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孺慕汉文化 诗文鼎盛

圣祖仁皇——康熙大帝传记之十五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传统的中华王朝,在文学史上有着集大成的特点,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完美总结。在最繁盛的康熙朝,国力的强大、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斐然灿烂的文化。热爱儒学与诗文的康熙帝,就像一位开拓者,打开清初文坛的局面,也奠定了整个清朝文学的繁荣。

正如周天子欲观风俗民情,而诗三百传世;汉武帝欲润色鸿业,而辞赋光大;魏武帝慷慨歌诗,建安文学勃兴;唐太宗雅好诗文,唐诗成一代文学;康熙帝对华夏文化的敬慕与倡导,也影响了身边的大臣乃至整个国家。他更通过实施政策、礼贤人才、勤于创作等方式,营造了清初文坛活跃、宽松的环境。

博学鸿词

自古在朝代兴起之时,必有博学多闻的大儒,重振文坛运势,阐述并发扬经史典籍,写下文采焕然的诗文,作为顾问、学士的备用人才。——康熙帝

(出处: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康熙朝实录》)

清朝初年,许多学识渊博的大儒,以明朝遗民的身份坚守民族气节,断绝仕途而遁隐民间。图为宋 《名流集藻册》之“刘松年山馆读书”局部。(公有领域)

清朝初年,许多学识渊博的大儒,以明朝遗民的身份坚守民族气节,断绝仕途而遁隐民间。康熙帝素来孺慕华夏文化,从亲政之初就努力招致天下遗贤,表达对汉族文人的礼贤和敬重,也为繁荣清朝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就颁诏天下,命官员在各地寻访才学兼备的文人,举为“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城留用。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乱平,国势稳定。为了招纳更多的贤才,康熙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愿,命京城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督抚,遍寻“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无论他是否已经做官,都要推荐到朝廷,由皇帝亲自考试、录用。这就是康熙帝开“博学鸿词”科,成为清初文坛一件盛事。

博学鸿词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两宋亦有延续,着重选拔文采出众者为官。在康熙帝的倡导下,官员纷纷举荐文人名士入京。当时正值寒冬,康熙帝对这些文坛精英非常优待。他认为,冬日昼短不利于答卷,就下旨延后考期,等来年春暖时节再行安排。同时,他还让礼部官员照料所有人的食宿,并发送钱粮,将他们妥善安置。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紫禁城中春风煦暖,礼乐悠扬,一场招贤纳士的大型考试即将展开。一百四十三位名家大儒,齐聚太和殿,在一系列礼节之后,赴体仁阁一一就座,准备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试题是两篇诗文《璇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正式开考前,康熙帝还破例赐宴,以示极大的礼遇和重视。

经过十多天的批阅,康熙帝录取了五十人,其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分别授以翰林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职。知名的陈维崧、朱彝尊、汤斌、汪琬、施润章等清初名士,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科考,康熙帝在各地巡行时,也很注重寻访当地的名士。对于少数几位不肯出仕的宿儒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之辈,康熙帝感其心志,为他们叹息不止,命人抄录他们的著作藏于京中。

不过,在康熙帝的感召下,更多的贤士表现出对新朝的认同,愿意为天子效力。他们不仅能够入朝为官,还能参加许多大型的修书工作,比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在所有文化书籍中,最著名的就是纂修《明史》了。康熙帝开《明史》馆,延请博学鸿词者编修前代史书。这些汉族文人,在修史过程中,也将一腔对故国的怀念与忠义注入文字中。因而《明史》在二十四正史中质量属于上乘,特别在后几代史书中堪称最佳。清学者赵翼评价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1]

倡导诗文

环顾身边诸臣,都是身居高位的重臣,承担辅佐朝政、直言上疏、掌管典籍的责任。你们应该一起赋诗,传承雅、颂的诗歌传统。——康熙帝《升平嘉宴诗序》

(出处:顾瞻诸臣,或位居谐弼,或职任卿尹,或典文翰,或司献纳,宜共成篇什,以绍雅颂之音。——《康熙朝实录》)

在君臣相处中,史书也多次记录了康熙帝和大臣赋诗唱和的事件。图为清 姚文瀚 《紫光阁赐宴图卷》局部。 (公有领域)

身居高位的天子,对待文化的政策,往往会引领一个朝代的文学风向。康熙帝崇尚汉文化,优待并擢拔文学之士,更大力倡导诗文词赋的创作。他曾对翰林院学士说,治道首崇儒雅,如今四方平定,正是振新文教的大好时机。而翰林院官员中,长于词赋以及书法的人,都要陆续进呈自己的作品。

康熙帝不仅仅在博学鸿词科中,以诗文取士,他更把倡导诗文用于其它政策中。比如,他要求当时的大学——国子监生员,在学习《四书》之外,也要作诗赋文,每年春秋两季还要举办诗歌的会考。康熙帝在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期间,还要求官员召集当地书生,进行诗文测试,将优秀者记名、予以褒奖,以备录用。

在君臣相处中,史书也多次记录了康熙帝和大臣赋诗唱和的事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上元节那天,康熙帝为庆祝三藩平定,在乾清门大宴近百位群臣,包括翰林学士等文学之臣。席间君臣开怀畅饮,谈笑风生。第二天,康熙帝作《升平嘉宴诗序》,并首唱“丽日和风被万方”,群臣复集于太和殿,依照“柏梁体”的格律联句赋诗。[2]汉武帝君臣曾于柏梁台联句赋诗,每句七言皆押韵,是为柏梁体。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五十寿诞之际,群臣请求朝贺并进贡珍宝。康熙帝却说:“尔等如此进献,外地的督抚一定会效仿,所以朕绝不接受。朕素来嗜好文学,诸位大臣有诗文进献的,便留下来欣赏。”[3]之后大臣们做了一面万寿屏,把屏风上的文字誊写成册,一同送给康熙帝贺寿。康熙帝也只留下了册子,却把屏风退了回去。

再如康熙帝在临终之年、即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在乾清宫前赐宴文武大臣,更邀请了年满六十五岁的退休或斥退官员。他先自作七言律诗一首,又让参与者各自赋诗以记录盛事,最后编成《千叟宴诗》。

此外,康熙帝赴南苑围猎,或者收到外国进贡的狮、像等奇物,也会命大臣随时赋诗。

康熙帝本身文学修养极高,也常常赐诗给有功勋的文武官员,以示特殊的嘉奖,并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和词臣的联系。在康熙帝的“御制文集”中,明确标示为赐诗的作品就有六十首。而在地方,康熙帝的赠赐活动更为频繁,仅山西一省,据《山西通志》统计,山西籍或在山西做官的人员,得赐康熙帝御制诗总计三十二首、御书前贤诗歌总计三十六首。

这些倡导诗文的举措,不仅流传出大量的文人雅韵,对清初文坛也有着重大意义。赐宴、庆典的大型活动中,几乎囊括当朝所有工于诗文的才子。他们既是辅佐君王的重臣,也是主持文坛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创作以及社会地位,对天下文人起著鼓舞和引导作用。同时,康熙帝以至诚之心结交汉族文人,实现君臣一心一德的理想境界。这也化解了他们对故国的悲情心态,文坛风气亦随之转变,咏唱出盛世之音。

著作宏富

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多读书,则嗜欲澹;嗜欲澹,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康熙帝

(出处:《庭训格言》)

康熙行书。(公有领域)

康熙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学不倦的皇帝。史书记载,康熙帝五岁时开始读书,常常诵读到半夜也乐而不倦;十七八岁时读书过于辛劳,以致于咯血也不肯稍事休息;老年时仍然手不释卷,谦逊好学。

正因如此,康熙帝在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同时,在学识、文艺领域同样令世人叹服。曾国藩称赞康熙帝:“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4]

高才绝艺的康熙帝,文学兴趣广泛,在政事之暇,也搦管翰墨,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他崇尚儒学,也在文学创作中传承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他的文学主张,散见于史书记载。首先,康熙帝倡导文章、道德的统一。他曾说:“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能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5]

儒家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为文亦如此。康熙帝认为做文章,应以内容为主,反对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即“主于明道,不尚词华”。不过,他最推崇的仍然是“文质灿然”的内容与文采兼备的佳作,令人“神解意释”,在阅读和感悟的过程中产生释然、愉悦之感。

在质的方面,康熙帝努力学习华夏文化,而在文的方面,他也在不断提升技艺,谦逊地向身边的文臣请教。《静坐读书自喻》的诗序中,康熙帝提到,大臣如果对他的作品提出韵脚不当、平仄不和、典故不稳、联句不雅等缺陷,他就立即更正。

在《四库全书》中,康熙帝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共有四集一百七十六卷,其中包含了诗、词、文、赋等正统文学样式以及文艺评论。其中,散文和诗歌是最主要的样式。他的散文叙事平易生动,风格质朴清新,颇有大家风范;大量的诗歌,更集中反映了康熙帝的艺术成就。康熙帝一生,留存御制诗一千多首,其数量可与盛唐诗人媲美。足见其对诗歌的偏爱以及为倡导诗文付出的心血。

他的诗歌内容极为广博,天地山川之风光,古今治乱之事迹,无不见于诗作。康熙帝遵循诗言志的传统价值,以九五之尊关注着他所统御的朝代,在锤炼的字句中流露出治国安邦的理想,以及积极用世的情怀。

下面我们来赏析两首康熙诗歌,一探康熙帝的文学素养与内心世界。

《古北口绝句》:“断山逾古北,石壁开峻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登城》:“城高千仭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戚在当前。”

康熙帝登高赋诗,望见峻远的断山、千仞的城墙,构筑了坚不可破的防御体系,展示一朝帝国的盛世气象。不过,康熙帝却有着意象之外的联想,抵御外敌,靠的不是关隘险固,而是施行德政,教化四方;一国兴盛,不在于车水马龙的表面繁华,而是要把百姓生计视作眼前最重要的事。这两首诗,笔法大开大合,警句发人深省,蕴含治国安邦的根本,真帝王诗歌也。

满族文学

纳兰性德擅长赋诗,尤其精通填词。他学习南唐、北宋词家的风格,词作极富细腻幽微的艺术美。

(出处: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清史稿》)

清 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中的纳兰性德像。(公有领域)

华夏的少数民族总是给人勇武有余、文采不足的印象,但当他们问鼎中原、统一华夏时,也会逐渐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从马背上的猛士化身文武兼修的君子。特别是在康熙朝,康熙帝视满汉为一体,大大推崇汉族的儒学和诗文,也努力提升八旗子弟的文学素养。

在康熙帝的影响下,许多满族人热衷于结交汉族士人,学习汉族文化,并且像汉人一样读书明礼、科举入仕。自此,满族文学逐渐兴盛,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

这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满清第一才子”纳兰性德。他生于钟鸣鼎食之家,隶属满洲正黄旗人,父亲是内阁重臣纳兰明珠。他十七岁进太学,十八岁中举,十九岁中会试,二十二岁补殿试,高中进士。康熙帝对纳兰性德青睐有加,留他在身边担任御前侍卫,君臣关系亲厚。

贵公子纳兰性德,是位善骑射、工诗词的文武全才。他为人超逸脱俗,情感丰富细腻,在填词方面成就最高。其词多写情感、边塞江南、咏物咏史等内容,词句清新隽秀,情境哀婉缠绵、悲慨沉郁,远追李煜、晏几道之风。

虽然他只有三百多首词传世,但是纳兰词佳作频出。纳兰性德编有《侧帽集》《饮水词》两部词集,他的词作一经问世,就有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纳兰性德还和汉人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甚至被誉为清朝“国初第一词手”。

另一位成就较高的是岳端。他是亲王岳乐之子,诗画皆精,在皇室中有首倡风雅的美誉。“西岭生云将作雨,东风无力不飞花”是其佳句,时称“东风居士”。他本是郡王,却屡屡受挫被降为闲散宗室,郁郁不得志,诗作中往往流露出狂放悲慨之辞。他有诗集《玉池生稿》等,还作戏曲《扬州梦传奇》,成为满人中写戏词的第一人。

注释:

[1]出自《论诸朝正史之优劣》。
[2]出自《清史稿·圣祖本纪》、《东华录》。
[3]出自《东华录》。
[4]出自《国朝先正事略序》。
[5]《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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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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