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基洛夫被暗殺和黨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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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黨組織第一書記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持槍進入列寧格勒黨總部的年輕共產黨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射殺。此後,新的恐怖周期開始了。

幾十年來,人們普遍認為,斯大林在基洛夫暗殺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洛夫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敵。這種看法源於,1956年2月24日—25日晚,赫魯曉夫在第20次黨代會上,向蘇聯代表們提交的祕密報告中所「披露的內幕」。該理論近來受到質疑,特別是在阿拉.基里林娜(Alla Kirilina)的著作中。她利用了以前沒有的檔案資源。無論如何,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斯大林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使用暗殺,使陰謀論的想法具體化了。陰謀論,始終是斯大林主義論調的核心主題。通過「證明」存在一個針對該國、其領導人和社會主義本身的巨大陰謀,陰謀論讓斯大林得以維持危機和緊張的氣氛。它甚至成為體制失敗的一個便利解釋:當一切都變得糟糕、生活不再「幸福快樂」時,按斯大林有名的說法,這「一切都是暗殺基洛夫的刺客的錯」。

暗殺事件宣布幾小時後,斯大林起草了一項法令。它後來被稱為「12月1日法」(Law of 1 December)。這項異乎尋常的措施,兩天後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它下令對恐怖嫌疑人的審問時間減至10天,允許在嫌疑人沒有法律代表的情況下對其進行審判,並允許立即執行死刑。幾個月前恐怖才剛剛有所減輕,而這項法律卻標誌著與之徹底決裂,且成為發動大恐怖的理想工具。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斯大林在黨內的許多對手被指控進行恐怖活動。報刊宣布,「可憎的罪行」是一個受其「在列寧格勒的總部」所指揮的祕密恐怖組織犯下的;除了尼古拉耶夫本人外,它還包括13名前季諾維也夫派成員。12月28日和29日,該組織所有成員都被祕密審判,並判處死刑,立即處決。1935年1月9日,對「列寧格勒季諾維也夫派反革命總部」臭名昭著的審判開始;77人都被判監禁,包括某些時候反對過斯大林的、許多知名的黨內激進分子。揭穿「列寧格勒總部」,導致隨後發現「莫斯科總部」,其19名假定成員包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莫斯科總部」的成員被指控與暗殺基洛夫的刺客進行「意識形態共謀」,並於1935年1月16日受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認,他們「以前從事的反對黨的路線的活動,當客觀看待時,不可能沒有充當催化劑並激發這些犯罪分子的最壞本能」。這種不尋常地公開承認「在意識形態上共謀」的舉動,是在多次撇清關係和公開否認有牽連之後,導致他們分別被判5年和10年的監禁。從1934年12月到1935年2月,有6,500人按照新的反恐程序被判刑。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定罪後的第二天,中央委員會向所有黨組織發出一封祕密通知,題為「從對基洛夫同志的怯懦謀殺中要汲取的教訓」。正文部分堅稱,存在一個由「兩個季諾維也夫派基層組織」主導的陰謀,「它們曾是白軍組織的前沿組織」。文中還提醒所有成員,與托派成員、民主集中派(Democratic Centralists)、右翼和左翼分裂派別等「反黨集團」作長期鬥爭。無論任何人以前在任何事情上反對過斯大林,都成了嫌疑人。對敵人的追捕變本加厲。1935年1月,988名前季諾維也夫支持者,從列寧格勒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和雅庫茨克。中央委員會下令所有地方黨組織擬定因屬於「托派和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派集團」而於1926至1928年被禁的共產黨員名單,後來僅僅根據這些名單實施了逮捕。1935年5月,斯大林再次致函所有黨組織,下令對每個共產黨員的黨員證進行仔細檢查。

基洛夫暗殺事件的官方版本,聲稱暗殺是有人使用假黨員證進入斯莫爾尼宮(Smolny)所為,用以證明檢查所有黨員證的運動有著「巨大的政治重要性」。該行動持續了六個多月,是在祕密警察的全力協助下進行的。NKVD提供證明「可疑共產黨人」所需的一切文件,黨組織反過來又通知NKVD,作為這場運動的結果,被禁止入黨的人有哪些。整個這場行動,導致9%的黨員即約25萬人被開除黨籍。在1935年12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負責這項行動的NKVD主要部門首腦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Ezhov)給出了不完整數據,顯示被開除出黨的15,218名「敵人」也在這次運動中被捕。然而,葉若夫認為,這場清洗算不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為所花時間比原計劃長了3倍,這是由於「當時仍在主管職位上」的一些「官僚主義分子」的「惡意和破壞」。儘管該黨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是剷除托派和季諾維也夫派,但實際上被開除出黨的人僅3%屬於這些類別中的一類。地方黨領導常常不情願「聯繫NKVD,並交出要通過行政決定立即流放的人員名單」。簡而言之,在葉若夫看來,這場黨員證檢查運動揭示了,黨的地方辦公室在多大程度上想要組成對當局消極抵抗的統一戰線。這是斯大林始終都銘記的一條重要教訓。

基洛夫被暗殺後立馬來襲的恐怖浪潮,不只是影響到黨內的前斯大林反對者。1934年12月27日,政治局以「白軍恐怖分子從西方滲透進本國」為藉口,下令從烏克蘭邊境地區放逐2,000戶「反蘇」家庭。1935年3月15日,採取了類似措施,「將所有可疑分子從列寧格勒地區邊境區域和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亞」。主要受害者是近萬名芬蘭人,這是遭放逐的眾多族群中的第一個。這種放逐後來在二戰期間達到高峰。1936年春發生了第二場大規模放逐,針對15,000戶家庭,涉及近5萬人,其中多數是來自烏克蘭的波蘭人和德國人。他們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Karaganda)地區,並安置在那裡的集體農場。

接下來的兩年裡,鎮壓周期加劇,NKVD在1935年作出26萬7,000例判決,1936年作出27萬4,000例判決。同時,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安撫人口。「被剝奪公民權利者」這一類別被廢除,對集體農場工人少於5年的監禁判決被撤銷,依據1932年8月27日的法律被判刑的37,000人提前獲釋,「特別移民」的公民權利得到恢復,禁止被放逐者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歧視性做法劃下句點。這些措施往往產生矛盾的結果。例如,被放逐的富農,在被放逐5年後恢復了其公民權利,卻最終被禁止離開他們被重新安置的地區。他們的權利一被歸還,他們就開始回到他們的村裡,這導致諸多不可解決的問題:他們將獲准加入集體農場嗎?由於他們的房屋和財物被沒收,他們將住在何處?鎮壓的邏輯在此過程中只允許稍微的停頓:沒有回頭路。

當社會與政權之間的緊張進一步加劇時,政府決定為斯達漢諾夫運動背書。該運動以安德烈.斯達漢諾夫(Andrei Stakhanov)的名字命名。藉以不尋常的團隊合作和重組,斯達漢諾夫成功地將煤炭產量提高了14倍。一場巨大的提高生產力運動開始了。兩個月後,1935年11月,莫斯科舉行了一場「工人先鋒會議(Avant-Garde Workers)」。斯大林本人就「一場擺脫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習慣性守舊的運動」,強調了其「深刻革命性」。事實上,鑒於當時蘇聯工業的性質,斯達漢諾夫運動推行的幾天、幾週,甚至幾十年,都對生產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影響:設備磨損更快;工作場所事故飆升;產量增加之後,下降期幾乎不可避免地接踵而來。當局回到上世紀20年代晚期騷擾專業人員的主題,又開始將經濟困難歸咎於滲透進管理層的所謂破壞分子,尤其是工程師和專家。對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任何懷疑、生產節奏的任何中斷,或任何技術故障,逐漸再被視為反革命行動。1936年前六個月,超過14,000名工業管理人員因破壞活動被捕。斯大林利用斯達漢諾夫運動,發動了一場新的恐怖浪潮。它作為「大恐怖」(Great Terror)而被世人永遠銘記。#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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