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錄之八十九:「蘇區」百姓的劫難

整理:袁斌

Facebook

南昌暴動失敗後,中共在一些地區相繼建立了由其控制的蘇維埃政權,這些地區又稱「蘇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地跨贛閩粵三省的「中央蘇區」。

在蘇區,中共利用地痞無賴充當積極分子,「打土豪,分田地」,進行所謂「土地革命」,當地百姓慘遭欺壓蹂躪。

曾在蘇區任紅軍高級將領,後來脫離中共的龔楚回憶這種情形說:「中共打著革命的旗幟,其目的,若從正常的路線來說,是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薰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

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分。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聽,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分子,更儘量的吸收到黨裡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嗚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冶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為了。

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

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有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榨勒索的手段。

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而一生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

有一個時期,中共也覺得這種情勢非常嚴重,曾發出:『反貪污、反腐化、反保守報復的農民意識』的指示,在黨內展開思想鬥爭,進行思想教育,企圖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可是,這些流氓地痞的本質太壞,任你如何鬥爭、教育,都無法改過糾正。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

中共掌權,流氓當道,給蘇區百姓帶來了怎樣的劫難?龔楚在他的回憶錄中舉了下面兩個例子。

他說:「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為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三十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為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著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裡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裡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為了什麼,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款。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我聽了他這番訴說,心裡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請他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為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為了這件事不能入睡。」這是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1933年7月。龔楚回憶說:「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裡的龔坊,因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姓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家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了!我的特務員連忙叫她們不要怕,並說我們暫藉此休息片時的,她們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廚房裡去為我們煎茶。特務員借了她們家裡一個舊臉盆,盛了一盆冷水給我洗臉,她們聽到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這位司令員姓什麼?』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這時,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跑來幫她們說情:『她們家裡實在沒有錢了,請司令員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們寡婦孤兒的六條命!』我問這兩個農民:『你們是不是農會會員?』他們回答說:『是的!』『那麼你們為什麼不替她們證明呢?』他們無可奈何的說:『我們也曾經說過兩次,村政府主席說我們袒護自家人,假如再說情,連我們都要受處分呢!』處在這個場面,任你鐵石心腸也要感動,何況我一向是懷著人道主義精神來從事革命的呢?過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農民政策太過火了,但因環境限制,使我無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種種關係,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訴,我對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為了長汀劉醫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難過,現在擺在我眼前又是這樣一幅血淚交流的場面,叫我怎樣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於是,我毅然地答應了替她們想辦法。她們聽了我的話,這才含淚的站起來。不過,這件事,我後來還是沒有辦通,雖然我幾次下決心,必須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將這些實際的情形向黨中央報告,但終於找不到適當的機會,負人負己,慚恨每難自己!」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北上逃竄後,投靠中共的流氓地痞知道來日無多,「有的是竊取公家財物逃出蘇區,有的是擁著嬌妻潛匿深山逃避鬥爭,有的更原形畢露,帶著手槍藉借糧籌款供應紅軍之名,向稍有存糧存款的紅軍家屬搶掠,甚至強姦紅軍家屬婦女。這時,鄉、區政府多數已找不到一個負責人,蘇區社會已陷入無政府的恐怖狀態。這就是最後蘇區的狀況。」龔楚說。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