士兵苦不堪言。

十七支队有两个最著名的“阉狗”,一名叫严立谋,一叫李兵(都是音),我在那里见识了他们与基层官兵之间独特的游戏,而我的见识则多源于听,但还是偶然得了面见严立谋先生的光荣。

据士兵讲,“阉狗”们是从不进监禁室的,士兵们说他们每次扑来,多摆出一副力可拔山的强势姿态,其实那正是他们心里不安的表现。因“阉狗”被基层官兵殴打的事件时有发生,结果多不了了之。他们大队的副教导员就追打过“阉狗”,之事件还颇著名。前面说的那位顾班长就曾在一次李兵动手要搜他身上有无违禁物时,一把攥住对方的腕部,严正警告对方行为违法,若搜不出违禁品就当面赔礼道歉而对方竟罢手。

颜立谋先生一次突然间闯入关押点,对关押点搜查的人怨狗叫后,大略上严先生那天是强大的不耐烦,竟闯入监禁室来“维稳”,我已久闻他的大名,绝非情绪化的认识,严先生脸上武警军官共有的苦相极丰富,一双人群中概率不高的鼠目,与我的目光碰触时,眉目中的表情瞬间变得极复杂,迅速低眉下视,他好似意识到了什么,进来站了不到一秒钟而迅速掉头他顾。

关于“维稳”人员,士兵们认为他们是武警部队中最不受官兵们欢迎的角色,但却是领导欣赏(内心则未必)的红人。士兵们称他们为“阉狗”自有其道理,大致上是人格特征不甚明显。其实他们本身是“中国特色”人格化及具体化的鲜例。也是像“中国特色”一样的不名誉的例证。既是“中国特色”的衍生品,又是“中国特色”的牺牲品。由于有了中共纪委这样一个法外施刑的“中国特色”体系,而这法外施刑的主要工具就是武警部队,因而,有时一个支队被党的纪委调遣配合“执法”的网点遍布在北京各山区的著名旅游景点(中纪委所有的“办案”点都在旅游景区租赁整座宾馆用),可怜那“阉狗”们就整天奔突在各点之间。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之是物理和人性的共同点。在我的那个关押点,有一个专门的哨叫自卫哨(据士兵讲各点均如此),那楼的隔音性能颇差,不论白天黑夜,一声惊呼爆起——“检查组来了”,整栋楼会轰的一声在这种实至的、足令人惊心动魄的音响裹覆里度过绝对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嘎然进入一种死寂。那种环境里人的心性功能必须好,否则,足可致人骤殁。开始一个月里我非常的不习惯,那氛围,直似一大群静卧饭刍的羊群里骤间突入一只狮子而群起的一刹间轰响。而这种情形又大多在深夜里,有时那爆起的哨兵声音让人心悸,有时干脆就炸出一声“阉狗”来了。

其实他们闹这么大的动静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挠士兵用手机,而禁绝士兵用手机的表面理由或者是冠冕堂皇的,目的是说为了国家安全,其实这种理由就连“阉狗”们也未必真信。中国有数亿部手机不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偏偏多出数百部手机在士兵手里即国将不同,竟能撼动国家安全,实在不大使人信服。在今天,手机已成了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共的“维稳”官员及其鹰犬们,他们常不知倦怠地与人类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作战,终于只能是笑柄,对军人手机的禁绝之举就是一个莫大的笑柄,而这莫大的笑柄不止于这个荒诞过程而是它的戏剧性结果。每个士兵竟至少有两部手机。人均两部手机成了常态化保有,一部没收即会迅速补给,以保证使用的不间断。藏手机、谨防突查手机等,成了士兵们私底下的主要话题。

本来是一个人类阶段性的文明成绩,竟成了军队控制者的苦恼,何以成了这些秉兵柄者的苦恼?做贼者心虚使然,一是担心士兵们看到“负面”信息,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中共今天仍在背对着人民的作恶,绝大多数都是由武警士兵来实施的,武警不过是穿上了军服的普通人,担心他们泄密而引起民众的不满。中共各级纪委的每个“办案点”都是绝对对外保密的,而负责看管的则全是这些士兵,而士兵们感到不平的是,干部可以拥有手机,有后台的士兵有手机者也不在少数。

我曾和一些大学生士兵探讨过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位的说法很令人刮目相看。他说今天部队的不稳定因素硬是那些当官的给制造出来的,他说他感到大为不解的是,好端端的环境,却专门有一群人负责寻找不稳定因素,功夫不枉有心人,你若思冥想要找不稳定因素,你得到的就都是不稳定因素。他说最为不解的是他们将原本很正常的东西视作是不正常,终于正常的东西也成了不稳定因素。最主要的是,他们把士兵中可能有敢讲真话者、有些正义感情的人视为不稳定因素。

武警刚开始接管看押任务没几天,安家(音)讲了他在新兵时的一个经历没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许多士兵都讲到了这同样的经历,如田羊羊、李俊良、金也人、刘巍等等。对于这种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我没有震惊却有着颇长时间的哀伤。从太监赵高迄今两千多年过去了,在精神、道德及人性领域,这民族连原地踏步的能力都终于没能保住。他们遇到的经历如出一辙,以安家为例,新兵到的第一天晚上是要开班会的,这是中共军队的历史老例。班会一开始,介绍完姓名后的第一个项目把他们都给搞懵了;班长指着班里亮白的墙壁挨着个问新兵,这墙是什么颜色?答为白色者,立即遭致惊心动魄的暴打,连续有五名被提问的新兵遭到暴打,当问到第六名新兵时,他回答说:“班长说它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这名士兵立即被班长表扬。班长又开始重新提问挨打了的士兵:“这墙是什么颜色?”而全班十名士兵一律地答:“班长说它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十双拳头在一双拳头的面前全然萎倒,所有人都不再承认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颜色。

我与刘巍、郭通等谈到过这一现象,刘巍说他会不假思索地跟群顺着班长说。他说你若不愿颠倒黑白,对你的殴打、欺辱是没完没了的。他们新兵班人人挨过打,唯独他没有挨打,用他自己的话:“我比哈巴狗都乖顺,伺候他比仆人都殷勤,还一条一条好烟给他送,他就没有打我。”他对着我说的这些话,我的内心对他没有生出一点厌恶之情。他很善良,亦能助人,那种一边倒的恐惧场合,他的做法是不当被指责的。他的分析颇客观冷峻,他说这种行为并非是有组织地统一安排,但它却是一种禁绝说真话环境的产物。他说现在部队这种现象很普遍,多是一些头脑简单的班长的一种肤浅效仿。可以肯定之不是有组织地安排的结果,但这种做法却不为部队当局所禁止。士兵就这些问题向有关当局告申的话,必然得不到正常的回应。之是军队内消灭真话、消灭正感情的一个具体组成,一个派生方法尔,只不过有关当局实现目的的途径究竟要“文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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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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