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八）

北京时间：2013-09-29 00:10

【新唐人2013年9月29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著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著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 第一章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股份制改造

三、“淮桔成枳”留下的思考

在利用股份制重组国有企业改制热潮中，政府和理论界注意的主要是“管理功能”，但不少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却只注意到股份制的集资功能，并且主要是因为这一点而踊跃参加“股份制改造”的。相当多的企业经营者在进行所谓“股份制改造”时，千方百计地争取超规模发行股票，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多筹集一些资金。但由于政府的着眼点与企业的出发点有相当距离，企业“改制”以后，大都采取一种“瞒上不瞒下”的做法，对政府只要汇报自己如何通过努力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机制，使政府主管部门有业绩向上申报就行，股金的运用则基本上处于不受监控的状态。因之在资金的使用上就出现了许多问题：有的将筹集的资金拿去放高利贷，有的拿去投放至“泡沫经济”领域，炒房地产、股票、期货。还有的企业在投资时，不遵照法定程序和募股书中对股东的承诺，随意支配资金，改变用途。由于投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的资金最后都被套在房地产、股票等投资项目上，经营困难。连股东的基本利益都没法保证，更无从去谈企业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从实践后果来看，“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企业改制的“王牌”失灵，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目前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按照国际惯例，股份制企业通过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独立法人资产，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权利，都必须由法律赋予并加以保证。其它诸如股权的分散化、终极所有权、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票的上市发行与自由转让等等，均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相当完备的经济立法，诸如证券交易法、公平竞争法、证券投资保护法等。如没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和配套法规，必然导致混乱。中国大陆的股票一级市场属于“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展开寻租活动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股份制企业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则，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导致利用内幕消息与凭借资金实力操纵股市行情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使股市成为过度投机活动滋生的肥沃土壤。远的不说，仅以1996年中国股市为例，这一轮股市狂潮根本不是某些中国大陆传媒所说的那样，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提前反映”，而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银行由于居民存款高速增长而背负着相当大的利息支出压力；另一方面大部分国有企业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急需通过直接融资筹措大量资金。上述两方面情况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通过上市解决资金问题，但长久的低迷熊市已使大部分投资者裹足不前，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入市必须要发动新一轮行情。这种社会背景使得中国股市在1996年带有相当大的投机色彩，大量的投机资金在短期内频繁进出股市，最高的一天竟达250亿的成交量。与此相随的是大量“消息灵通”人士利用内幕消息和资金实力操纵股市行情，就在1996年12月初，中国证监会对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28家机构在股票发行过程中违规拆藉资金一事进行查处。据证券业人士透露，这种违规拆资在证券行业相当普遍。（注27）

被吹捧为“机会的天堂”的中国股市上面充斥着各种通过腐败贿赂行以上市的公司，中国股市日益堕落为一个大赌场。2001年1月，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著名的“赌场论”，另外五位经济学家如厉以宁等人公开回应吴敬琏的观点，由此揭开了中国股市大讨论的序幕。2001年8月，许小年发表了《调整中的中国股市》一文，该文认为中国股市身患沉痾，很难通过调整治疗，必须重起炉灶。这一观点后来被市场解读为著名的“推倒重来论”。（注28）到2005年，中国股市已经陷入非常低迷的状态，《华尔街日报》2005年4月21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崛起，股市沉没，中产抗议》的文章，指出中国股市不断下跌正引发社会不安，随着中国股市创出6年来的新低，中国6,000万散户投资者却发出刺耳的不和谐声。而到了2005年7月上旬中国股市再次逼近千点指数，国内对股市前景预测已经是一片悲叹之声。（注29）

四、中国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说中国政府在1998年前还装模作样反对股市投机，那么到了1998年以后，政府悟出了用股市圈钱是化解金融危机的一条途径，干脆公开为股市泡沫造势。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让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于是中国股市近几年常常出现这么一种恶性循环：在股市萎缩时，鼓励银行贷款给机构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时，又开始“查处”银行违规放贷。如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励下，不少机构大户贷款入市，股市暴涨。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又开始查处数家商业银行“违规贷款”一事，造成大量资金退出股市，在一个月内，中国股市总市值缩水7,000亿元，下跌幅度为14％。（注30）近几年中国股市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暴涨暴跌，过度的投机色彩使得证券市场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严重受损，长此以往，资金市场将失去一条腿。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的《证券法》出台，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要对证券市场进行“规范”的时候，证券市场却出现了许多严重违法的事件。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有企业拖欠银行贷款日益增多，中国金融危机隐患已经非常严重。中国各级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场“圈钱”，此后证券市场与基金黑幕各种丑闻不断。

1999年，首先是海南“琼民源”造虚假报表，使股价在两年之内上升了1,000％以上。（注31）此事被揭穿以后，造假之风不仅没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比较有名的是被誉为“海南支柱性产业化纤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兴业聚酯公司(交易代码为600259)。该公司于2000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不到一年时间，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就被全部质押或冻结，由此带出一连串问题：项目从未真正验收，公司从未盈利，银行贷款动机可疑，内部职工股去向不明等等。而这一切问题又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票上市的规则相悖。事后根据调查，这一公司的上市所需的项目竣工报告是由政府部门“海南省工业厅琼工纺字(1998)245号文件”替代的。（注32）海南省政府部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可疑的角色。

2001年8月被揭穿的“银广夏事件”更是一个天衣无缝、持之以恒，以股市上数亿资金投入作为支撑的巨大谎言。“银广夏”公司的全称是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代码0557），这只股票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后一路狂升，到2000年末时其价位与一年前相比上涨了440%，涨幅位居当年中国深沪两地股市第二位。从1998年10月起，“银广夏”的公告宣布自己自己已经从德国客户手中拿到5,000万马克的供货协议；到2001年4月，“银广夏”经审计的数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对德出口额为1.8亿马克，“银广夏”的利润主要由此而来。仅在2000年，此项利润据推算已经达到4.7亿元左右；与此同时，该公司公告他们已经与德方客户签订连续三年、总额达60亿元的订货合同。为了证明这种超常规的暴利为事实，“银广夏”不仅有财务报表还向社会展示该公司的“真实投入”：为生产那种能够出口的“萃取产品”（一种化工产品），公司已经出资2.8亿元于2001年6月在安徽芜湖建成新的生产线，试车典礼时各路记者云集。该公司还宣布：更大规模的生产线尚在申报中，据称将投资5亿元。然而到2001年8月惊曝内幕时，公众才发现，这个公司所有的业务与利润全是虚假的！银广夏两年来的全部对德出口只不过1,070万马克( 约合当时汇价480多万美元)（注33）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如上市公司缺少公开透明、提供准确信息的传统，有部分公司形式上是国有控股，实际上变成了家族控股的公司。（注34）而一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工作的证券分析人员赵纲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将中国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注35）

股市上的另一个大骗局就是由各地政府默许甚至参与的“资产重组”活动。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部分经济学家与传媒吹得神乎其神的“资产重组”活动，根本就未改善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业绩。大多数进行资产重组的公司即使当年业绩有显着提高（这种“提高”主要得益于当年从股市上圈到大量的钱，并非效益的提高），但随后便出现增长速度下降乃至负增长。事实证明，这种以政府行政行为主导的“资产重组”已经为各种各样的投机目的所用，难以真正发挥资源重新配置作用。最典型的行为首先表现为政府主导“绩差股”重组运动。从表面上看，控股权有偿转让反映的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控股权无偿划拨中强烈的政府色彩不可避免地与一些私人利益集团相联系，一方面导致这些利益集团直接利用廉价控股权掠夺上市公司的财产，另一方面在重组事件公告之前，以公司的控股权有偿转让为题材，利用资金优势大幅度炒作股价以获取高额的超额收益。其中最典型的是恒通公司入主棱光实业公司6年以来，棱光公司的经营状况根本就未获得改善，但恒通却通过溢价转让资产、股权质押、经济担保等多种手段，前后从棱光实业弄走了8个多亿的资产与信用。其次是玩账面游戏，纯粹为获得资金而进行资产重组。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进行了资产重组，其中有123家利润出现负增长，29家亏损，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公司重资产重组而轻视产业整合，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没有提高。ST公司的重组也同样如此。2000年中期，中国深圳与上海两市共有50家ST公司，其中21家处于严重亏损状态，ST郑百文等公司更是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第三种行为则是公司频频变脸，不断进行资产重组。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共有大大小小的资产重组事件2,000多起，成为部分亏损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杀手锏。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11月30日，中国股市共发生770起比较重大的资产重组，涉及到400家上市公司，平均一家上市公司发生将近两次大型资产重组，其中有25家公司连续3年实施资产重组。（注36）

这些证券市场上的腐败行为背后几乎都有政府官员参与，证监会本为监管股市而设，但近年来，证监会却频频传出腐败丑闻。据公开载于媒体的消息，中国证监会成立12年以来，就有7位官员因腐败行为曝光而受惩戒。（注37）

上述情况具体揭示了中国前几年进行的“股份制改造”与“资产重组”运动的本质：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努力下，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与所谓“资产重组”，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以“内部人”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与广大中小股民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予手段，对社会资源的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这一点只要考虑到中国股市的基本特点“两个90％”就可以了然于心。一个“90％”是指上市公司有90％是国有企业；另一个“90％”是中国目前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有90％是国有的或是公有的。（注38）这一特点就决定了政府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股市圈钱，将其作为摆脱国有企业从而也是国有银行危机的主要手段。股份制改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权力阶层瓜分国有资产的活动在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大规模权贵私有化过程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制改造”确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一顿“免费午餐”－－只是享受者限于权势者群体而已。

历史上，“种瓜得豆”的经验屡见不鲜。正如中国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毛泽东领导的以消灭有产阶级为手段、以社会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革命，最终并未带来期望中的富裕与社会安定一样，这场以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为目标的“股份制改造运动”也与初衷相违。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参与分配，客观上只为大批权力圈中人物在短时期内积累巨额财富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并加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从社会整体的实践后果来看，股份制改造以这种方式进行，对整个社会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付出，因为大量资源浪费在企业为谋求“改造”以及“改造”后上市的寻租活动中。

到了2005年，任何人都能够看清楚中国股市黯淡的命运，2000年末，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已占GDP的50％，上市公司1,000多家，个人投资者5,500多万户，（注39）证券市场总市值高达5.4万亿，这些数字表明股市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中国政府任由股市的腐败与投机行为泛滥下去，使中国股市成为一个政府“坐庄”的超级大赌场，最后不仅赌掉了国家信誉，还使中国股市濒临死亡。股票虽由2000年的1,000余家上升到2004年的1,350只，但至2005年初市值总额仅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流通市值减少近万亿。（注40）而股票总市值仅占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注41）

中国企业一向视上市为敛钱之捷径。国内股市既然萎靡不振，中国企业就将圈钱的目标转移至海外。至2005年第一季度为止，中国企业在香港、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共有370余家，总市值已达到2.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600亿美元左右）。这些海外上市公司当中，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为17家，筹资规模较大的石油石化、电信类的国有大企业都是同时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注42）

但习惯了在中国弄虚作假、只管圈钱而不对投资者回报负责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却遇到了在中国股市不曾遇到的麻烦。根据英国律师事务所Herbert Smith提供的数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香港和中国内地公司中有11.5%曾受集体诉讼的困扰，而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7.2%。（注43）中国人寿股份2003年12月17日成功登陆纽约，半年之后，由于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中国人寿集团的审计结果，中国人寿股份由此招致美国投资者集体诉讼，包括公司董事长王宪章、独立董事龙永图在内的五位董事都在被诉之列。（注44）也因为中国企业声誉不佳，中国政府想推出四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梦想，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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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7：“中国证监会查处一批违规机构”，1996年事见《深圳特区报》（1996年12月6日）。

注28：“中国股市‘股权分置’问题大事记”，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30日13:39:48，来源：《资本市场》杂志。

注29：“暴跌创四个之最，中国股市再次站在千点悬崖前”，中国新闻网，2005年7月11日上午9点32分，
http://news.allnet.cn/finance/stock/17739.html；“中国股市2005年面临三大危机”，www.XINHUANET.com，2005年03月22日08:38:35来源：《北京现代商报》。

注30：《世界日报》2001年8月5日A8版。

注31：《财经》（北京）1999年4月号。

注32：“兴业聚酯疑窦”，《财经》（北京）2001年4月号。

注33：“银广夏陷阱”，《财经》（北京）2001年8月号。

注34：“周小川痛批上市公司”，《世界日报》2001年9月11日D5版。

注35：《财经》（北京）2000年10月号。

注36：黄湘源：“上市公司滥用资产重组”，《广州日报•财经新闻》（2001年2月12日）。

注37：“金融腐败求解：证监会成立12年落马七官员盘点”，www.XINHUANET.com，2005年01月11日07:39:29，来源：《财经》杂志。

注38：《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7日B3版。

注39：《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15日：“中国股市风雨十年路”。

注40：“中国股市的二难选择”，原载《经济观察报》（2005年04月30日），http://finance.sina.com.cn。

注41：“祭奠‘5.19’，回顾六年中国股市的惨痛”，http://topic.news.hexun.com/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