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日訊】陳小魯、宋彬彬等人遲到的文革道歉，讓國人把現實感覺重新切換到四十餘年前那遍地政治迫害的「崢嶸歲月」，同時也為反思中國的道歉文化提供了一個契機：究竟該如何評價陳、宋的道歉呢？如果他們的道歉「欠真誠」的話，那麼何種程度的道歉才算「真誠」呢？中國有「真誠」的道歉嗎？到底有多「真誠」？
凡此種種，見仁見智，人言言殊，爭出個所以然來也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許我們有必要平移視線，看一看東鄰日本對道歉的認識。何況那個國家不僅以源遠流長的「道歉文化」著稱於世，而且與中國之間還有過一場關於道歉問題的著名口水官司。乃至時隔近半個世紀的今天，大街上或虛擬空間裡隨便一個中國人，張口閉口批判日本的歷史認識，「舉重若輕」得就像居委會大媽訓斥剛來小區租房，尚未來得及辦暫住證的京漂一族。所謂「日本人不道歉」，在我國也幾乎成了一個顛撲不破的「常識」。
然而，中國的「常識」，未必是天下的常識，正如中國的價值觀念未必是普世價值、「中特主義」不等於世界大同一樣，這一點已無需詮釋。從這個意義上說，日人道不道歉的問題，還真是一個值得說道一番的事體。
首先，我們說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歉文化」，是一個事實判斷。文化的沉澱是語言。日文中，關於「道歉」的語彙異常豐富，粗通日文的筆者，無需翻詞典，隨口就能說出不下十種，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不一而足。倘若再輔以日文特有的自謙和敬語等不同語氣的表現的話，那真多了去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世界主要語言中，日文的道歉表達之豐富，無出其右。在商界，新入社職員要接受關於道歉禮儀的培訓；書店裡，有專門介紹各種規格的道歉信（お詫び狀、謝罪文）格式寫法的工具書。中國人去日本，對日人最直觀的印象是「點頭哈腰」——其實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賠不是。日人打招呼常說「すみません」，相當於漢語的「對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語。一般國人會以為，既然中國人和美國人也都用「對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沒啥可奇怪的。但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的頻度的話，還是免不了吃驚：要做多少壞事，才能成天賠不是到這個份上？其實，文化就是文化，無需做過於「踏實」的理解。中國人見面問「吃了麼」，有幾個是真操心對方吃不飽的？
瞭解了「道歉」是一種文化，便可一窺「道歉文化」之堂奧。既然是「文化」，這種文化便一定有其賴以產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旅日作家、孔子第75代孫孔健認為：日本的道歉是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人「通過賠罪，乞求對方的原諒，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嚴」。如前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因拿了自己老娘的政治獻金而違反了《政治資金規正法》，被媒體曝光敗露後，召開記者招待會，鞠躬、謝罪，以求得國民的「理解」。堂堂一國首相，對國民鞠90度深躬，賠不是，而所謝之「罪」，竟是拿了自己老媽的錢，中國人斷乎無法理解。可在日本，既被媒體和反對黨抓住把柄，不「謝罪」，還真難過關。
最近的例子是著名電視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去年9月，因次子的盜竊未遂嫌疑，MINOMONTA召開新聞發佈會：長達數分鐘的深躬之後，這位主持人噙著淚水，向廣大電視觀眾道歉，同時辭去了所有電視和廣播的節目主持人職務，徹底引退。MINOMONTA於1967年出道，在廣播電視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個世紀，主持過包括NHK紅白歌會在內的百餘檔節目，並出演電視劇和電影，是日本家喻戶曉的明星。可為了不爭氣的寶貝兒子，也只有低頭謝罪之一途。至於何以做告別華麗舞台的極端選擇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因為「感到了世間有種自己不辭職，便不能平息的風潮」。社會賢達老爹不但庇護不了兒子，反而不得不為「子之過」埋單——這種文化「風潮」，對「我爸是李剛」和「李天一事件」等現象所賴以產生的「沃土」國度的人來說，終究難以理解。
那麼，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美國社會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的分析早已成了國際社會看待日本和日本人時的經典詮釋。但經典的反面，也早就成了老生常談了，諸如相對於西方源於基督教的「罪感文化」，東洋社會體現為一種「恥感文化」：
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或者被公開譏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覺被譏笑，不管是哪一種，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但是，羞恥感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感覺到有外人在場。……恥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恥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樣，其意義在於，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會對自己行動的評價。
話說到這兒，就基本上說盡了，因為「他只須推測別人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並針對別人的判斷而調整行動」。換言之，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鳩山由紀夫和MINOMONTA在內，他們的道歉，雖然不排除發自內心的對問題的自省成分，但更主要的，其實還是對周圍壓力和社會「風潮」的「皮膚」感知和本能性反應。
不過，話說回來，不道歉又當如何？試想，假如鳩山首相死不「謝罪」，MINOMONTA死活不出聲的話，輿論（「風潮」）又能拿這兩位公眾人物怎麼樣呢？可想而知，對政治家鳩山來說，坐看政治反對勢力和媒體狂炒，民調支持率一路狂瀉，挨到下次眾議院或參議院選舉時，黯然下台，從而成為當代政治史上的一個笑話；對電視明星MINOMONTA來說呢，「裝死」不言語，該出鏡出鏡，該在鏡頭前抖包袱抖包袱，就算他能扛住收視率銳減的壓力，也絕對扛不住電視觀眾打電話、發傳真要求其「謝罪」、「滾蛋」的羞辱。因此，在我看來，這種「謝罪文化」的成因，與其說在於「恥感文化」，真不如說是「美感文化」所致——歸根結底是為了「美感」：為了美，不願意死得太難看。這在東洋美學中，叫做「潔」（潔し）。日人若是在美感上糾結、過不去的話，那是真難過。江戶時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潔」之信條的重罪的話，是要切腹自戕的。
到今天，社會的道德倫理約束其實已經稀鬆多了。雖然偶爾還能看到有人自殺以「謝罪」的消息，但為「謝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絕跡了（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切腹別有訴求，另當別論）。不但沒人切腹，連該承擔的責任都不擔了也不稀奇。君不見福島核電站的核洩漏事故發生後，雖然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東京電力公司和福島核電站的負責人沒少在電視上鞠躬「謝罪」，可事到如今，你見有誰出來承擔責任嗎？道歉歸道歉，但道歉之後該如何則是另一碼事——「謝罪」並不意味著承擔實體責任，甚至謝過罪後，即可不必承擔實體責任，是東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當然，那些責任主體和實體責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該怎樣怎樣，無論是受害者，還是社會輿論和法律，都會要求責任主體承擔責任，如列車傾覆事件、醫療事故、食品安全問題，等等，基本上都得到了較比圓滿的解決。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某個上市公司爆出醜聞，記者招待會上，以CEO為首，董事會全體成員一字排開，向公眾鞠躬「謝罪」的場面。一般來說，這種場面並不是單純的POSE。道過歉之後，法律認定的責任也會被承擔。
與這種有明確責任主體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較曖昧，有時看上去特像一個玩笑。在世界範圍內，日本政客易「失言」，是一個廣為人知的現象。這種現象的背後，其實有兩個問題：一是說明政治家比較「自由化」，他們有時不遵循政府歷來秉持的政治立場和「公式見解」，愛隨意闡釋，甚至肆意發揮。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場的關於歷史問題的「村山（富市）談話」和關於慰安婦問題的「河野（洋平）談話」，但有些政客偏偏故意視而不見，時而發出「不協和音」，以彰顯個性；二是說明媒體厲害，絕不是擺設，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沒商量，非逼到政客出台「謝罪」絕不收兵。而作為問題主體的政客，礙於輿論，也只好出面「謝罪」，但這種「謝罪」，究竟性質上不同於那些以企業為主體的道歉，責任主體所在模糊，極易被「曖昧化」。
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例證是41年前，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的田中角榮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就日本過去的戰爭罪行對中方的「謝罪」——所謂「我國給中國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煩」云云。筆者在拙著《中日之間》（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開篇《日本道歉了麼——中日關係史上一段「迷惑」與「麻煩」的公案》一文中，對此做過一番深入的解讀。就結果而言，田中的發言確實不無曖昧，因而當即遭到中方的杯葛，後被迫修改。但修改後的、雙方最終認可的方案，即我們後來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看到的日方「謝罪」表達，其實離中方最初的訴求仍有一定的距離。但對田中而言，作為首相，他必須對自民黨內閣和國會兩院負責，對中「謝罪」方案是一個政治問題，妥協是必須的，只能謀求一個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於是，縱然是實力派如田中者，為了回國後能對各方面「交差」，也不得不玩了一番「曖昧化」的手法，於是才演出了讓中方很不爽的一幕，從而做下了日後一場曠日持久的口水官司的由頭。
不過，回過頭來看，無論如何應當承認，田中角榮到底算是日本政治人物中少有的、真正富於大勇的敢於承擔者。後來的政客，比他躲躲閃閃、遮遮掩掩，更擅長玩閃爍其詞的曖昧遊戲，但就是沒有承擔者，真是數不勝數，比比皆是。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