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打不垮的幼儿园

【新唐人2014年3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李韵综合报导)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一直被指责,勾结侵华日军,充当汉奸卖国。而一组数字则揭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无愧中华,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幼儿园也没被打垮。

史料记载,1940年初,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向国府密报了有关1937到1939年的财政实况。他透露,抗战前夕全国各项税收年收入约八亿八千万元,加上其它财收入,政府预算约有十二亿元。

按照当时三比一的汇率计算,税收岁入不到三亿美元,预算不过四亿美元,仅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的营业额。就这点微薄的经费,支应庞大文官系统以外,要办教育,要兴实业,要开交通,要扶助农桑,还要扩大国防力量,建设一支可以抵御强敌的军队,实在力有未逮。

这就是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状况,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看来,八年抗战中的中国,非但没有半点取胜之望,反而处于必败无疑的绝境之中。其经济在战前本已极度弱小,在连天烽火中,更是脆弱如惊涛骇浪中一叶方舟,随时都会破产翻船,惨遭灭顶之灾。

积贫积弱若此,再加上一盘散沙,下层组织疲弱,军令政令不畅,无怪乎日本军方向他们的天皇报告说,只须三个月,即可解决中国事变。此一结论,可说是有充足根据的。

从几个简单数字中,不难想见当时中国政府处境之窘迫险恶,完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随政府退却,涌入西南内地。而此地工业资本仅占全国4%,工厂数目不过全国6%,发电能力仅及全国4%,产业工人只有全国的7%。

即使加上从沿海搬迁来的公私企业,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也从未超过战前全国水平的12%。与战前产量水平相比,棉纱只有5.3%,棉布只有8.8%,面粉只有5.3%。就靠这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资源,国府不但要养活二分之一人口,更要率领三百万到五百万军队,在统一军令下,与百万强敌作生死战。如此绝境,中国人居然坚持了八年之久,谁能想像得到?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贫病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灭亡,或再延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抗战时期日军打不垮的幼儿园

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界为配合军事斗争,为教育适应抗战之需与夺取抗战胜利献计献策,形成了强劲的战时教育思潮。他们适时地提出了颇有历史意义的教育应当深刻反省,“战时需作平时看”,“平时需作战时看”和不宜以大学生作兵员等极富建设性的建议,保证了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因为抗战而全面停辍,从而为抗战建国储备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战时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八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方面来看,按照1937年8月27日制颁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仍应“战时要当平时看”,“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并“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随着战区日益扩大,沿江沿海各省区教育比较发达者,均遭日军蹂躏,小学校多在敌人到达之前数小时,教员携其教具避难偏僻乡村。

学前教育遵循着抗日战争时期学前教育方针:“幼稚教育,应使保育与教导并重,增进幼儿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发育,并培养其人生基本的良好习惯。施教对象应推广及于贫苦儿童。”以后,教育部奉行“战时须作平时看”原则,于1939年12月24日公布了我国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法规——《幼稚园规程》;1943年教育部对“规程”予以修正,经呈奉行政院令,改为《幼稚园设置办法》,并于同年12月20日以教育部令公布施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产生大量难民。而难民中有很多孤苦无着的儿童。为解决难童的收容、教养问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和保育院应运而生。1938年3月10日,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在全国各省市、香港和南洋群岛设分会20多个;在各战区设立儿童保育院53所,总共收容难童3万多名。

作者郑浪平在《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记述,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多,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22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10万人以上),1117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1万人以上),以及38931次的小型接战。最后日本在中国战区共有180万部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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