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华:环境之殇 ──专制权力滥用的后患

【新唐人2013年5月12日讯】 盲目追求GDP的环境代价

在今年“两会”上,代表们以投票方式表达了对环境部门的强烈不满──得票最低。环境问题之严重,世界上污染程度最深的十大城市,中国就占了六座。从方方面面来看,我们的人居和自然环境都出现了难以遏制、不断恶化的问题:水资源遭受持续不断的广泛的污染,工厂有毒废弃物和填埋物极大地毒化了土地甚至农田,空气更不用说了──雾霾北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凡此种种,已经激起了民众强烈的不安和焦虑。

纵观过往,中国的环境危机频发不是一天两天才有的,在各级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吸引外资、确立GDP至上政绩观的几十年间就一直持续着。但是,那时候的环境污染并没有成为像现在这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问题,它之所以现在成为一个社会热点,与以下原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传媒及网络空间的拓展。

很多对于环境破坏与污染的深度报道最初都来自于网民的推动,然后又有媒体对网上发酵的热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

二、社会和经济转型促使人们对居住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长期以来,公众对于增长率已经提不起兴趣了,在这个国家一路狂奔向更高的经济目标时,他们已经越来愈感到疲惫和厌倦。GDP和人民幸福关联度的幻想早已破灭。在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民众依然发现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被欺骗:政府承诺了经济增长率会给他们带来富裕、美好的生活,但是从来没有告知他们这种全无底线的发展将会牺牲掉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人们对于GDP只感到虚假,他们更加注意到自己生活着的城市已经被污染到致命的程度。人们对于雾霾北京的愤怒其实是一种长期压抑的集体愤怒,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焦虑和不安。对于这一点,政府实在是无法再回避了。

环境问题成为社会动乱导火索

三、环境问题成为了中共统治危机的致命导火索。

过去,不管什么媒体谈到环境问题,通常是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批评,再呼吁加强一下监督,或者要求人们提高环保意识。像这样所谓的舆论,实际上对政府、对民众、对工厂企业都没有真正的影响。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随时可能成为人们对政府的憎恶的释放口。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去年下半年在江苏启东发生的造纸企业污染事件。开始是有当地居民发帖指出污染问题的存在,然后热心网友进一步了解揭示出造纸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导致了这一问题,随着网络点击率飙升以后媒体开始卷入,进行全方位的追踪调查报道,最后是启东十万民众进行抗议示威,发展成轰动全国的群众事件和政府信任危机。环保已经从简单、专业的环境管理和治理转变为社会问题,并随时可能成为政府统治危机的导火索,使得它变得更加纷繁复杂。这一性质上的巨大转变也迫使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环境问题,毕竟这关系着政权的巩固与否。

中国环境问题难解的根源

从实际层面来谈环境治理的话,我们并不难发现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一、环保部门有名而无实,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

环保部门的官员只是替罪羊。他们名义上是监测、管理、治理环境问题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全国上下都要求他们必须要为当前愈演愈烈的环境恶化现状负责。但是,从客观情况来说,他们在环境议题上的权力实在太小。简而言之,环境问题牵涉很多利益关涉方,譬如企业、工厂、当地政府等等。如果环保部门做出了一个决策,想要处理解决环境问题,他们又不得不和当地企业、政府和警察等执法部门沟通联系。如果没有其他部门的配合,他们就无法正常运转。

二、没有节制的国家权力带来巨大的灾难。

最可怕的问题还在于,中共以国家的名义滥用科技,以为人定胜天,肆意改变国土上天然的环境,贻害无穷。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福音,但也使得人们产生了科学崇拜,相信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科技一方面带来好处,但是也能产生无穷的祸害。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共那样的不受制约,盲目、愚顽地实行这样巨大的环境工程:三峡、向家坝、怒江水电、南水北调……虽然这些巨大的、改变了整个中国自然地貌的工程很少让人们联想到环境危害,但其实它们掩盖着最深、最致命的危机。群山被推平,河流改道,三峡被淹没,黄金水道被拦截……,由此带来的水文地理、气候、地壳的突然巨变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科学家的知识范围。中共将高度垄断的国家权力和现代科技结合在一起,给世界和后人留下了最可怕的反面教材。

改变体制才能治理环境

总之,环境问题与中共的体制存在着很深的联系,尤其是国家权力的不受节制,从根本上导致了环境危害的泛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监督机构或者民间团体能够与其抗衡,而民众也就被消声,被动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故此,必须要改变国家权力独大的局面,引入外部监督力量,让民众参与,才能有效制约为所欲为的权贵利益集团,才能避免权贵利益集团用全体国民的环境安全和身体健康去交换他们私人的利益。不去触动这个中共独裁体制本身,中国环境问题永远无法真正治理。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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