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凄惨绝望的岁月 傅雷最后的日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15日讯】岁月的风,从远方吹来,拂过译者的生花妙笔,倾听家书的娓娓述说,卷起彼时的创伤悲鸣。曾经,花香琴朗情长在。今日,人去楼空怨难平。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真相》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近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一起回顾他最后走过的那段绝望、凄凉的岁月。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经历红卫兵四天三夜的批斗后,傅雷和太太朱梅馥将一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成长条,拧绳打结,挂到铁窗横框上,又在地上铺了层厚厚的棉被。然后,他们脚下的方凳被踢翻,闷声倒在棉被上,没有惊动任何人。

就这样,一代翻译大师悄悄地、惨烈地结束了一生。不知道脚下悬空的那一刻,过往的人生场景,得意的,失意的,绝望的,是否像跑马灯一样,在他眼前一幕幕回放呢?

傅雷,字怒安,1908年出生在上海。青少年时期的他,就是个激进的左翼人士。在徐汇中学读书时,他因为发表反迷信、反宗教言论,被学校开除;五四运动中,傅雷走上街头,参加演讲和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与上海学潮。
1928年,20岁的傅雷到法国巴黎大学求学,主攻艺术理论。三年后,他学成归来,开始翻译法国艺术和文学作品,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抗日战争时期,他闭门 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巨著,书中主人公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促使一些青年参加“革命”。

傅雷自己也从抗战胜利至中共建政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反蒋”宣言,写下大量政论文章。他曾质问:“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它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当时的政权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同时,中共建政,带来了宣传和口号声中的“新社会”。这个社会,能实现傅雷争自由、反专制的梦想吗?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给画家黄宾虹的信中写道:“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 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 不知何以自处”。他自称“未能与世浮沉”,只不过是“苟全生命”而已。

但是到1956年,情况似乎出现了变化,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傅雷开始向党靠拢,积极参政议政,学着适应新政治气候。1957年3月4日,他被邀请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第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傅雷非常兴奋,回来后对太太朱梅馥说,“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朱梅馥也给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写信说:“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大家)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

可是,这“百家争鸣”不过是毛泽东口中“引蛇出洞”的“阳谋”,自由表达过意见的人,很快成了被打击的“右派”。当时,傅雷仍然想努力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所以他开始配合“反右”运动,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又是夸赞“反右”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又是和“右派”划清界线,还批评别人的“右派”言论。谁曾想,如此积极投身运动的他,自己居然很快成了“右派”。

1957年下半年,他被指控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说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上海各大报纸也开始批判傅雷。几个月前给儿子写信报告“喜讯”的朱梅馥,这回写信说,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他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极度痛苦。

事情还在往更坏的方向发展。1958年初,中央负责“反右”的一位领导到了上海,认为上海右派太少。为凑名额,市委书记柯庆施就把傅雷加进去凑数。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当天,他直到深夜才回家,回来后和妻子相对无言。不知过了多久,他长叹一声说:“如果不是因为(小儿子)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那时,他就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然而,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苦难,中共最善于搞连坐。傅雷被划为“右派”后,在波兰的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迫不得己啊,傅聪完成学业后出走英国,成了“叛逃”之人。这对傅雷又是一个沉重打击,简直是罪上加罪了。他从此深居简出,不问世事。

由于顶着“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译著被延迟或拒绝出版,稿费没了着落;49年拒绝清华大学的邀请后,他一直是个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也没有工资可领。所以,傅家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窘迫,一向气傲的傅雷,不得不措辞卑微,写信向领导求助。

1961年9月底,傅雷终于摘去“右派”帽子,他没有半点感恩之言,而是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他后来还对好友周熙良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 ,我是不准备再活的。”看来啊,寻死的念头,几年来一直在傅雷心中藏着;而另一方面,政治形势比他想像的要严峻得多。

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砸开了傅家大门——那是一栋位于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的小洋房。领头人是钢琴系教师李名强,他曾经是傅家的座上宾,常 去傅家听傅聪唱片,还是傅聪的琴友。现在,他却进门大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傅雷回敬他说:“你混蛋!”

反抗并没有用。红卫兵布下了岗哨,限制傅雷夫妇出门,随时接受抄家和批判。这天夜间,夫妇二人在小花园里打着手电筒拾掇花草,结果被红卫兵认为是在埋变天帐。于是,他们挖地三尺,捣翻花园,把50多种精心栽培的月季一株株连根拔掉,却没有搜到任何东西。

这些人又找到傅雷写给傅聪的信的草稿,以为信中能有点什么“叛国勾当”。谁知,傅雷倾诉的全是爱国之情。红卫兵马上认为,这肯定是阶级敌人的障眼法。他们继续抄家,把地板都撬了起来。终于,“反党罪证”在阁楼上被查获了:那是一面小圆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是蒋介石像,画报上是宋美龄。这些东西装在一只箱子里,是傅雷姑母1949年前寄存在傅家的,从来没被打开过。

但是,红卫兵哪管这些。“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他们群情激昂,又为自己取得的战果而欢呼雀跃。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下。连续四天三夜,批斗一直没有停。夫妇俩还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着高帽,任人指点羞辱。这一切,难熬得仿佛没有尽头。傅雷和朱梅馥被逼上了绝路。

9月2日,夫妻二人以娟秀的小楷,把后事分条列项地交代清楚:存款600元赠予保姆周菊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过渡生活费;一个小信封里装入了53.5元,是二人的火葬费;9月份的房租支付55.29元;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等都有具体交代。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双双自缢,告别了这个令他们难以承受的世界。随后,他们的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当时,傅聪在国外,傅敏在北京劳改自顾不暇,都无法赶过来,亲友中也无人出面料理丧事。火化时,只有保姆周菊娣在场。但是,周菊娣想领取骨灰被拒绝,因为“反动”人物自杀是“自绝于人民”,骨灰不能被收留。

那是怎样一个扼杀人性的时代。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看似无边黑暗中,仍透出点点良善之光。

忽然有一天,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她自称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再三请求工作人员把骨灰交给她,并在最后把骨灰以“傅怒安”的名字寄存到永安公墓。 这名女孩叫江小燕,当时29岁。她其实与傅雷一家并不相识,但喜欢看傅雷翻译的著作,也喜欢弹钢琴,还看过傅聪的演出。在钢琴老师那儿得知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后,江小燕悲伤不已,正义感促使她挺身而出。

之后,江小燕还给周恩来写信,反映骨灰无人认领问题,她提到傅雷是爱国的。不料,这封并未署名的信竟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里,江小燕被抓走、审讯了一整天。经过反复调查,公安局确定她背后没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后的十几年间,江小燕一直活在巨大的阴影中,直到1979年,傅雷平反。讽刺的是,将傅雷逼上绝路和给他平反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刽子手怎么有资格给被害者平反呢?

傅雷一家的命运沉浮,映衬著时代的悲凉与荒唐。心灵的伤口,泣血不止,永难平复。与这个家庭一同悲哀并痛著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还有饱经沧桑的大地。回顾,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让生命不再迷航。

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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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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