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平:魯迅批孔,顛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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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面的這篇文章是多年前寫的,後來出版幾本講儒學的書,總想把它收進去,雖然盡量喬裝打扮,題目都用的是「《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商榷」,但都沒逃過出版社的火眼金睛,只准魯迅亂放火,不準老夫點煤油燈。混不過去,只好作罷。發在這裡,以示冥頑。

魯迅先生在1935年發表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談了他對孔子的一些看法。筆者上高中時讀到了這篇文章,當時矒矒懂懂,對孔子的情況知之甚少,對魯迅先生崇拜甚深,人家說啥咱信啥。從那以後,孔子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負面的。這些年由於教學的需要,總在搜集和處理儒學的材料,發現孔子不但並不可憎,反而十分可敬。

在今天,魯迅先生的影響力比孔子要大得多,最近還經常有人引用他文章中的觀點,對孔子和儒學進行總體的否定。為此,筆者覺得有必要對他的一些見解談談看法。

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

俗話說「情人眼裡出西施」,反推過去就是「仇人眼裡出東施」了。同樣是孔夫子的經歷,經過魯迅先生這樣的描述,就顯得其人處處不受歡迎,和誰都合不來,一事無成,眾叛親離,暗淡悲涼,但筆者的看法卻不是如此。孔子三歲喪父,孤兒寡母,在少年時期一定是吃了很多苦頭的,但長大後在季氏家任職,日子自然會好很多。此後的一生中,他的日子過得並不算壞,在學問上的成就也頗為卓著,受到當時社會的普遍認可,要算響噹噹的國際名人,活著的時候就已經被人視為聖人。魯迅先生對於他的介紹,都顯得味道不對,刻意扭曲事實,明顯地有矮化、醜化孔子的主觀意向。

1。孔子擔任魯國的司寇,由於對魯國的政治失望,主動棄官出走,謀求到其他國家任職。這本來是他自動要跳槽,卻被說成「又立刻下野,失業了」,聽起來倒像是被人炒了魷魚。不提人家主動棄官的情節,整個周遊列國的積極意義就被抹煞了。我的印象是:自動拋棄一個諸侯國司寇的高官厚祿,憤然不和無道的統治者合作,冒險踏上實踐自己救世救民理想的坎坷道路,其人格的高尚是不言而喻的。

2。縱觀孔子的一生,在魯國時,季氏的家臣陽貨倒是在孔子面前趾高氣揚過,但他不是「輕蔑」孔子,反而是想逼孔子出來做官,為他服務。孔子不肯屈節,其表現是正義的。後來他被定公起用,在國內沒有人「輕蔑」他。周遊列國時,他一直被所到之國奉為上賓,雖然不獲實權,但禮遇還是優厚的,也沒有人「輕蔑」過他。晚年回到魯國,被尊為國老,受到哀公和季氏的抬舉,「輕蔑」之事更無從談起。魯迅先生說他「為權臣所輕蔑」,並沒有事實根據的支撐。

3。孔子不滿當時的社會現實,周遊列國,希望獲得權柄,從而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最終沒有能夠如願。他的這種表現確實受到過當時人們的種種非議,例如「耦而耕」的長沮和桀溺、芸田的丈人、衛國的荷蕢者、楚國的接輿、魯國的晨門等。這些人雖然有種地的,有看大門的,貌視地位卑賤,但都根本不是真正的「野人」,而是一些與孔子持不同的處世態度的隱士,屬於有見識的「士」的階層。他們認為當時的社會現實黑暗,在這一點上和孔子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他們主張當隱士,潔身自好,孔子則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體現了一種對黑暗現實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體現了他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魯迅先生說他「為野人所嘲弄」,同樣沒有事實根據的支撐。這裡的「野人」,自然說的是最為基層的平民,這就將孔子放在了所謂「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4。孔子在陳、蔡之間被圍困,餓扁了肚子,但圍困他的人並不是什麼「暴民」,而是陳、蔡兩國大夫們的人馬。《史記·孔子世家》:「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5。孔子學生眾多,出色的有七十二人。魯迅先生卻說成「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這是很不公道的評價。一個「中用」,降低了七十二賢的檔次,還把那兩千九百多人都說成不「中用」的草包了。借用孔子的一段「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竟然生髮出「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的獨家見解,以顯示孔子做人的失敗,這是極不負責任的一種「惡搞」。孔門弟子中,孔子最為器重的是顏淵,其次像子貢、子夏、子游、曾參、閔子騫、南容、冉耕、有若、冉雍、原憲等許多人,哪個不是孔子「真可以相信的學生」?孔子去世之後,學生們按照對待父親的禮數,為他守孝三年,而子貢則守孝長達六年,這樣的師生情誼,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上也十分罕見。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孔子不僅沒有教出好學生,而且學生們對他也很寡淡,這是嚴重地不符合事實的。

魯迅先生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不同於文化大革命中盲目批孔的年輕人,他這樣「戲說」孔子,不尊重事情的本來面貌,其做法是不可取的。

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又說:「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歸結起來,這些話能給人這樣的印象:孔子是統治者的代言人,一點也不為民眾的利益著想,他為虎作倀,是統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人民群眾早就看清了其走狗本質。照此看來,五四時期的「打到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顯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了。

儒家提倡統治者是「民之父母」,要求他們全心全意地為民眾服務。在儒家經典中,充滿了對黑暗現實的批判,充滿了對統治者無道行為的譴責。他們的立場從來都是站在民眾利益方面的,是民眾利益的代言人,其主張已經明確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地步了。魯迅先生說孔子設計的治國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筆者認為他從根本上顛倒了黑白,這也「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晚清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積愚積腐,激怒了有血性的國人,對權勢者恨得咬牙切齒。在這種背景下,原來官為「父母」、民為「赤子」的上下關係理念被掃蕩,取而代之的是階級鬥爭的理念。仇官心理、仇富心理、仇知心理被發酵膨脹,人際關係的連續統自然地斷裂為不共戴天的兩大陣營,社會進入了激烈動蕩的無序狀態。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人們的理性和良知往往被熊熊燃燒的仇恨之火所焚毀,投入了你死我活的鬥爭。

自古以來亂世出英雄,亂世也興學術。學術在亂世應運而生,其產生和存在的價值就是要給社會開出撥亂反正的藥方。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黑暗動蕩,因而促動了孔子主動救世的熱情,倡導儒家的思想體系。這一體系的服務對象是整個社會人際關係的連續統,其立足點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要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來規範整個社會,首先是約束那些破壞公理和秩序的統治者,其次也要約束那些破壞公理和秩序的被統治者。追求社會競爭方式的有序性和合理性,這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流價值觀。為實現秩序和公理的回歸,社會付出的作戰代價往往非常慘重,結果往往是得不償失,誠所謂「兩朝號易千州覆,一將功成萬骨枯」。

正因為儒學具有普遍真理的價值,具有「得人心」的效用,任何人都不敢真正地站在他的對立面,所以才有了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整體尊孔現象,儒學才會成為人們的「敲門磚」,也就有了袁世凱、孫傳芳、張宗昌之流的尊孔表演。

階級鬥爭的仇恨之火焚毀了人們的判斷理性,人們採用了這樣簡單而荒唐的做法:既然歷代統治階級都尊孔,那麼我們就要反孔。進而將儒學的「民本」性質也直指為「官本」性質了。說什麼「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樣歪曲儒學,割裂民眾和儒學的「親密」關係,造成了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這是筆者所不能認可的做法。對於政治流氓們打起尊孔旗號的偽善行為表示憤慨,其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因為恨流氓而也恨儒學,其做法就不可理解了。難道可以認同「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的做法嗎?和尚自己破了「八戒」,難道是「袈裟」所標誌的佛學道理的罪過嗎?人們懲罰了破戒的壞和尚,難道還要進而去拆廟燒經嗎?

魯迅先生這樣來介紹孔子,既不尊重事實,也缺乏理性思辨的說服力,還為後來的不懂儒學卻又猛批儒學者提供了狂轟濫炸的炮彈,不能不令人遺憾。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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