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三）

【新唐人2013年11月11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飢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飢荒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飢荒而著稱、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躍進失敗后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註八）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裏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淀。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儘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一九五零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註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一九五五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一九五六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徵購，一九五六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一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一點丟了官。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初採取了一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一九五八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飢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裏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裏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拚命比賽說謊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製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里看到，遠隔千里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麼相似，這正是政治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里，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的錯誤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沉默的權力也被剝奪。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一個人「表態」，要求人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一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一點領地。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徵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註十）

劉少奇這裏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餘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麼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一點自留地，僅夠一家吃菜而已，一九五八年這一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一級公安機關批准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採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實際上是在社會一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一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行政權力完全吞噬了社會。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一九五八年，還一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實行統一的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一九五八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裡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里做的飯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採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飢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幹部多吃多佔、貪污腐化是普遍的現象，侵佔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里。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五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而千一百零四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二百五十四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十六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一九六一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里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飢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一萬二千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準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個別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會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個「范」，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麼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里，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製造者之一（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於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一九五八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飢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鬆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製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里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蕩，怎樣防止社會動蕩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可以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后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註解：

[註八] [印度] 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民主的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程曉農譯 ，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二零零零年第二期（總第六十九期）。

[註十]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五年，第四四一-四四二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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