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日本的道歉文化

【新唐人2014年2月2日讯】陈小鲁、宋彬彬等人迟到的文革道歉,让国人把现实感觉重新切换到四十余年前那遍地政治迫害的“峥嵘岁月”,同时也为反思中国的道歉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究竟该如何评价陈、宋的道歉呢?如果他们的道歉“欠真诚”的话,那么何种程度的道歉才算“真诚”呢?中国有“真诚”的道歉吗?到底有多“真诚”?

凡此种种,见仁见智,人言言殊,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我们有必要平移视线,看一看东邻日本对道歉的认识。何况那个国家不仅以源远流长的“道歉文化”著称于世,而且与中国之间还有过一场关于道歉问题的著名口水官司。乃至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大街上或虚拟空间里随便一个中国人,张口闭口批判日本的历史认识,“举重若轻”得就像居委会大妈训斥刚来小区租房,尚未来得及办暂住证的京漂一族。所谓“日本人不道歉”,在我国也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常识”。

然而,中国的“常识”,未必是天下的常识,正如中国的价值观念未必是普世价值、“中特主义”不等于世界大同一样,这一点已无需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人道不道歉的问题,还真是一个值得说道一番的事体。

首先,我们说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歉文化”,是一个事实判断。文化的沉淀是语言。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粗通日文的笔者,无需翻词典,随口就能说出不下十种,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头を下げる”、“お诧び”、“谢罪”、“陈谢”,等等,不一而足。倘若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语气的表现的话,那真多了去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日文的道歉表达之丰富,无出其右。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各种规格的道歉信(お诧び状、谢罪文)格式写法的工具书。中国人去日本,对日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点头哈腰”——其实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赔不是。日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语。一般国人会以为,既然中国人和美国人也都用“对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没啥可奇怪的。但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的频度的话,还是免不了吃惊:要做多少坏事,才能成天赔不是到这个份上?其实,文化就是文化,无需做过于“踏实”的理解。中国人见面问“吃了么”,有几个是真操心对方吃不饱的?

了解了“道歉”是一种文化,便可一窥“道歉文化”之堂奥。既然是“文化”,这种文化便一定有其赖以产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旅日作家、孔子第75代孙孔健认为:日本的道歉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人“通过赔罪,乞求对方的原谅,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严”。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而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被媒体曝光败露后,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国民的“理解”。堂堂一国首相,对国民鞠90度深躬,赔不是,而所谢之“罪”,竟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中国人断乎无法理解。可在日本,既被媒体和反对党抓住把柄,不“谢罪”,还真难过关。

最近的例子是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去年9月,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MINOMONTA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这位主持人噙著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同时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MINOMONTA于1967年出道,在广播电视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个世纪,主持过包括NHK红白歌会在内的百余档节目,并出演电视剧和电影,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可为了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也只有低头谢罪之一途。至于何以做告别华丽舞台的极端选择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感到了世间有种自己不辞职,便不能平息的风潮”。社会贤达老爹不但庇护不了儿子,反而不得不为“子之过”埋单——这种文化“风潮”,对“我爸是李刚”和“李天一事件”等现象所赖以产生的“沃土”国度的人来说,终究难以理解。

那么,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美国社会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分析早已成了国际社会看待日本和日本人时的经典诠释。但经典的反面,也早就成了老生常谈了,诸如相对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东洋社会体现为一种“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话说到这儿,就基本上说尽了,因为“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换言之,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鸠山由纪夫和MINOMONTA在内,他们的道歉,虽然不排除发自内心的对问题的自省成分,但更主要的,其实还是对周围压力和社会“风潮”的“皮肤”感知和本能性反应。

不过,话说回来,不道歉又当如何?试想,假如鸠山首相死不“谢罪”,MINOMONTA死活不出声的话,舆论(“风潮”)又能拿这两位公众人物怎么样呢?可想而知,对政治家鸠山来说,坐看政治反对势力和媒体狂炒,民调支持率一路狂泻,挨到下次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时,黯然下台,从而成为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话;对电视明星MINOMONTA来说呢,“装死”不言语,该出镜出镜,该在镜头前抖包袱抖包袱,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绝对扛不住电视观众打电话、发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因此,在我看来,这种“谢罪文化”的成因,与其说在于“耻感文化”,真不如说是“美感文化”所致——归根结底是为了“美感”:为了美,不愿意死得太难看。这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洁し)。日人若是在美感上纠结、过不去的话,那是真难过。江户时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的话,是要切腹自戕的。

到今天,社会的道德伦理约束其实已经稀松多了。虽然偶尔还能看到有人自杀以“谢罪”的消息,但为“谢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绝迹了(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别有诉求,另当别论)。不但没人切腹,连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担了也不稀奇。君不见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虽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可事到如今,你见有谁出来承担责任吗?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该如何则是另一码事——“谢罪”并不意味着承担实体责任,甚至谢过罪后,即可不必承担实体责任,是东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那些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该怎样怎样,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会要求责任主体承担责任,如列车倾覆事件、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基本上都得到了较比圆满的解决。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上市公司爆出丑闻,记者招待会上,以CEO为首,董事会全体成员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场面。一般来说,这种场面并不是单纯的POSE。道过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也会被承担。

与这种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较暧昧,有时看上去特像一个玩笑。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政客易“失言”,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政治家比较“自由化”,他们有时不遵循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甚至肆意发挥。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但有些政客偏偏故意视而不见,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二是说明媒体厉害,绝不是摆设,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客出台“谢罪”绝不收兵。而作为问题主体的政客,碍于舆论,也只好出面“谢罪”,但这种“谢罪”,究竟性质上不同于那些以企业为主体的道歉,责任主体所在模糊,极易被“暧昧化”。

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例证是41年前,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对中方的“谢罪”——所谓“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云云。笔者在拙著《中日之间》(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开篇《日本道歉了么——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一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深入的解读。就结果而言,田中的发言确实不无暧昧,因而当即遭到中方的杯葛,后被迫修改。但修改后的、双方最终认可的方案,即我们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看到的日方“谢罪”表达,其实离中方最初的诉求仍有一定的距离。但对田中而言,作为首相,他必须对自民党内阁和国会两院负责,对中“谢罪”方案是一个政治问题,妥协是必须的,只能谋求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于是,纵然是实力派如田中者,为了回国后能对各方面“交差”,也不得不玩了一番“暧昧化”的手法,于是才演出了让中方很不爽的一幕,从而做下了日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官司的由头。

不过,回过头来看,无论如何应当承认,田中角荣到底算是日本政治人物中少有的、真正富于大勇的敢于承担者。后来的政客,比他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更擅长玩闪烁其词的暧昧游戏,但就是没有承担者,真是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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