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淒慘絕望的歲月 傅雷最後的日子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15日訊】歲月的風,從遠方吹來,拂過譯者的生花妙筆,傾聽家書的娓娓述說,捲起彼時的創傷悲鳴。曾經,花香琴朗情長在。今日,人去樓空怨難平。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百年真相》節目。今天讓我們走近中國著名翻譯家傅雷,一起回顧他最後走過的那段絕望、淒涼的歲月。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經歷紅衛兵四天三夜的批鬥後,傅雷和太太朱梅馥將一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成長條,擰繩打結,掛到鐵窗橫框上,又在地上鋪了層厚厚的棉被。然後,他們腳下的方凳被踢翻,悶聲倒在棉被上,沒有驚動任何人。

就這樣,一代翻譯大師悄悄地、慘烈地結束了一生。不知道腳下懸空的那一刻,過往的人生場景,得意的,失意的,絕望的,是否像跑馬燈一樣,在他眼前一幕幕回放呢?

傅雷,字怒安,1908年出生在上海。青少年時期的他,就是個激進的左翼人士。在徐匯中學讀書時,他因為發表反迷信、反宗教言論,被學校開除;五四運動中,傅雷走上街頭,參加演講和遊行;北伐戰爭時,他又參與上海學潮。
1928年,20歲的傅雷到法國巴黎大學求學,主攻藝術理論。三年後,他學成歸來,開始翻譯法國藝術和文學作品,並形成自己獨特的文風。抗日戰爭時期,他閉門 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巨著,書中主人公堅持獨立思考的精神,促使一些青年參加「革命」。

傅雷自己也從抗戰勝利至中共建政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和民主人士聯合發表「反蔣」宣言,寫下大量政論文章。他曾質問:「假如沒有言論自由,其它自由怎能保持呢?我們又怎能改正錯誤,反對專制呢?」 當時的政權並沒有充分的時間來回答這些問題。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同時,中共建政,帶來了宣傳和口號聲中的「新社會」。這個社會,能實現傅雷爭自由、反專制的夢想嗎?事實很快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給畫家黃賓虹的信中寫道:「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 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 不知何以自處」。他自稱「未能與世浮沉」,只不過是「苟全生命」而已。

但是到1956年,情況似乎出現了變化,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傅雷開始向黨靠攏,積極參政議政,學著適應新政治氣候。1957年3月4日,他被邀請列席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第一次親眼見到毛澤東。傅雷非常興奮,回來後對太太朱梅馥說,「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一起參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朱梅馥也給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寫信說:「爸爸開會回家,還要做傳達報告給我聽,真興奮。⋯⋯(大家)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

可是,這「百家爭鳴」不過是毛澤東口中「引蛇出洞」的「陽謀」,自由表達過意見的人,很快成了被打擊的「右派」。當時,傅雷仍然想努力適應中共的政治環境,所以他開始配合「反右」運動,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又是誇讚「反右」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又是和「右派」劃清界線,還批評別人的「右派」言論。誰曾想,如此積極投身運動的他,自己居然很快成了「右派」。

1957年下半年,他被指控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說他堅持資產階級民主,反對社會主義民主,反黨反社會主義。接著,上海各大報紙也開始批判傅雷。幾個月前給兒子寫信報告「喜訊」的朱梅馥,這回寫信說,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他做了三次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極度痛苦。

事情還在往更壞的方向發展。1958年初,中央負責「反右」的一位領導到了上海,認為上海右派太少。為湊名額,市委書記柯慶施就把傅雷加進去湊數。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當天,他直到深夜才回家,回來後和妻子相對無言。不知過了多久,他長嘆一聲說:「如果不是因為(小兒子)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那時,他就萌生了輕生的念頭。

然而,這不單單是一個人的苦難,中共最善於搞連坐。傅雷被劃為「右派」後,在波蘭的傅聰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迫不得己啊,傅聰完成學業後出走英國,成了「叛逃」之人。這對傅雷又是一個沉重打擊,簡直是罪上加罪了。他從此深居簡出,不問世事。

由於頂著「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譯著被延遲或拒絕出版,稿費沒了著落;49年拒絕清華大學的邀請後,他一直是個體制外的自由職業者,也沒有工資可領。所以,傅家的生活陷入了極度窘迫,一向氣傲的傅雷,不得不措辭卑微,寫信向領導求助。

1961年9月底,傅雷終於摘去「右派」帽子,他沒有半點感恩之言,而是說:「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他後來還對好友周熙良說:「如果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樣的情況 ,我是不準備再活的。」看來啊,尋死的念頭,幾年來一直在傅雷心中藏著;而另一方面,政治形勢比他想像的要嚴峻得多。

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砸開了傅家大門——那是一棟位於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的小洋房。領頭人是鋼琴系教師李名強,他曾經是傅家的座上賓,常 去傅家聽傅聰唱片,還是傅聰的琴友。現在,他卻進門大喝道:「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傅雷回敬他說:「你混蛋!」

反抗並沒有用。紅衛兵布下了崗哨,限制傅雷夫婦出門,隨時接受抄家和批判。這天夜間,夫婦二人在小花園裡打著手電筒拾掇花草,結果被紅衛兵認為是在埋變天帳。於是,他們挖地三尺,搗翻花園,把50多種精心栽培的月季一株株連根拔掉,卻沒有搜到任何東西。

這些人又找到傅雷寫給傅聰的信的草稿,以為信中能有點什麼「叛國勾當」。誰知,傅雷傾訴的全是愛國之情。紅衛兵馬上認為,這肯定是階級敵人的障眼法。他們繼續抄家,把地板都撬了起來。終於,「反黨罪證」在閣樓上被查獲了:那是一面小圓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是蔣介石像,畫報上是宋美齡。這些東西裝在一隻箱子裡,是傅雷姑母1949年前寄存在傅家的,從來沒被打開過。

但是,紅衛兵哪管這些。「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他們群情激昂,又為自己取得的戰果而歡呼雀躍。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下。連續四天三夜,批鬥一直沒有停。夫婦倆還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著高帽,任人指點羞辱。這一切,難熬得彷彿沒有盡頭。傅雷和朱梅馥被逼上了絕路。

9月2日,夫妻二人以娟秀的小楷,把後事分條列項地交代清楚:存款600元贈予保姆周菊娣,作為她失去工作後的過渡生活費;一個小信封裡裝入了53.5元,是二人的火葬費;9月份的房租支付55.29元;親戚寄在家的東西被抄走應付的賠償等都有具體交代。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婦雙雙自縊,告別了這個令他們難以承受的世界。隨後,他們的遺體被送到上海西寶興路萬國殯儀館。當時,傅聰在國外,傅敏在北京勞改自顧不暇,都無法趕過來,親友中也無人出面料理喪事。火化時,只有保姆周菊娣在場。但是,周菊娣想領取骨灰被拒絕,因為「反動」人物自殺是「自絕於人民」,骨灰不能被收留。

那是怎樣一個扼殺人性的時代。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在看似無邊黑暗中,仍透出點點良善之光。

忽然有一天,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姑娘來到萬國殯儀館。她自稱是傅雷夫婦的「乾女兒」,再三請求工作人員把骨灰交給她,並在最後把骨灰以「傅怒安」的名字寄存到永安公墓。 這名女孩叫江小燕,當時29歲。她其實與傅雷一家並不相識,但喜歡看傅雷翻譯的著作,也喜歡彈鋼琴,還看過傅聰的演出。在鋼琴老師那兒得知傅雷夫婦自殺的消息後,江小燕悲傷不已,正義感促使她挺身而出。

之後,江小燕還給周恩來寫信,反映骨灰無人認領問題,她提到傅雷是愛國的。不料,這封並未署名的信竟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裡,江小燕被抓走、審訊了一整天。經過反復調查,公安局確定她背後沒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後的十幾年間,江小燕一直活在巨大的陰影中,直到1979年,傅雷平反。諷刺的是,將傅雷逼上絕路和給他平反的,都是中國共產黨。劊子手怎麼有資格給被害者平反呢?

傅雷一家的命運沉浮,映襯著時代的悲涼與荒唐。心靈的傷口,泣血不止,永難平復。與這個家庭一同悲哀並痛著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還有飽經滄桑的大地。回顧,是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讓生命不再迷航。

觀眾朋友,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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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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